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三百八十四
印光我是犯了「二絕」的苦惱子。二絕就是：在家為人子絕了後代，出家為人徒也絕了後代，這是二絕啊。說苦惱就是，我本生在讀書人的環境裡，從來沒聽到過佛名，而只知道韓(愈)、歐(陽修)、程(顥、頤)、朱(熹)反佛的說法，一群盲目跟風的人把他們奉為標準，我更是狂妄超過他們百倍。幸好十多歲總是病怏怏的，後來才知道前人所說的，並不值得效法(我沒有跟過老師學習，始終是由兄長教導)。早先數年，我的兄長在長安，沒有機會。光緒七年(1881年)我的兄長在家，我在長安(家去長安，四百二十里)，就在南五台山出家了。先師以為我總是有點蓄積的，說出家可以，衣服須要自己準備，只給我一件大衫、一雙鞋，不過住房吃飯，不要錢罷了(此地苦寒，燒飯種種都要親自做)。後來不到三個月，我兄長來尋找，一定要我回家向母親告別，再來修行才可以。我知道是騙我的，但是在道理上講不容我不回家，一路上所說的話，都是假話，我母親倒也無所謂。第二天兄長對我說：「誰教你出家，你就可以自己出家嗎?從今放下這事，否則一定痛責。」我只好騙他，於是在家住了八十多天，不得機會。一天我大兄去探親戚，我二哥在場中曬穀，須要去看守，恐遭到雞的踐踏，我知道機會來了。在學堂占卜了一個《觀音課》說：「高明居祿位，籠鳥得逃生。」於是偷拿了那僧衫(先是我兄長要改那僧衫，我說這萬萬不可改。如果寺院那邊派人來，要原物還他，就沒事。否則恐怕要打官司，那痲煩不小，所以保存下來)，和二百錢離家而去。到我師父那裡，還怕我兄長再來，不敢住，過一夜就走。我師父只送我一元洋錢，當時陝西人還沒有見過洋錢。錢店不收，首飾店當作銀子換了八百文，這就是我得到師父幫助的。
到湖北蓮花寺，討了一件最苦的事做(打煤炭、燒四十多人喝的開水，日夜不斷。水須自己挑，煤渣也須自己挑出。因為還沒有受戒，能讓住宿，已經算慈悲了)。第二年四月副寺回去，庫頭有病，住持和尚見我誠實，讓我照應庫房，銀錢算帳，住持和尚自己管。我初出家，見「楊岐燈盞明千古，寶壽生薑辣萬年」的對聯，以及《沙彌律》說盜用常住財物的果報，心裡很害怕。凡是整理糖食，手上有粘有氣味的，都不敢用口舌舔食，只是用紙擦乾淨而已。「楊岐燈盞」的意思是，楊岐方會禪師，在石霜圓禪師會下作監院，夜間看經，自己另買燈油，不將寺院常住燈油自己私用。「寶壽生薑」的意思是，洞山自寶禪師(寶壽是他的別號)，在五祖師戒禪師會下作監院，五祖戒有寒病，應當用生薑紅糖熬成膏藥，以備經常服用。侍者前往庫房求這兩樣東西，監院說：「常住公物，怎麼可以私用，拿錢來買。」戒禪師就讓拿錢去買，而且很認可這個監院。後來洞山住持缺人，有人請戒禪師推薦他所了解的人做洞山住持，戒禪師說：「賣生薑漢可以。」《禪林寶訓》卷中，五十四、五兩頁，有雪峰東山慧空禪師，「答余才茂進京會試，求腳夫力書」，大意是：我雖然是住持，但仍然是一個窮禪和。這個腳夫是屬於常住，還是屬於空?屬於常住，就是偷盜常住;屬於空，就是空的一無所有。何況閣下進京求功名，不應該在三寶中求幫助，因此而造成大家都獲罪。即使在其他寺院求取，也應該謝絕而莫取，才是有福報的前程啊。
近世俗僧多有把錢財用在結交徒眾俗家。我一生不願結交，不收徒弟，不住持寺廟，自光緒十九年(1893年)到普陀山，作一個吃飯的閒僧(三十餘年，未任一職，只隨眾吃一飯)。「印光」二字，絕不寫在為人代勞的紙上，所以二十多年很安樂。後來因為高鶴年騙去數篇零稿，登在《佛學叢報》上，尚且不用印光的名。到民國三、五年(1914～1916年)後，被徐蔚如、周孟由打聽到了，於是私下徵集搜尋，在京城排印《文鈔》，(民國七年1918年)從此每天有書信往來，都是專為別人忙碌了，結果有謬聽人言，求皈依的，也不過隨從他的信心而已。富人我也不求他出功德;窮人我又怎麼能大為周濟呢?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京，我師父也沒有一文錢賜給我。後來因為道業沒進步，所以不敢奉上書信。到民國十七年(1891年)師父圓寂，而各位師兄弟各行其志，所以四十年來，關於出家的同門，沒有寫一個字的信，與一文錢的東西寄來。
至於我家，那是光緒十八年(1892年)有同鄉從京城回家，我就敬奉一封信，拜託他親自送去。否則沒有辦法可以寄送，當時還沒有郵局，而且不在方便通暢的大路(今雖有郵局，若無人承轉，亦無法可寄)。第二年來南方，訊息完全不能通了。到民國十三年(1924年)一外甥聽別人說起，於是來山上相訪，才知道家門已絕後了，而由本家的孫輩過繼(此事對於我來說是幸事，因為後來不會有敗壞先人之德的人了。即使有過繼的，也不是我父母的直系子孫啊)，所以也不與他們通信。因為民國以來陝西的災難最重，如果與他們通信，他們如果來南方，那將怎麼安排處理?沒有地方可以安頓，讓他們回去，須要花數十元，他們的來去，毫無益處，豈不是反害了他們?所以前年為郃陽賑災，只匯錢到交縣，不敢提到我的家鄉(我村距縣四十多里)，如果提起，那要害死許多人啊。今春真達師因朱子橋(近二三年，專辦陝賑)來上海，與三、四位居士湊了一千元，請子橋特意派去賑濟我的本村。西村也不在內，然而數百家，一千元也沒什麼大作用。因此就有要來南方的，一位商人是我宗族的外甥，與我來信說：有某某要來南方相訪的，怎麼回答?我說你如果能照應，讓他滿意，就很好。否則極力說明來去的辛苦，並且無益有損的害處，才不致於害死他們啊。這事是真師的一番好意，並未細想那麼多，而且又沒有與我說，等我知道，事已成了，無可挽回。
聽說數十年前，湖南有一位大封翁(被封典的富翁)做壽，預先宣布每人給錢四百。當時正是冬閒的時候，鄉下人有數十里遠來領這個錢的。他的管理者不善管理，人數聚集幾萬，慢慢的一個一個散發。排在後面的，因為餓極了拚命向前擠，因亂擠而死的有二百多人，還有受傷的，不知多少。官府親自鎮壓不許動，死者每人給二十四元，棺材一隻，領屍體而去。老封翁見大家都是驚惶錯愕，一問才知道就嘆一口氣而死了，沒過幾天他兒子在京城做官死在城京中。所以無論什麼事，先須要預防壞習慣，我難道不關心我家我村嗎?是因為力不能及，所以不開這種先例才有益無損啊。
靈岩寺早先只上十個人，大家因為姚某的病，就方便他住在寺中，這事怎麼可以成為先例?那個寺年歲好，所收的租金不上千;不好，那又要減少，此外沒有別的收入。近三年因為有皈依徒，知道靈岩寺是真辦道的，每次有委託打念佛七的，能稍為得到一點補貼，所以住二、三十人，但我絕不對靈岩寺有所求。靈岩寺的各位師父，常有供奉父母牌位於念佛堂的，報國寺代我校對書的德森師，和他的朋友瞭然師(現亦在報國)都因為孝思，各自供奉親人的牌位在靈岩寺。我是絕不提這種事，我如果說起，他們固然歡喜之至，以為我有這個舉動，就好像有爭功及自私的意思。何況從未見過面，只是憑你一封信而皈依，就可以在這裡養老嗎?如果是這樣那麼凡是皈依的窮苦人，都求我養老，我手中如果能拿出金錢穀米，那也不是不願意，可惜我沒有這樣的道力，怎麼能行這個大慈悲的事呢?以前福建的黃慧峰，常以詩相寄，稍微有一點文字的信，我就要回信，他又要求皈依(與我年歲相等)，後來又要出家，我極力陳述在家修行的好處。他自詡為發菩提心，實際是求清閒，為兒孫減少養老費啊。而且他的語言很堅決，我說：「我在人家寺里住三十年，一個身體已經覺得多了。何況你又來依我出家，你決定要來，你來我就下山。為什麼呢?我自己還顧不過來，怎麼能顧及你呢?」他從此永不來信了。可知前面說的道心，是為子孫求利的心，不是真有道心啊。(文鈔三編卷二·復邵慧圓居士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