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看文句：「未嘗虐民酷吏」，看這句，這是第二句了，緊接著「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這個文句下來。這裡涉及到我們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了。文昌帝君十七世都是做官的，他是怎麼做官?有什麼樣的行為準則?那麼這十七世的時代背景、政治權力結構，我們常常講是封建制度，對這個概念我們要探討一下。我們可能一提到封建，好像就是不好的東西，實際上放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來看，封建制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什麼叫封建?「封」是封地的意思;「建」是建立藩屏來保護中央的天子。一般這個夏、商、周——周代以來，比如周武王，他一定會分封他的兒子，還有建立大功的這個大臣、功臣，就分封到地方讓他做王，這就是諸侯，建立一個一個諸侯國。各個諸侯國都是奉天子為它的權力精神核心的，所以每三年都要來述職的——述職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權威是在天子，然而它的政權形式是高度分權的：每個諸侯國是權力很大的，就是基本上屬於自治的狀態。那麼這些封下去的這些諸侯國君，他是高度負責任的，然後諸侯國君他也有他的一個權力的這種形式。所以這種權力結構你不能孤立說它不好，你看周朝卻以這種權力結構建立了800年的這樣的穩定的社會，而且真是國泰民安。
所以這樣的一個封建的制度，它是集權的，但它就更需要這個官員——上至天子下至這個諸侯國君，還有大夫這些官員，都要有高度的道德感的。而且它為了防止一種權力的腐敗，這天子旁邊也有諫官的。從小他就培養在一種非常良好的教育——聖賢的教育中，他真的有個仁愛之心的。他有從小具備的仁愛之心，道德感非常強，又有一套制度上的一些約束，所以這些權力的使用，大概不會出大問題。所以一個比較集權的社會是需要官員高道德素質。
那隨著以後時代越來越變遷，個人——官員個人道德素質上不了那個層次的話，他的道德不行，自我約束機制不行，只能靠外在的約束。外在約束就要講分權了，或者三權分立呀，或者制衡的力量啊，這就是轉化為民主的制度了。所以這個集權的制度還是民主的制度，抽象地說它哪一種好和壞，都很難判斷。但是對於個人的——官員個人的這種道德素質上不去、建立不起來的情況，民主制度是非常有必要。
那麼文昌帝君在這樣的一個政權結構當中，他一直「未嘗」，就是沒有過這樣的對民眾的虐待、對他下屬的苛暴。所以從這句到「上格蒼穹」，這都是文昌帝君自己闡釋在十七世以來他積功累德的道德行為，以這個自己所做到的這種行為，作為下面來垂訓後人的一個伏筆。為什麼?這個古代的古聖先賢教化人，他首先要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自行」，你「有諸己」才能「而後求諸人」。儒家講「有諸己」，就是你自己做到了，你才能要求別人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你就不能去要求別人。這是下面六句，就是「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這六句，就是自己做到了，希望大家做到。那麼這句「未嘗虐民酷吏」，這是從止惡的層面來說;下面六句是從修善的這個層次說。止惡就是你不要去做，你自己沒有做這個惡，你才有資格去指責別人這樣的惡。
那麼安士居士這樣的一段，闡釋這句話的微言大意，他有一個發揮：一個官員跟民眾的關係、官員上級跟下級的關係怎麼處理。民眾就是老百姓，常常稱官員稱為父母——父母官。這個「父母官」是要提醒這個官員：你對待子女是什麼態度，你就應該對待老百姓是什麼態度。父母對子女都是仁愛之心的，子女的疾苦就是父母的疾苦，子女沒有說出來的要求，但父母都能體會到，趕緊跟他去做，全身心在子女身上，這就是父母的愛心。所以要求官員要像對待子女一樣對待老百姓。如果你對老百姓沒有這樣的——像對待子女一樣的——一種仁愛心，你去虐待他，去驅使他，這就叫不仁——不仁愛。這個「仁之心」就是中國的政治權力官員的最根本的要求：仁愛之心。儒家的學說講得很多，無非是圍繞著「仁」這箇中心點來展開的。實際上佛教它也是講一個核心點——是慈悲，它換了一個概念。慈悲就是成佛的種子，如果沒有慈悲心，你修一切行都會成為魔業——魔的事業。所以官員對老百姓要有仁愛之心，如果虐待老百姓就是不仁。吏——官、吏常常放在一起：官，就是主要的責任人;吏，是幫助他的佐僚，就是他的部下。那麼一般的部下對這個官就稱為君長，君就是頭、首長的意思。這個首長，對下面的部屬——下面部屬就好像你的四肢——你如果很苛刻地對待，這就叫不義。那麼義呀——這個「仁義」兩個字，孟子講這個「仁」是人之心也，仁義道德的仁是作為人的心，這個「義」就是人之路——人應該走的路。「義」也有正義的意思，有公平的意思，有合宜的意思、合適的意思。如果作為一個人，你舍其路而不由——捨去這個「義」的路你不去走，「放其心而不知求」，把這個仁愛心，把它放到外面去了，自己不存這個仁心了，而且丟失了仁心你不去把它找回來，這就叫「哀哉」，就是非常悲哀的事情了。
那麼再進一步討論這個「虐」——「虐民」。虐民呢，它的含義就更深了，不僅僅說是用嚴刑峻法來威懾老百姓。嚴刑峻法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了，最主要對老百姓要有仁愛之心的感化。那麼不僅指嚴刑峻法，其中還體現在很具體的幾個方面，這裡就提出了八點。你看這就是作為官員處理老百姓關係，很容易在失去仁義的情況下所導致的弊政——或者叫暴政。
第一是：或者征取錢糧。因為老百姓種田自古以來都要納稅，古代納稅它是比較輕一點的，叫「什一」，十分裡面取一分。有時叫「井田制」，「井」就是周邊九塊地都是私人的，中間這塊是公田。當然以後隨著戰國時期各個國家要打仗，一打仗就開銷很大，這時候苛捐——這個稅就越來越重，搞得「苛政猛如虎」哇!「苛政猛如虎」就是徵稅太重，民不聊生。那官員肯定要征取這樣的錢糧之稅——錢糧之稅呢，如果你催這個徵稅，你用不正當的手段、非常暴的手段來對付老百姓，人家老百姓實在交不了，你還把人家房子拆了，等等這些，這也叫虐——虐民。
第二個是你私加科目，就是你建立一些名目，抽這個稅，抽那個稅，抽稅的名目繁多。而你收上的稅無非是滿足公務的需要、國防的需要，那這些需要的錢——你征的東西超過了這樣的國家機器的需要，這也是虐民。自古以來一個仁政有個基本的說法，就是藏富於民。如果國庫非常豐富，而民眾很貧窮，這就是虐民。但往往沒有一種權力制衡的，它容易用巧立名目征這個稅，征那個稅，就使得老百姓手上越來越沒有錢，財富越來越少;而這個官員給皇帝進貢就越來越多，而且有盈餘。有盈餘，除了公費開銷之外，自己還得了很多好處，中飽私囊，從中就有很多弊政，就有很多腐化的現象。這就是第二個「虐民」。
第三個「虐民」，就是凶荒之歲不能速報。有豐收之年，也有欠收之年，有天災人禍，這些也在所難免。一個有仁愛心的人，遇這些凶荒之歲趕緊要把災情上報，希望上面和周圍的人都共同來幫助遭災的地方共度難關。應該是這樣，但是自古以來直到今天都有一些弊政，就是地方官員他不報，或者說不能快速地去報，貽誤救災的大好時機。這個在我們古代權且不說，現代也常常有哇。可能大家記憶猶新的三年自然災害，我們是餓死的人不少啊!有的地方它就是不能速報啊，瞞哪——隱瞞。這也跟當時的這個「大躍進」有關：這個稻穀高產多少多少，報得很高，然後上面又把很多糧食都徵收上去了，結果它一旦災難來了以後，他又主要是保自己的烏紗帽嘛，他又不能把真實的災情向上報，所以就餓死了很多人啦。那這個官員情況不一樣：有的比較誠實的官員，他就不謊報——不謊報產量，所以上面徵得也比較少，不會那麼多，所以自己、老百姓包括地方的倉庫糧食還比較多，這樣死的人就比較少——餓死的人比較少;如果謊報得太多，糧倉空了，老百姓又很窮，又不能對付這樣的事——自己力量對付不了，那就餓死很多人。那餓死很多，有時候已經到了一種非常讓人不能容忍地步：他為了這個所謂的安全，都不讓災民去逃荒，不讓人家去討飯——到外地討飯，都用民兵把住村口，那整個地就餓死在自己的村莊裡面。這是中國災難史上非常深重的一頁，這跟官員的這種情況有關係啊。
但是這裡面，我們看我們很多官員，處在地方官位置，餓死這多人，他有不有良心上的這種譴責，有不有感覺到自己有責任，我看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有很多官會認為：「喔，這沒有辦法啊，我是受上面的指令。」孟子曾經討論過一個事情。當時他在齊國做上卿的時候，他就到一個地方——當時齊國也有凶荒之年，他到地方去調查的時候，說有五個地方行政官員，孟子就問他們一個問題：「你饑荒年代老百姓餓死在溝壑之間，這個情況怎麼解釋?」那這個地方官員都說：「這沒有辦法，這是上面要我怎麼做怎麼做……」好，其中孟子就說，「好，你是上面委派你做官員的，也就是父母官了。你說你沒有責任，那假若人委託了你一群牛羊，你放牧這個牛羊一定要給草吃啊，這個牛羊生病了你得給它治啊，這是應該的。如果說這群牛羊沒得吃，病也沒得治，這時候你該怎麼辦?你是繼續放牧這群牛羊呢?還是把這批牛羊交還給那個主人呢?」他說：「是啊，如果我放不下去，解決不了問題，那我只能把這個牛羊交還給那個主人了。」「好，那你作為地方官員，你對待老百姓就像牛羊一樣，當你保護不了老百姓的時候，上面也讓你做你又沒有能力的時候，這時候你可以辭職嘛，你可以把老百姓交還給他嘛。但是你又沒有交還，又讓這些牛羊死了，你能說你沒有責任嗎?」噢，這五個人其中有一個官員聽了之後，他承認自己是有責任。因為你在沒有能力的情況下，你沒有辭職嘛，你還在這個崗位上嘛，你怎麼能說你沒有責任呢?所以這個因果呀，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呀，這是不能去推辭的。這個薩特的「存在主義」討論責任問題：你只要上了前線，你就要負有戰爭的責任。上了戰場負有責任，那他也說：「我也沒有辦法，這個上面徵兵不去怎麼怎麼樣……」薩特就質問：「你可以不去，因為你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你可以做逃兵嘛。」「啊，逃也逃不了。」「逃不了你可以自殺嘛，你又沒有做逃兵，你又沒有自殺，最後你選擇了上戰場，你怎麼說你沒有責任呢?」所以我們民族的很多災難，每個人都參與了，好像每個人都沒有責任，到底責任在誰身上?所以這裡講的「凶荒不能速報」，這就是你的責任。這第三。
第四就是民間老百姓有窮困的事情，你把它壓下來，不讓上級知道這樁事情，這就是虐民。真的，這個事情在我們現在應該反思一下，很多呀。哎呀，這個發生什麼礦難或者什麼，他第一趕緊不要讓外界知道，趕緊不要讓上面知道。現在中國還竟然出了一個事：出了礦難，很多新聞記者去，新聞記者不去做報導，而是去領什麼——領「封口費」。這就是民間的疾苦被他壓下來了，社會不知道，上級不知道，這就是虐民啦。
第五就是「決獄無聽斷之明」。這個各種訴訟，原來的官員——縣官、什麼知府，他們都要去做這種斷案的工作。你在這個斷案過程當中，你沒有把案件聽明白，你沒有公正地處理，你沒有這種明智的這樣的一個決斷，你太糊塗了，斷錯了，斷錯了就會製造冤假錯案。冤假錯案：不該殺的殺了，不該關了關了，而犯罪者反而逍遙法外。這個官員是有責任的，這就是虐民。
或者第六：在這個原告、被告當中，你把這個事情牽連得太廣了，有株連之累。因一人或者少數幾個人犯罪，你使人家整個家族都被牽連了。這個累及無辜，這就是虐民。
第七就是：或者因一件小事，在你手上沒有處理好，變成了一件大事。實際上官員要善於把大事化為小事，你小事都惡化到了大事，這是說明你沒有從政、執政的能力。
第八就是：或者限今天要完成的政務，他拖到明天或者多少天。
這幾種就在文昌帝君看來，這都是虐民——弊政。
談這個「酷」——嚴酷，不一定要恣情地去鞭打。你對於下屬，這裡提出六點。對於下屬，或者由於他一點小過失，你竟然把他上綱上線，要誅殺他，這就有點過了，這就是酷。或者由於他的一個誤失而譴責，就是無心之過而譴責。因為下屬在做事的時候，他這個犯點小過失也在所難免，一定要有容人之過的心，他不是有意的，就得要原諒。
第三，或者隨著自己的喜怒好惡來役使下面的人，役使下面的人而且不考慮對方的感受：「役使不均」。這個原來我接觸些公務員，特別這些當秘書的。我實在覺得那些當官員秘書的人太苦了，基本上沒有自由，逢年過節都不能回家——如影隨形。這官員覺得啊：你應該這個樣子。但你考慮他也有家庭生活，他也有正常生活，你怎麼全都把他的業餘生活給他剝奪了呢?這都感覺到不好。這就是怎麼對待部屬，怎麼你有種恕道：設身處地為你的這個下級想一想，他也是個正常的人。
或者聽到那些諂媚之詞啊，就對於下屬有的厚一點，有的薄一點，「唯我」——以自己的看法為核心。實際上下屬的很多功過得失，你要多聽聽大家的看法，兼聽則明，你不能老是自己看著。因為特別是在這個上級呀，一個下屬因為你有權力嘛，下屬跟著你肯定都是講好的。你有什麼愛好，都是挑你愛聽的去講，表現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在你的視野之外，他的表現怎麼樣?你如果不去多了解，你是不知道的。那用人要用正人君子啊，要用到一個好人，你這個政治才能夠順利;用到一個小人上去了，那就痲煩了。
第五呢，就是出門，或者考察工作出遠門，很多人前呼後擁，這也是不可以的。現在很多地方就怕上級過來呀：太痲煩了，一來來多少人，搞接待，搞這個很痲煩啦!就是那些搶險救災的地方實際上他們——可能上邊不知道——他們都怕上邊去人，一去人，手下工作都要停下來，然後排得整齊迎接領導，自己應該幹的事情都放下來了。這叫擾民哪!有些官員認為這很有面子，很有排場：他應該來迎接我，都要放下什麼東西。實際上你這樣不行啦。
第六就是驅使部下做種種的事情，但是他不考察人家的饑寒困苦。
這個凡此種種在文昌帝君看來都叫酷，不仁義、不厚道——這種人。這個權力呀——領導最終要靠德行了，要人家心悅誠服，才能去跟著他走的;你這樣酷的話會離心離德。最後他也沒有什麼好的下場：當你有官位的時候你有權，大家這些人沒辦法，捧著你，你一下來誰也不理你呀。一個人——有道德的領導他下來，人家都能夠上門的話，這是他積的德。如果沒有積德，一下來，誰也不會理他，甚至都有些官員離任的時候，這個老百姓都放鞭炮啊。到了老百姓放鞭炮要你離開的話——高高興興的，那這個東西都痲煩了：不得人心啦!所以我們看到做官：如果你做了一任官——在這裡，你不得人心，實際上也沒有意思呀。
那你怎麼得人心?就是要以老百姓的疾苦為疾苦哇。特別是做高官的人一定要一種無我的智慧——他權力很大，官位很高。你絕對不能考慮自我呀，你一定要全身心考慮老百姓哪，要有一種擔當的精神哪，要有一種大愛呀——大慈悲心、大仁愛心，這樣去真正做出這個利於老百姓的事。做官叫「公門好修行」，因為他有權力，他出一個善政，就能利益多少老百姓;但是公門造業也很厲害呀，他如果權力是為自己服務，進行權力尋租，搞那種貪污腐敗，那老百姓也會遭殃啊，他造的業也非常重。
紀曉嵐寫那個《閱微草堂筆記》,它很有意思。就是講到有一個「走無常」的人，也就是常常到陰間做差事的人，他發現在陰間裡面，原來到地獄裡面的有很多都是官員，特別是那個官員旁邊的人，就是或者常隨——常隨就是他的秘書哇，或者家屬哇什麼，就是沒有官位但是跟官員有關係的人，他利用這個官員的這些權勢，來謀了很多利，這種人下地獄的比例很高。他有個侄子在縣衙門乾公事，叫他趕快改行了：「你不要再幹了。」紀曉嵐的筆記裡面他有這麼一段，但為什麼?就是你得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公門是好修行的，是能夠利於廣大大眾的，因為你有權勢，但是這權勢造業它也造的大，所以它是雙刃劍啦。所以自古以來，這個政治哲學——中國傳統這種政治結構對這個官員的政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些官員都是讀四書五經出來的，如果他真的是按照儒家的那套觀念去做，好官員的比例會高;如果沒有這套儒家文化的教育，又處在一個沒有監督機制的這樣的權力的空間裡面，實際上這個官員風險很大。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文昌帝君十七世以來，他做了很多積功累德的事情，唯有這個「酷」和「虐」兩個字他沒有沾過邊哪。不僅他自己沒有沾邊，他自己還在匡正這樣的酷、虐呀。
下面就有一個公案，叫做「酷虐改行」：本來是酷虐的這樣的官員，最後改變了自己的行為。這文昌帝君說，當時四川內江縣，那時候叫牛鞞邑，有一個縣令叫公孫武仲，他治理這個縣啦，還是很廉潔，律己廉潔但是對待人對待下屬不寬恕，不仁恕。這個官員很有意思，有一個好的優點的時候，常常會伴隨著一個弊端：他律己很嚴，他就把「律己很嚴」也要求他的下屬，他就沒有「恕道」。所以他的下面左右人有點小小的過失，他動輒就要鞭打，打得體無完膚。所以他在那裡做了幾年的官員，沒有幾年，誒，下面的官員沒有一個不挨打的——體無完膚，所以下面的部屬都很怨恨他。這是一個官員。還有資水縣的縣令叫賴恩，他的情況是什麼?他本性就很貪婪，很吝嗇。那一個官員貪的話，他就會收取賄賂，原來講收取賄賂，現在講權力尋租，把這個作為常事。因為你手上有權，你要蓋個章搞個什麼東西，你不拿錢來就弄不了，那人家也只有乖乖地送上紅包了。這沒辦法的事情了，你有這個門檻啊。所以他的日常的生活飲食之用都從老百姓那裡弄過來，也放縱自己的下屬去搜刮民脂民膏。所以老百姓就很苦。
那麼當時文昌帝君呢，這世在他是做神了，他就觀察這兩個縣的無論吏還是民眾就遭到這兩個官員的荼毒，就要拯救百姓了。拯救百姓怎麼拯救呢?這個文昌帝君就變化成了一個四川——四川就是省一級領導——郡丞，郡丞就相於現在講副省長，丞就是佐官的意思，叫長孫義。變化成他的形象，視察工作，這時候就到了這兩個縣，就由老百姓來匯報工作。他就彈劾這個公孫武仲為虐吏，虐吏就是暴虐地——這個就是對下屬暴虐的行為，就指責他這一點;到了這個資水縣，就指責這個賴恩的酷民，搜刮民脂民膏，收取賄賂。這兩上縣令一看上級來了，知道他們的這個弊政了，就很害怕，就向他磕頭請求上級原諒：「我一定要堅決改正。」承認錯誤，表示改正的意思。那麼文昌帝君也就警告他們，也勸勉他們：「你們有改過的行為，給你們一次機會。」這做完了就「隱而不現」了，就消隱了。
後來經過調查知道，這個上一級省裡面副省長並沒有過來考察工作。這兩個縣令心裡就很吃驚，因為四川一帶也是這種信仰風氣很濃的，他就知道這肯定是神變化過來的。連神都變化過來去警告他，所以這個公孫武仲原來非常酷啊，他就改為忠恕。這個儒家講恕道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不要強加給別人。儒家這句話，現在在世界上成為一個道德黃金律，是可以放之整個世界文明去談的，這是我們中國的孔夫子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從消極層面談恕道，積極層面談恕道是「己欲達而達人」。所以改為恕道，他就會——就叫「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對自己可以嚴格，對於部下一定要寬恕。這一改他當然——他的從政的環境就會變得很和諧了。那麼這個賴恩他原來是很貪心的，現在也變成廉潔了。一個官員的廉潔啊，一方面他要信因果，另一方面他生活方式方面要什麼?要知足，要少欲。寡慾之人他的仁義就會存得多一點，多欲之人他的仁義就會存得少一點。少欲知足，知足常樂。一個人修心養性，格物從哪格?從格物慾開始。不要過奢侈的生活，他就會變成廉潔之官。廉潔之官對自己，對百姓都有好處。所以這個按語說，文昌帝君是這樣憎恨他人苛刻老百姓，苛刻部下，他自己對於部下，對於老百姓這種仁愛的行為，就可想而知了。
自古以來對這個吏治呀，政治這一塊那歷來是非常重視的。居官，怎麼當好一個官?有位蔣莘田先生寫過一本書叫《居官慎刑條》，就是你做官，不得不對那些犯罪的人加以刑罰的時候，你也得要謹慎。犯人在那種飢餓的時候、痛心的時候，或者天熱的時候，你都不能去用刑的。用刑的目的它跟什麼——跟攝受有關係，是為了人懷著仁愛之心去用刑——使他變好的。這一套改過遷善，「字字藥石」，所以居官者要把這個《居官慎刑條》要刻在內衙的牆壁上，從早到晚要看著它，「朝夕寓目」，永遠作為警誡的座右銘，這樣他積的陰功就無量。官員要講積陰德——他有條件，他積的陰德能保護自己，積善之家也必有餘慶，也能夠庇蔭他的子孫後代。這是「未嘗虐民酷吏」。
——2008年11月大安法師講於秦皇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