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在1925年7月10日寫給梁令嫻（思順）等孩子的一封信（《梁啓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中，這樣寫道：思成前次給思順的信中說「感覺著做錯多少事，便受多少懲罰，非受完了不會轉過來」。這是宇宙間唯一真理，佛教所說的「業」和「報」就是這個真理，（我篤信佛教，就在此點，七千卷《大藏經》也只說明這點道理。）凡自己造過的「業」，無論為善為惡，自己總要受「報」，一斤報一斤，一兩報一兩，絲毫不能躲閃，而且善與惡是不準抵消的。……並非有個什麼上帝作主宰，全是「自業自得」，……我的宗教觀、人生觀的根本在此，這些話都是我切實受用的所在。
梁啓超雖研佛學，但很少談到他自己的個人信仰，這次是在給孩子的信中談到，可謂深入肺腑，語重心長。記得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第一次讀到這封信時，頗有點吃驚：以前不知在這位非常「啟蒙理性」的人的心底，竟也有這樣的一點神秘。雖然這些都是常語：「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以及「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等等，但將之作為一種內心的根本信仰以及立身的基本準則，卻仍是不凡。這裡的「善」、「惡」都是指切切實實影響到了他人的「善行」、「惡行」，而「報」則是相應的對自己所發生的結果。昔日西漢飛將軍李廣戰功至巨，卻不得封侯，他人為之抱不平，他後來自己倒有一個解釋：他曾經坑殺過降卒。這也或許可以說是一種「業報」。但之所以說樹立對此「業報」的信仰並堅定奉行還是不凡，是因為現實生活中還是有不少善行未得善報、惡行未得惡報的情況。對此或可解釋為：有許多報應固是「及身報」，但也還有些似乎是「報在子孫」：先輩的德行庇蔭了後輩，直接或間接地給他們帶來福澤；先輩的惡行則帶來了後輩的災難。所以俗話有「為子孫造福」還是「為子孫造孽」之分。吾父是土改幹部，參加工作不久，就遇到「清匪反霸」，內定要將一位當地的國小校長——這位常被請去排解糾紛的鄉間權威作為地方一「霸」鬥爭處死。吾父不忍，暗中將這一訊息傳遞給這位校長，這位校長遂走避他省，雖然幾年後仍被抓回，但風暴已過，逃得一命，只判了幾年徒刑，日後的家族還在改革開放後繁榮致富。當時父親的所為被發現後，雖被組織念其剛參加工作不久還可錄用，但從此背上「階級陣線嚴重不清」的「錯誤」而致仕途受限。吾家人多，也有過一些艱困的時候。而後來我們幾個孩子都還算自立爭氣，有了一點出息，除了父母養育，細想也還有父母「為兒女積德」之因，尤其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或在冥冥中庇蔭了我們，靜夜思之，油然地深謝父母之恩。普通人如此，如果觀察近代以來的名人偉人，是否也能發現一些這樣的聯繫呢？比如林彪雖自奉甚儉，但作為名將，自然也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然而畢竟對建國大業功不可滅，如果善保晚節，未嘗不可以終其天年。但其後來積極幫助發動「文化大革命」，大搞階級鬥爭，整肅「反黨集團」，傷害了不少人。結果最後不僅自己夫妻身死異域，一個僅有的「虎子」也同機殞命（其子小名「老虎」，行事倒也有乃父之風），而惟一的女兒也很快墮入監禁和隨後過著長期陰暗的日子。民間還有一說：「為子孫留餘地」，即自己不將權力財富名聲等各種資源占盡，為後代留一些福分。冥冥中是否有一種神秘的因果？常人不得而知但還是可能會有所尊重。而且，對這種「報」也還是可以有一些理性的解釋的，比如說善行自然比較容易帶來他人善的回報或社會的獎賞，惡也會引發正義力量的懲罰或招致別人惡的報復；父母善良的品質和作為會影響到兒女的行為和品德，乃至形成一種家風；而父祖一輩的惡行和樹敵也會帶來宿怨，從而影響後輩的行為和生活品質。甚至父祖輩太大的光環、太多的財富，太大的名聲也可能使後輩或意志消蝕，好逸惡勞；或意氣消沉，不願進取。所以，西方的一些億萬富豪在充分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事業成就之後，反而有一種散財之道，他們還是會努力給兒女最好的教育，但卻不是給他們留下最大的財富。或者說，體現在這種散財之道中的「德育」本身，也是一種最好的教育，而這種「散財」既是一種澤福廣泛的公益事業，也便是一種更有遠見的「為兒孫造福」。梁啓超及家人在臥佛寺附近有一個幽靜的墓地，在那裡盤桓的時候，我曾深感做名人或偉人的兒女雖然可能大都不易，但梁啓超的九個兒女卻都相當出色，在近代中國的名人偉人子女中總體來說大概是最有出息的。有人說這是由於墓地的風水好，我卻認為除了他們自己的努力，更多地還是和其先人的德潭非葬地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