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佛教（製圖：曉愚）
毛澤東(1893—1976)是我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和思想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作為一代國家領袖，無論在其幼年時代，還是在戎馬生涯的中青年時代和管理國家的老年時代，他一直對佛教懷著濃厚的興趣，關注著佛教事業的發展。現對毛澤東與佛教的關係展開論述。
一、毛澤東幼年信佛的家庭原因
毛澤東的幼年信佛是受到其母親文七妹的影響。在毛澤東出生前，毛澤東的母親文氏已生過兩胎，均夭亡。1893年12月26日，文氏生下第三個兒子毛澤東，格外疼愛。她唯恐這個兒子再夭折，於是堅持持「觀音齋」。
文氏還不放心，為了使兒子「根基穩固」，她將毛澤東寄養在娘家，拜後山龍潭口一塊巨石為乾娘。文氏娘家有個龍潭，內有清泉流出，
四季不竭。龍潭口矗立著一塊高二丈八、寬二丈的石頭，傳說石下鎮有一妖怪，石上建有小廟，人們稱為「石觀音廟」；，遠近聞名，經常有人前來禱告。毛澤東出生不久，母親文氏把他抱到「石觀音廟」，燒香叩拜，拜石頭為乾娘。
文氏雖未讀書，但佛教思想對她影響極深。毛澤東在母親身邊耳濡目染，也受到影響而信佛。1909年，毛澤東因為母親生病到南嶽朝山進香許過願。還經常和母親一起到附近的鳳凰山佛寺里去拜佛。他自家的堂屋供有菩薩像，也是依時按節燒香叩拜，從未間斷。同時，也拜天地，祭祖宗。1959年6月，毛澤東重返故居時，還指著堂屋正中擺過神龕的地方對工作人員風趣地說：
「這就是我初一、十五工作過的地方!」
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是個精明能幹、性格倔強的農民，不信鬼神、不敬菩薩，他一心想的就是發家致富，對妻子和子女們的施捨行為非常不滿，甚至體罰和責罵毛澤東。家庭也出現了矛盾，毛澤東認為其根源是父親不敬佛，導致思想分歧。因此，他和母親千方百計引導父親。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全的窖洞裡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談到自己的母親，毛澤東說：
「我母親是個仁慈的婦女，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都願意接濟別人。」正是因為有高尚的母親，促使佛教對毛澤東造成深遠的影響，少年時代他曾朝山進香，後來的生活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毛澤東同斯諾說過：「因為我母親虔誠地信奉佛教，她向孩子們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自己的父親不信佛而難過。我九歲時，就同我母親認真地議論過我父親缺少對佛菩薩的虔敬之心。從那以後，我們曾多次試圖改變他，但卻沒有成功。」
二、毛澤東與佛學經典
在中國佛教幾個宗派中，毛澤東最熟悉的是禪宗。對於禪宗的學說，他對唐朝高僧惠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禪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使佛教在中國廣為傳播。毛澤東高度評價六祖惠能《六祖壇經》一書，他曾讀過多次，有時外出還帶著。該書又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這是一部惠能圓寂後由其弟子法海編篡的語錄，其中心思想是「見性成佛」，主張「頓悟」。
《六祖壇經》的傳播，對禪宗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國佛教著作被尊稱為「經」的，僅此一部。
毛澤東在1958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的講話中，談到惠能。毛澤東對惠能《六祖壇經》的評價極高，尤其高度評價六祖對主觀能動性的發揚。他說：「唐朝佛教《六祖壇經》記載，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識字，很有學問，在廣東傳經，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躍進。惠能敢於否定一切。有人問他：死後是否一定升天?他說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麼辦?他是唐太宗時的人，他的學說盛行於武則天時期，唐朝末年亂世，人民思想無所寄託，大為流行。」
這段話表明，毛澤東對禪宗，特別是惠能思想早有研究。據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建國以後，毛澤東曾多次索看《六祖壇經》，有時外出視察時也帶著。
關於禪宗六祖的故事，毛澤東對擔任秘書的林克說過許多次，特別讚頌惠能勇於革新的精神，不要教條、不要清規戒律，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國佛教的始祖，後世將他的創樹稱之為「佛學革命」。當時毛澤東還脫口背出惠能所作的偈語：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個精神，毛澤東說是和自己的性格相通的，毛澤東還給林克專門解釋了這首偈的背景。毛澤東還能背出《六祖壇經》裡記述的另一首神秀所作的偈頌：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試，勿使惹塵埃。」毛澤東也曾對班禪大師說過：中國佛教史上能被佛教徒尊為「經」的，就僅《壇經》一部。
據毛澤東的圖書管理員逢先知回憶，毛澤東相當重視佛教經典的學習和研究。佛教的一些重要經典如《金剛經》、 《華嚴經》、《六祖壇經》等，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毛澤東都讀過一些。據逢先知提供的書目單，1959年10月23日毛澤東外出前指名要帶的書籍，除馬克思、恩格思、黑格爾、費爾巴哈、諸子百家、朱熹、王夫之、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書外，指名要帶的佛經有《六祖壇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法華經》、 《大涅盤經》等。
因為毛澤東常常研究佛理，所以對獻身於佛教的人物常懷敬意，毛澤東說過：
「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經，其經歷的艱難險阻，不弱於中國工農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帶回了印度佛教的經典，對唐代文化的豐富和發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三、毛澤東著作中對佛典的引用
在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中，經常套用佛教或與佛教有關的成語、典故，因而使之文采斐然。現擇要予以介紹。
1．隔靴搔癢。1957年3月，毛澤東和文藝界人士談話，談到現在文藝批評有三類：一類是抓到癢處，不教條，有幫助的；一類是隔靴搔癢，空空泛泛，得不到幫助，寫了等於不寫；一類是教條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礙文藝批評的開展。
成語「隔靴搔癢」語出《五燈會元》卷八：問： 「圓明湛寂非師意，學人因底卻無明?」 (契穩)師曰： 「辨得也未?」曰：「恁麼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
「隔靴搔癢。」「隔靴搔癢」意謂不透徹、不貼切，沒有抓住要領。
2．同床異夢。1957年毛澤東在一個會議上，談到資本家公私合營後，與公方代表的關係還是「貌合神離，同床異夢。」 《景德傳燈錄》卷三十：
「山僧雖與他同床打睡，要且各自做夢。」「同床異夢」即從此語衍出，說明兩人志向不同，各有各的打算。
3．無事不登三寶殿。1958年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一次講話時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想到一點問題，交換意見。佛教將佛法僧合稱「三寶」。故以「三寶」泛稱佛教，三寶殿即佛殿。寺門規矩，上佛殿時必須恭敬肅穆，進行禮拜、誦經、供養等，不得隨意在殿中閒逛、閒聊。俗語「無事不登三寶殿」，意謂無事不來，既來便有事相商或相求。
4．引玉之磚。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對於全國的先進文化工作者，我們的東西只當作引玉之磚，千慮之一得，希望共同討論，得出正確結論，來適應我們民族的需要。
「引玉之磚」從「拋磚引玉」轉化而來。 《五燈會元》卷四： 「比宋拋磚引玉，卻引得個墼子(磚頭)。」比喻以自己的粗淺見解引出別人高明之見解。
在毛澤東的著作頻頻可見佛教典故的引用。諸如： 「一廂情願」、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回頭是岸」、 「——絲不掛」、「對牛彈琴」、 「一知半解」、
「做天和尚撞天鍾」、 「對牛彈琴」、 「閉門造車」等等，不勝枚舉。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在晚年談起遲遲不能結束「文革」的憂慮時，還引用了成都寶光寺的一幅楹聯：
「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後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從毛澤東對佛典的頻繁使用，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佛教經典是深有研究的。
四、毛澤東對佛教的評價
毛澤東在多種場合曾與不同的人談到佛教，並對佛教作出了自己的評價。作為一個革命家的毛澤東，對於佛教歷史作用和地位的評價，首先是從政治角度來看待的。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參觀五台山台懷鎮塔院寺時，跟隨方丈一起參觀鐘樓，他一邊細細品讀著巨鐘上鑄刻的經文，時而抬頭對周恩來說：
「佛教文化傳入中國近兩千年，它和儒、道學說相融，成為了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我們要加以保護和研究。」周恩來點頭說：
「是啊，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今人成就是在歷史的基礎上取得的。我們信仰馬列主義，也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毛澤東又說：
「幾千年來，佛教在哲學、建築、美術、音樂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視的，這是全人類也是中華民族文明和燦爛文化的重要部分。」
1955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談話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思想。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度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民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在這段話中，毛澤東認為佛教的普度眾生，是為了讓那些受壓迫的人都能得到徹底的翻身，並認為佛教的這種觀點與共產黨人的宗旨是相合的。
毛澤東還認為佛經可以分為上層的和勞動人民的兩個部分。1959年10月22日，他在同班禪大師談話時說：東晉時西域龜茲國的塢摩羅什，來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國大乘佛教的傳播，他有功勞。漢譯本《金剛經》就是他譯的。我不大懂佛經，但覺得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惠能的佛經《法寶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
在這裡，毛澤東把佛經分為上層和勞動人民兩個部分。他認為來自勞動人民的佛經理論才會受到大眾的普遍歡迎。特別是惠能《六祖法寶壇經》中的惠能「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就有無量無邊罪。」惠能這種「下下人有上上智」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勞動人民的重視和替勞動人民在文化領域爭地位的思想，因而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的一次談話中，曾談到了任繼愈和佛學。毛澤東說：任繼愈，很欣賞他講佛學的那幾篇文章。有點研究，是湯用彤的學生。他只講到了唐朝的佛學，沒有觸及到以後的佛學。宋朝的理學是從唐朝禪宗發展起來的，由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對的。不管它，怎麼行?韓愈不講道理，
「師其意不師其辭」，是他的口號。意思完全照別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講道理，講一點點也基本上是古人的。
《師說》之類有點新的。劉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義。
從這段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宗教，特別是佛教在中國哲學史上地位的高度重視。這種重視，實際上是對佛教在中國文化史上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我們還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韓愈對待佛教的態度是不滿意的，對柳宗元敢於出入於佛寺的態度，是充分肯定的。毛澤東對任繼愈《漢一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一書，只講了唐代以前的佛教感到遺憾。毛澤東認為，宋朝的理學是從唐朝禪宗發展起來的，由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
五、毛澤東與黨的宗教保護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和黨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貫重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一章總綱第五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人身、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利。」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致敬團時指出：
「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和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採取保護政策。」這說明，共產黨對宗教的保護政策和信仰自由政策是長期的、穩定的。
毛澤東意識到，建國後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具有促使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重要指導意義，同時尊重人們的宗教信仰，也會對社會安定產生積極的作用。50年代，一個伊斯蘭國家的共產黨領袖訪華時，談到不願到清真寺去，!毛澤東當即說：
「既然人民民眾還去教堂，為了接近、團結民眾，我們也應該進教堂。」
毛澤東在1961年1月23日同班禪說：「我贊同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民眾問題，民眾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民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這個觀點，毛澤東申明過多次，絕不是因為談話時對象是宗教界人士而發的議論。在會見外國一些共產黨人時，他也經常談到這個問題。
毛澤東還說：
「我贊成(在西藏)有幾千人學經、懂經，成為佛學知識分子，同時你看是不是他們還要學些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懂得政治、科學、文化及一般知識。……佛學不可不學，辦了佛學院，兩年畢業，專弄政治，我看這個辦法不行。得搞四年，專門拿兩年研究佛學。光政治好，佛學上沒有學問，還是不行。」
1964年5月25日，毛澤東在接見秘魯等拉美國家兩個共產黨學習代表團時，同客人談到秘魯農民信多神教的問題說：
「一開始就叫民眾去反對宗教，宣傳什麼『我們是無神論者，你們信神我們不信』，那不行，民眾就會和我們鬧翻了。民眾覺悟是逐漸提高的，要民眾丟掉宗教需要很長過程，信宗教不等於不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毛澤東對宗教問題一直極為慎重，始終堅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強調：
「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採取保護政策。」認真貫徹毛澤東制定的保護宗教自由的政策，對於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個政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遭破壞，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繼續得到執行。
六、毛澤東與佛教人士的往來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遊歷過許多寺院，與這些寺院的高僧都有往來。1917年7月中旬暑假期間，24歲的毛澤東邀同好友蕭子升徒步遊歷了寧鄉縣境內的香山寺、白雲寺，還到溈仰宗的發源地一一溈山密印寺參觀，他們特意拜訪了老方丈，翻閱了寺藏的各種佛經，與方丈討論了許多佛理和諸子百家的思想，相互之間談論非常融洽。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一行登上五台山巔峰鴻門岩，當夜就宿於台懷鎮塔院寺方丈院。他們受到寺院方丈的熱情接待。相互之間就五台山寺廟的建築歷史和佛教的有關問題進行交流。毛澤東還饒有興趣地向方丈打聽魯智深和楊五郎在哪座禪院裡修行，方丈都笑而作答。毛澤東又詳細詢問了寺院的修繕工作和寺僧生活情況，並指示陪同的幾位地方幹部一定要保護好文物，要忠實地執行黨的宗教政策，團結愛國僧人，把五台山建設好。
建國之後，毛澤東與佛教人士接觸更多。建國初期，作為國家領袖的毛澤東為解決西藏問題，與十世班禪和十四世達賴經常有往來。毛澤東不僅與他們談論西藏的解放和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問題，還主動調和班禪與達賴的關係。為了保護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毛澤東還經常與班禪和達賴探討如何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鼓勵他們做好藏區民族團結工作。特別是對於達賴，毛澤東花費了很多精力去爭取他，幫助他，讓他能對西藏的安全和民族團結做貢獻。
除了與班禪和達賴的交往之外，毛澤東與喜饒嘉措、巨贊、陳銘樞、趙朴初等高僧和居士，也有過很多交往。現以喜饒嘉措和趙朴初為例作簡單介紹。喜饒嘉措(1883—1968)
曾被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譽為「愛國老人」和「藏族學者」。1951年喜饒嘉措到北京，毛澤東、周恩宋等國家領導人接見了他。毛澤東還特意送給他一輛小汽車和幾台收音機供他使用。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喜饒嘉措當選為第一副會長；1955年8月，喜饒嘉措正式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1956年9月，中國佛學院成立，喜饒嘉措出任院長。1957年2月27日，喜饒嘉措參加了毛澤東召開的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在會議上，毛澤東對喜饒嘉措說：我這個人從前也是知識分子，各種思想都有。喜饒嘉措先生，你那個佛教我是拜過菩薩的。我朝過南嶽山，為我母親還願。我信過無政府主義……信過康德的唯心論，你看我這個人思想多複雜。毛澤東的這些話，反映了他與喜饒嘉措的感情是很親密的。
1959年西藏叛亂平息之後，喜饒嘉措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表示堅決擁護政府的平叛決策。他對當時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糾集叛匪，進行武裝叛亂，進行了嚴厲的斥責。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期間，曾找喜饒嘉措談話，稱讚他對平定叛亂所做的努力。
毛澤東與趙朴初居士也有過往來。趙朴初作為中國佛教協會成立的發起人之一。對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做了大量工作，並親自起草了佛協章程草案，送呈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審閱時，在協會的宗旨中增加了「發揚佛教優良傳統」八個字，表明了毛澤東對中國佛教協會成立的大力支持。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會議在北京廣濟寺舉行。趙朴初被推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
趙朴初善寫詞曲，毛澤東十分欣賞他所作的詞曲。有一次，毛澤東在接見趙朴初時對他說：說是趙朴初，非是趙朴初，是名趙朴初。趙朴初對毛澤東說：
「您這是雙重肯定，雙重否定。
」毛澤東這裡使用的「是……非是……是」的句式，出自《金剛經》，毛澤東對此經是比較熟悉的。毛澤東化用經典的語句與趙朴初進行了幽默風趣地交談。
綜上所述，毛澤東自幼受家庭影響接觸佛教，成年後曾經常參觀寺院，與僧人往來，他還經常閱讀佛教經典，並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佛教典故，以加強文章的說服力和生動性。建國後，毛澤東與國家其他領導人一道制定保護宗教信仰的政策。雖然在文革期間，由於毛澤東的錯誤政策，佛教受到嚴重的摧殘，但是，與他對佛教所做的貢獻相比，畢竟瑕不掩玉。我們不能因為他文革的錯誤，否定他對佛教的一貫態度與貢獻。於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