來源：錢江晚報 作者： 王湛
偶然的一天，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穆卓接觸到梁啓超的幾封家書，他驚奇地發現——梁先生就像隔壁家的老爺子，平易近人，宛如畫上的人物一下子走到了現實。
出於興趣，穆卓後來又找了幾本梁啓超家書看；出於喜歡，他就想自己收集一些。收集的多了，他又想知道寫作背景。
一來二去，慢慢就成了這本書——《寶貝，你們好嗎》，共收集了梁任公給孩子們的400餘封家書。
人們常說嚴父慈母，不過，看梁啓超家書，穆卓倒恰恰看出梁先生的慈父形象來。
「對長女思順，梁先生常親切地稱其為『嫻兒』、『寶貝思順』、『順兒』等；對小兒子思禮，往往以『老白鼻』相稱，老白鼻者，老Baby也；對思懿，則乾脆取外號為『司馬懿』；至於思寧，卻又以行名，呼為六六。」穆卓感慨，「形式各異的稱呼中映襯出的是父親的親切與慈愛，慈父形象躍然紙上。」
於現代人而言，看看梁啓超，或許我們那些因忙碌而忽略孩子的理由，就顯得非常不足一提。
信手拈來，隨意揮灑
記者（以下簡稱記）：怎麼想到要編這樣一本書？
穆卓（以下簡稱穆）：只要是上過學的人，都或多或少知道梁啓超這個人，但和大多數人一樣，我開始對梁啓超的認識只停留在課本上。即便後來讀了他的幾本書，如《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是遠距離地看他。
直到偶然一天，接觸了他的幾封家書。一來二去，慢慢就成了這本書。
記：這400多封家書，是從哪裡找出來的？
穆：主要來自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的《梁啓超未刊書信手跡》，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吳荔明著《梁啓超和他的兒女們》。
《手跡》全是梁先生的書信真跡，非常珍貴。《年譜》是梁先生的弟子丁文江首先編的，從梁先生過世那年開始編寫。為了資料的完整性，當時還專門登報向社會廣泛徵集梁先生的書信札記以及詩文電稿等，一時間，大批資料紛至沓來，其中光梁的書信就有兩千多封。到了1932年，趙豐田在丁文江的指導下參與進來，四年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完成，油印五十部，交親友徵求意見。也就是這年初，丁文江意外去世，未及見到《年譜初稿》問世。
此後四十餘年，因種種關係，《年譜》處於停滯狀態，1978年，趙豐田又應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請，重新做了整理。這就是後來大家都看到的《梁啓超年譜長編》，不過，用原手跡對照本書部分家書內容，發現裡面也有不少錯訛，這在《寶貝》這本書上有所改正。《兒女們》是梁先生外孫女吳荔明的著作，吳是梁思莊的女兒，裡面也收錄了幾封之前未刊出的書信。
記：在收集梁啓超家書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穆：要說困難，最大的莫過於對手跡的辨認了，梁先生寫字經常信手拈來，隨意揮灑，想到哪兒寫哪兒，有時覺得意猶未盡，就會在原本的兩行中間加上一行，有的寫得極小，很不好辨認。當然，更多的是對字本身的辨認，可能是梁先生時間緊張，有的信寫得比較潦草，同一個字，同一封信里前後寫法都不一樣。
梁先生手跡里很少有錯別字，這次整理後書裡之所以會出現「狠」「很」，「他」「她」等不分，完全是在當時並沒有後來的「很」「她」等寫法，整理時為了保留原貌，一律按原來的寫法收錄。
其次是信中提到的一些人名，也很讓人破費腦筋。因為這些人在梁先生與孩子們眼裡都是熟人，所以信里寫的很隨意，有的稱字，有的稱號，有的則尊稱，這給不熟悉的人帶來的困難可想而知。
記：這些家書裡，讓您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穆：人們常說嚴父慈母，看梁啓超家書，我倒恰恰看出梁先生的慈父形象來。
作為父親，梁先生像任何一位父親一樣，都希望孩子們個個成材，然而，當孩子們的學業和身體呈現矛盾的時候，梁先生毫不猶豫地讓孩子們放棄學習，先養好身體。在給長女思順的一封信里，梁先生一再告誡最寶貝的女兒，「功課迫則不妨減少，多停數日亦無傷。要之，吾兒萬不可病，汝再病則吾之焦灼不可狀矣。」
只有真正疼愛孩子的父親，才會在孩子的健康與學習之間，毫不遲疑地選擇前者，哪怕是孩子們捨棄學習也在所不惜。這裡，父親的愛是最原始的，也是最回歸本真的，這就是令我感動的所在。
現代人再忙，忙不過梁啓超
記：梁啓超教育孩子的方式，你覺得最值得現代人學習的有哪些？
穆：首先是平等，事事都跟孩子們商量，尊重孩子們的意見，不居高臨下。
比如1925年8月，梁先生想買北戴河章宗祥的房子，他就寫信給大女兒大女婿商量，說：「現在有一件事和希哲、思順商量：我們現在北戴河借住的是章仲和的房子，他要出賣，索價萬一千，大約一萬便可得。」接下來，梁先生跟女兒女婿一一剖析買房合適的依據，建議和孩子們「打伙平分，你們若願意，我便把他留下」。
其次是關心無微不至，無時不至。梁先生給女兒的信，小到壓歲錢的分配、閨房的布置，中到興趣學識的培養，大到做人的道理，事無巨細，一一都能從書信里找到教誨。
現在人常常以工作緊張、抽不出時間為藉口，而忽略了對孩子們的關心。回頭想想，再忙，也不會忙過梁先生吧，組織內閣、護國運動、五四運動、反對張勳復辟、清華國學院的組建、松坡圖書館的建立，乃至到各個大學演講，公務之繁忙，非常人所能預料，白天自然很難有時間給孩子們寫信。他的信，從落款可知，多半寫於凌晨兩三點鐘，有的信甚至隔了三五天才完成，即便這樣的繁忙，梁先生也常常寫信，從1911到1928年，除1914、1917年未有家書，其餘每年都有，少則一年幾封，多則幾十封。即便是護國運動身赴前方之際，也依然家書不斷，述說自己的近況，並督促女兒學習。
再次是以身作則，潤物無聲。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父母的作用，更多地體現在言傳身教、身體力行上，通過自己的一些言行舉止來影響孩子。對孩子性情的培養，梁先生常常現身說法，「我生平對於自己的所做的事，總是津津有味，而且興會淋漓，什麼悲觀咧，厭世咧，這種字面，我所用的字典裡頭可以說完全沒有。」「一個人若是在舒服的環境中會消磨志氣，那麼在困苦懊喪的環境中也一定會消磨志氣。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過過多少，舒服日子也經過多少，老是那樣子，到底意氣消磨了沒有？我相信我的孩子們，個個都會受我這種遺傳和教訓，不會因為環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墮落的。」
記：書中，梁啓超給女兒的《與嫻兒書》特別多，在對兒子和女兒的教育上，梁啓超有何不同？
穆：的確，從保留至今的家書中，很明顯就能看出，給嫻兒（梁思順）的信最多。對於這個「寶貝」女兒，梁先生傾注了比別的孩子更多的愛，用費正清夫人費慰梅的話說：「梁啓超給女兒的信上表明她是他的知己……在與其他孩子的相處模式中，他是那種無所不知的傳統父親，但和女兒思順之間，雖然有著二十多歲的差距，兩人卻是平等地商量討論。這表示思順已填補了原配夫人和忙於家務的二太太給梁啓超留下的精神空虛。」
至於兒子和女兒教育的不同，似乎倒沒有明顯的區別，都鼓勵孩子們好好學習，卻又不希望因此累壞了身體，都期待孩子們在學業上有所成就，卻又不想孩子們為了學習而學習，因為「求學問不是求文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