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1861—1941)，名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陝西邰陽人，俗姓趙。幼年隨兄讀儒書，頗以儒家聖學為己任，贊同韓愈、歐陽修等人反對佛教的主張。後來，病困數年，才開始覺悟以前的不是，頓然洗心革面。二十一歲時，到終南山南五台蓮華洞寺，投道純和尚剃度出家。第二年，於陝西興安縣雙溪寺依海定律師座下受具足戒。
大師生下來僅六個月便得眼病，幾近雙目失明，後來雖然痊癒，但眼力已受損，眼睛稍有發紅，即不能看東西。受具足戒時，因為大師善書寫，所以凡是戒期中所需要寫的法項事宜、悉令等，都由大師代作。由於寫字過多，眼睛發紅就象灌滿了血。幸好，大師早先於湖北蓮華寺充當照客時，幫著晾曬過經書，所以得以閱讀了殘本的《龍舒淨土文》，從而知道了念佛往生淨土的法門，乃是了生脫死的要道。因此，對於眼病，大師感悟到了身為苦本的道理。在休閒的時候，大師便專念佛號。夜裡大家都睡了，大師卻爬坐起來開始念佛。即使是寫字的時候，大師也是心不離佛，所以，雖然因眼病導致書寫困難，但仍然能勉強支持，等到寫完，眼睛也痊癒了。由此，大師深刻理解了念佛功德的不可思議。大師一生能自行化他，專一於淨土，以淨土為歸，也就是從這件事後才開始的。
大師修持淨土法門，長時間以來不能達到一心不亂，這時聽聞紅螺山資福寺為專修淨土的道場，於是在自己二十六歲的時候，辭別老師而前往資福寺。這一年的十月，大師入堂念佛，由於感受到祖師們的遺澤，所以淨業大進。第二年正月，大師告暫假，去朝拜五台山。回來後仍回到了資福寺，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務。三年之中，大師除了念佛正行以外，還研讀了大乘經典，由於深入經藏而妙契了佛心，所以徑路修行，達到了理事無礙水平。
三十歲時，大師來到北京的龍泉寺任行堂之職，三十一歲時住持圓廣寺。二年後，普陀山法雨寺化聞老和尚進都城北京來請經藏。雖然檢閱、料理等事繁雜而少人手相助，但大家都看到了大師做起事來嚴謹、精進，所以把大師進薦給化聞老法師，老法師也以為大師道行超卓，所以在南歸普陀山的時候，請大師隨他伴行，並把大師安排住在寺中的藏經樓上。寺里的僧眾看到大師勵志精修，都深為欽佩，而大師自己卻安然不自滿足。
光緒二十三年夏，寺里僧眾們一再堅請大師講經，推辭不過，於是大師便為大家講解《彌陀便蒙鈔》一卷。講完即於珠寶殿側閉關，歷經兩期六年，從而學行倍進。出關後，由了余和尚與真達等僧，特意創建「蓮蓬」供養，大師與諦閒大師(清末四大高僧之一)先後在此居住。不久又被迎請回法雨寺。光緒三十年，因為諦閒長老為溫州頭陀寺請藏，所以又請大師一同入京都，幫助料理一切事項。請經南回後，大師仍住法雨寺經樓中。
大師出家三十餘年，始終韜光養晦，不露鋒芒，也不喜與人往來，更不願人知其名字，只期晝夜念佛，早證念佛三昧。然鼓鍾於宮，聲聞於外，德厚流光，終不可掩。民國元年(1912)，大師時年五十二歲，高鶴年居士取大師的文章數篇，刊載在《上海佛學叢報》上，署名「常慚愧僧」。人們雖然不知為誰，但其文字般若已足以引發了讀者大眾的善根。從此，大師便名震遐邇。當時，有徐蔚如、周孟由等諸居士，見大師文章後盛讚：「大法陵夷，於今為報，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於是，民國六年再搜得大師的文章二十餘篇，刊印在北京的佛教刊物上，題名為《印光法師文鈔》。民國八年再次搜得大師的文稿，於是又印成續編，並與《文鈔》一起合併印出。從此以後，不斷有商務印書館、揚州藏經院、中華書局等印行大師的《文鈔》，同時又不斷增補大師的文章。
大師的《文鈔》文以載道，流通廣布，而大師本人的道化，也是滂浹于海內外。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充分發揮了禪、淨二宗的奧妙，抉擇其間難易，發揮前人未發之處，但又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為末法中應病良藥。大師深知末法眾生慧淺福薄，所以不僅闡明佛理精邃，而且倡導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五倫八德等以及儒家經世之道。但這一切都不背於淨業三福，並每每發揮盡致。由於文義典雅，所以「紙貴洛陽」，人爭請讀。由此而仰慕大師道德，渴望列於門牆的善男信女也日益眾多。或是航海爬山而請求攝受;或是鴻來雁往而乞賜法名……如此二十餘年來，皈依大師的座上人，實在不可以數計。大師一生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淨業，得其教化而念佛得以往生的善士信女，也是難以枚舉。大師獨以文字來攝化眾生，利益世間，實為不可思議!
大師儉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養敬物，全都代人廣種福田，或是用於流通經籍，或是救濟處於戰亂中的飢貧百姓，權衡重輕緩緊，穩善措施。為了結合時代特點，大師創建「弘化社」，二十餘年，不僅流布佛教諸書，而且更廣印如《了凡四訓》、《安士全》等資糧讀物，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也在百萬餘張，法化之宏，前未能比。不僅如此，為佛法常住，大師先後領導修繕了普陀、清涼、峨眉、九華等四大名山的山志。又於江蘇吳縣修復靈岩山，使之成為近代我國淨土宗第一大道場。在民國時期，對於政府的「廢廟興學」運動，據理力爭，為許多廟產得以保留做出了世大的貢獻。
大師耳提面授，開導學人，句句發自肺腑，字字不離因果、不涉虛文。出於大悲心切，凡受教化者，即使禪宿儒魁或達官顯宦，如有不是，大師也敢於呵斥，絕無假借。由於深感世風日下，所以大師特別提倡因果報應說，以為不如此則不足以挽頹風而正人心，人根痞劣，非實行信願念佛，決不能了生死而出輪迴。所以，不管貴賤賢愚、男女老幼甚至囚徒，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等實事實理來諄諄啟迪，令學人深生憬悟，以立為人處世之根基。進而又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來教人切實奉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大師雖通宗通教，但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聞者皆是當下受益。因為大師平實無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實踐的人，都樂於親近。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大師示疾，十一月初四早一時半，大師由床上起坐，對在場眾人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罷即大聲念佛，至二時十五分，用水淨手後起身站立，說道：「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 說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時許，妙真法師趕到，大師叮囑他道：「你要維持道場，弘揚淨土，不要學大派頭。」說後就不再言語，只是唇動念佛。延近五時，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逝。按大師生前數日之內把一切安排穩當，雖不明言所以然，但確說明大師早已預知時至。大師圓寂，世壽八十、僧臘六十。第二年二月十五於佛涅槃日，也正值大師往生百日之時，舉火荼毗，奉靈骨塔於本山石鼓之東南。印光大師一生操守弘毅，學行俱優，感化甚廣，被譽為民國以來淨土宗第一尊宿，後人盛傳大師乃為大勢至菩薩化身再來。其對近代中國佛教的偉大貢獻在於：
一、摧邪顯正，中興淨宗;二、創建弘化社，廣印善書，法澤遍于海內外;三、建立靈岩寺淨土道場，重振蓮風;四、行菩薩道，廣濟水深火熱眾生;五、續佛慧命，使法常住，保護寺產免受廢除;六、至行盛德，感召末世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