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果過於執著，勢必生活得非常痛苦;反之，如果過於隨緣乃至趨於隨便，則其生活自然會散漫，其事業必然會無成。如何做到既不執著，又不趨於隨便，乃是我們生活中的一種藝術。
無論從事任何事業，都需要一種孜孜不倦的精神來支撐，只有通過一段鍥而不捨的努力，才有獲得成功的可能。比如木匠的工藝，如果要達到莊子所描繪的匠石那樣「運斤成風」，則不知要經過多少次的斧斫練習;又如歌唱家的歌喉要獲得秦青、薛譚那樣的「聲震林木，響遏行雲」的造詣，不知要經過多少次聲樂訓練才能實現;再如紀昌學射，他從仰臥織機下目不轉睛地觀望錐尖到觀看氂尾所懸虱子，前後便歷時五年;還如《莊子·達生》中的佝僂，他捕捉蟬的功夫達到了如同常人拾掇對象一般的境地，這自然也是經過了漫長的專心致志的訓練後獲得的。綜上可知，無論任何技藝的獲得，都是必須經過一番「寒徹骨」的練習方可以獲取。因而，人們對於學業的研攻或者對事業的經營，若沒有那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專一與不懈，顯然難以獲得成功的。
然而，在我們從事某種研究或創作的時候，由於過度的專注往往也易於造成身體精神的損耗超出人體的承受能力，甚至還可能出現事未成而身先殞的情形。可見，在人們專注於事業時，也必須掌握好一個「度」，不能指望經過一次努力便萬事成就，而是在專注努力到一定程度時要適當地休息一下。自然，這種休息並不等於休止，而是養精蓄銳以利再戰，可見這裡的鍥而不捨乃是指對所指的目標不做修改，而不是要求一口氣便做完所有的事情。許多新發明的獲得，往往也是在經過了乾百次的苦心尋覓、直至精疲力盡之後，「驀然回首」，發現「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惟其如此，古人便有「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說法，這裡的「弛」顯然也是為下一度的「張」作準備的。由此可見，從事於某一事業必須專注，不可朝三暮四，情隨事遷;但在具體的運作之中，又必須掌握好緊張的「度」，只有恰到好處，才能成就事業。
另一方面，如果對於世間的某種事物尤其是感情過於專注的話，未嘗又不是人生的一種痛苦。例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她在失去兒子阿毛之後，老是在別人面前嘮叨「我真傻」，那種由過度傷心乃至形成神情的痳木，何嘗又不是「哀莫大於心死」的表現。誠然，對於感情，如果過於隨意，便會落入輕浮乃至輕狂之中;如果過於專注，又將陷入不可自拔的痛苦泥淖之中。如何在二者之間開闢一條中道，實在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個命題。
人情之中，諸如親情、友情、愛情或者是平常的惻隱之情，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維繫這個社會的重要紐帶，如果缺少了這些人情，不難想像到這個社會的冷漠與殘酷。在佛教中，對於「愛緣」是不贊同的，但這裡的愛並不完全等同世間的情愛，而是指人生中的「欲望」。在人生中，欲望是一種低級的情感，它是誘發一切罪惡的心源，固然應當極力去祛除。而以一種無私的襟懷奉獻給他人的精神，乃是真正的「愛」之表現，也是維繫社會正常運行的良性粘合劑。有的子女為了醫治生病的父母，可以克服一切困難甚至到犧牲自己的幸福也不顧;有的夫妻在一方生病時盡力照顧、不離不棄，直至對方痊癒或者生命結束為止;有的善心人士把愛心施及鄰里，照顧孤兒寡老如同自家親人，直至孤兒成人或老人生命終止;更有善心人士，他們把愛心奉獻給遠方的弱勢群體，做出了不少令人稱讚的善事，這類以付出作為奉獻社會的義舉，給中華民族的歷史譜寫了一曲曲動人的樂章，凸現了中華傳統美德的閃光靈魂。
然而，人們如果被人情所困，乃至將人生消耗在重重情網之中，致使一生蹉跎歲月，這自然是很不值得的。世間有不少朋友因受情累，造成情緒低靡、意志脆弱，很久不能出離痛苦的淵藪，其情實在可憐，其智委實愚鈍。例如有的子女為喪親而抑鬱不樂，乃至對自身與家庭生活帶來各種不利;又如有的男女為了婚姻的未遂或結束鬧得不可開交，弄得精神分裂、經濟拮据;再如不少人因單位或鄰里人際關係緊張，釀成各種不同的焦慮甚至是恐慌。他們所展示的便不是人性中的「愛」，而是人情中的「執著」了，乃至由此而轉化成「恨」了。面對感情(親情、友情、愛情)的喪失，要真正做到「太上忘情」，實在不易，但總不能長期沉溺在喪情的痛苦之中。可見，無情不是真豪傑，但沉溺感情之中不可自拔也是一種「執著」，對於後者，我們必須提倡隨緣。通觀一期生命，喪情固然是難以消受的，如果把眼界拓展到浩茫的宇宙，則蘇軾那種「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情懷便油然而生。在前無起點後無終點的時空領域中，人情的存在畢竟是短暫的一瞬，而於親疏皆抱平等一如之觀，乃是佛家般若的境界。
——摘自《浙江佛教》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