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四大魅力
余秋雨
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固有門類相比，佛教究竟有哪一些特殊魅力吸引了廣大中國人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在學術上很冒險，容易得罪很多傳統的文化派別。但我還是想從存在方式上，談談個人的一些粗淺看法。
佛教的第一特殊魅力，在於對世間人生的集中關注、深入剖析。
其他學說也會關注到人生，但往往不集中，不深入，沒說幾句就「滑牙」了，或轉移到別的他們認為更重要的問題上去了。它們始終認為人生問題只有支撐著別的問題才有價值，沒有單獨研究的意義。例如，儒學就有可能轉移到如何治國平天下的問題上去了，道教就有可能轉移到如何修煉成仙的問題上去了，法家就有可能轉移到如何擺弄權謀遊戲的問題上去了，詩人文士有可能轉移到如何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問題上去了。唯有佛教，決不轉移，永遠聚焦於人間的生、老、病、死，探究著擺脫人生苦難的道路。
乍一看，那些被轉移了的問題遼闊而宏大，關及王道社稷、鐵血征戰、家族榮辱、名節氣韻，但細細想去，那只是歷史的片面，時空的截面，人生的浮面，極有可能釀造他人和自身的痛苦，而且升沉無常，轉瞬即逝。佛教看破這一切，因此把這些問題輕輕擱置，讓它們慢慢冷卻，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與每一個人始終相關的人生和生命的課題上來。
正因為如此，即便是一代鴻儒聽到經誦梵唄也會陷入沉思，即便是兵卒縴夫聽到晨鐘暮鼓也會怦然心動，即便是皇室貴胄遇到古寺名剎也會焚香敬禮。佛教觸及了他們的共同難題，而且是他們誰也沒有真正解決的共同難題。這便是它產生吸引力的第一原因。
佛教的第二特殊魅力，在於立論的痛快和透徹。
人生和生命課題如此之大，如果泛泛談去不知要纏繞多少思辨彎路，陷入多少話語泥淖。而佛教則乾淨利落，如水銀瀉地，爽然決然，沒有絲毫混濁。一上來便斷言，人生就是苦。產生苦的原因，就是貪慾。產生貪慾的原因，就是無明無知。要滅除苦，就應該覺悟：萬物並無實體，因緣聚散而已，一切都在變化，生死因果相續，連「我」也是一種幻覺，因此不可在虛妄中執著。由此確立「無我」、「無常」的觀念，抱持「慈、悲、喜、舍」之心，就能引領眾生一起擺脫輪迴，進入無限，達到涅槃。
我想，就從這麼幾句剛剛隨手寫出的粗疏介紹，人們已經可以領略一種鞭辟入裡的清爽。而且，這種清爽可以開啟每個人的體驗和悟性，讓他們如靈感乍臨，如醍醐灌頂，而不是在思維的迷魂陣里左支右絀。
這種痛快感所散發出來的吸引力當然是巨大的。恰似在嗡嗡喤喤的高談闊論中，突然出現一個聖潔的智者三言兩語了斷一切，又仁慈寬厚地一笑，太迷人了。
其實當初釋迦牟尼在世時一路啟示弟子的時候，也是這麼簡潔、淺顯、直擊眾生體驗的，否則不可能到處湧現那麼多信徒，倒是後來的佛教學者們出於崇敬和鑽研，一步步越弄越深奧。佛教到了中國，雖然也曾和魏晉玄學相伴一陣，但很快發現中國民眾的大多數是不習慣抽象思維而更信賴直覺的，這正好契合原始佛教的精神，因此有一大批傑出的佛教思想家開始恢復以往的簡明和透徹，甚至還有新的發展。例如，禪宗認為眾生皆有佛性，一悟即至佛地;淨土宗認為人們通過念佛就能夠達到極樂世界;天台宗認為人們通過觀想就能夠「一念三千」，認識空、假、中三諦;華嚴宗認為世上無盡事物都圓通無礙……這些主張，都用清晰的思路勘破人世萬象，一聽之下如神泉滌塵、天風驅霧。即使是不贊成這些結論的人，也不能不叫一聲：不亦快哉!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形態，往往過多地追求堂皇典雅，缺少一種精神快感。偶有一些快人快語，大多也是針對社會的體制和風氣，卻失焦於人生課題。
佛教的第三特殊魅力，在於切實的參與規則。
一聽就明白，我是在說戒律。佛教戒律不少，有的還很嚴格，照理會阻嚇人們參與，但事實恰恰相反，戒律增加了佛教的吸引力。理由之一，戒律讓人覺得佛教可信。這就像我們要去看一座庭院，光聽描述總無法確信，直到真的看到一層層圍牆、一道道籬笆、一重重欄桿。圍牆、籬笆、欄桿就是戒律，看似障礙卻是庭院存在的可靠證明。理由之二，戒律讓人覺得佛教可行。這就像我們要去爬山，處處是路又處處無路，忽然見到一道石徑，階多勢徒，極難攀登，卻以一級一級的具體程式告示著通向山頂的切實可能。
相比之下，中華傳統文化大多處於一種「寫意狀態」。有主張，少邊界;有感召，少篩選;有勸導，少禁忌;有觀念，少方法;有目標，少路階。這種狀態，看似方便進入，卻讓人覺得不踏實，容易退身幾步，敬而遠之。
最典型的例子，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這個概念。追求了兩千多年，講述了兩千多年，但是，到底什麼叫君子?怎麼才算不是?區分君子和非君子的標準何在?一個普通人要通過什麼樣的訓練程式才能成為君子?卻誰也說不清楚，或者越說越不清楚。因此，君子成了一種沒有邊界和底線的存在，一團漂浮的雲氣，一種空泛的企盼。長此以往，儒學就失去了一種參與憑據。歷來參與儒學的人看似很多，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即便是投身科舉考試的大量考生，也只是按照著官員的模式而不是君子的模式在塑型。
佛教的戒律步步艱難卻步步明確，初一看與佛學的最高境界未必對應，但只要行動在前，也就可以讓修習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入定，再由入定而一空心頭污濁，逐漸萌發智慧。到這時，最高境界的純淨彼岸就有可能在眼前隱約了。佛教所說的「戒、定、慧」，就表述了這個程式。如果說多數受戒的信眾未必能夠抵達最高境界，那麼，他們也已經行進在這個修煉的程式中了，前後左右都有同門師友的身影，自然會產生一種集體歸屬感。
與道教的修煉目標不同，佛教不追求「肉身成仙」、「長生久視」的神奇效果，因此即便實行戒律也不必承擔靈驗證明。這本是它的優越之處，但到了中國化時期，有的宗派過於依憑悟性不尚苦修，輕視戒律教規，固然也幫助不少高人完成了精神騰躍，卻也為更多未必能真正開悟的信眾打開了過度的方便之門。與此相應，在唐代特別流行的淨土宗也顯得過於「易行」。這種勢頭積累到後來，已出現了禪風虛浮的嚴重後果。這也從反面說明，對佛教而言，持戒修行還是重要的，不能過於聰明、過於寫意、過於心急。
由此我想到了弘一法師。他從一個才華橫溢的現代文化人進入佛門，照理最容易選擇禪宗或淨土宗，但他最終卻選擇了戒律森嚴的南山律宗。我想，這是他在決意違避現代文化人過於聰明、過於寫意、過於心急的毛病。這種選擇使他真正成為一代高僧。
當然，歷來一直有很多人只是為了追求安心、自在、放鬆而親近佛門，本來就不存在修行的自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佛教的第四特殊魅力，在於強大而感人的弘法團隊。
中國的諸子百家，本來大多也是有門徒的，其中又以儒家的延續時間為最長。但是，如果從組織的有序性、參與的嚴整性、活動的集中性、內外的可辨識性、不同時空的統一性這五個方面而論，沒有一家比得上佛教的僧侶團隊。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廣大民眾對於佛教的認識，往往是通過一批批和尚、法師、喇嘛、活佛的舉止言行、服飾禮儀獲得的。一代代下來，僧侶們的袈裟佛號，成了人們感知佛教的主要信號。他們的德行善舉，也成了人們讀解信仰的直接範本。佛教從釋迦牟尼開始就表現出人格化的明顯特徵，而到了遍布四方的僧侶，更是以無數人格形象普及了佛教理念。
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職人員也非常強大，但佛教的僧侶並不是神職人員，他們不承擔代人祈福消災、代神降福赦罪的使命。佛教僧侶只是出家修行者，他們以高尚的品德和潔淨的生活向廣大佛教信徒作出表率。
他們必須嚴格遵守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惡口、不蓄私財、不做買賣、不算命看相、不詐顯神奇、不掠奪和威脅他人等等戒律，而且堅持節儉、勤勞的集體生活，集中精力修行。
修行之初，要依據佛法，觀想人生之苦，以及俗身之不淨，由此覺悟無我、無常;進而在行動上去欲止惡，揚善救難，訓練慈悲柔和、利益眾生的心態和生態。
與廣大佛教信徒相比，出家人總是少數，因為出家既要下很大的決心，又要符合很多條件。一旦出家，就有可能更專注、更純淨地來修行了。出家是對一種精神團體的參與，一般四人以上就可能稱為「僧伽」。在僧伽這麼一個團體之內，又規定了一系列和諧原則，例如所謂「戒和」、「見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的「六和」，再加上一些自我檢討制度和征問投籌制度，有效地減少了互相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增加了整體合力。
這樣的僧伽團隊，即便放到人世間所有的精神文化組合中，也顯得特彆強大而持久，又由於它的主體行為是勸善救難，更以一種感人的形象深受民眾歡迎。
佛教的以上四大特殊魅力，針對著中華傳統文化在存在方式上的種種乏力，成為它終於溶入中華文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