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宗旨和前景
----怡西法師《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研討會》發言稿
2017-07-26
摘要：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有著悠久的歷史，當下，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的偉大構想，帶來新契機。佛教文化交流的核心是佛教，文化是交流的載體。交流過程中，雙方應互相充分了解和尊重，共同維繫因信仰而建立起來的法誼。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前景非常廣闊，以佛教文化交流，促進佛教弘法事業的展開，這是佛教文化交流更深層面的意義。
關鍵字：佛教、教育、文化、交流、歷史、核心、宗旨、前景、鑒真、空海、一帶一路。
中國和日本，從地理位置上來講，是一衣帶水的鄰邦，縱然古代海上航行困難重重，畢竟因為地理位置優勢，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條件。
從歷史淵源上來講，中國很早之前就已經是亞洲文化的中心，古代中國即以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態度與其他國家進行著物質和文化的交流。
以對日本為例，早期中日交流以中國向日本的單向輸出為主，主要輸出的是水稻、陶器和青銅器等。日本的彌生時代(公元前3世紀-公元3世紀)，開始進入中日文化交流的初盛時代，此後，慢慢從物質輸出轉為文化交流。而佛教文化是中日所有文化交流當中極為重要的部分，佛教從中國傳入日本，加速了中日兩國佛教的進一步繁榮發展，同時，也為佛教世界範圍的弘揚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
當下，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的偉大構想，中日兩國以佛教文化交流促進友好、加強了解、合作共贏的新契機已經到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揚州市佛協，大明寺、鑒真學院發起本次研討，是佛教界的盛會，同時也是佛教回響新時期號召，與時俱進，勇於承擔歷史使命的又一次證明。
想要探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宗旨和前景，必須認真地回顧歷史，尊重歷史事實，同時也必須具有長遠的眼光和高遠的見地來展望未來。
從歷史上來看，佛教文化是在隋唐時代，即日本的飛鳥、奈良、平安等時代由中國經朝鮮傳入日本。推古天皇和聖德太子大力扶持佛教，派遣遣隋使，試圖與中國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當時的中國作為亞洲文化中心，日本以佛教文化交流為契機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可謂是十分明智的舉措，對當時日本社會產生積極影響，同時也為以後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繁榮奠定了基礎。
佛教是兩國友好的先行者，其後，中國先進的哲學思想也相繼開始被日本接受，例如日本604年頒布的《十七條憲法》，即糅合了儒學、佛教、法家等思想。除接受中國先進的思想外，日本同時建立佛教寺廟，如飛鳥寺、法隆寺，為佛教進一步在日本生根提供條件。
隋朝時，日本至少有四次遣使到中國，隋之後，隨著唐朝政局的逐步穩定，日本派往中國的遣唐使至少有二十次之多。既然談到交流，理應努力建立雙向交流的良好機制，公元759年，對兩國來說是個很重要的年份，這一年，大唐使團回訪日本。中國使團開始回訪日本，這是兩國雙向、健康、友好交流的重要標誌，中日文化交流迎來了高潮。
我看到的歷史記載中，僅日本派到中國的遣唐學問僧，確切留名的約有90餘人，著名的有空海、最澄大師等，而中國向日本傳播佛教文化的最有力推動者是鑒真大師。一千多年過去了，這些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不但沒有湮沒在歷史的塵埃里，反而隨著新時期的到來，越發的光彩照人。
從歷史往事中，從古德的事跡中，認真地思考當代佛教文化交流的宗旨，以下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佛教文化交流的核心是佛教，文化是交流的載體。
無論是鑒真大師、玄奘大師，亦或是空海大師、最澄大師，他們所做的一切事，最核心的部分都是彰顯佛教本身。
佛教的本質是教育，僧人的根本是戒法。以鑒真大師為例，作為中國南山律宗第四代祖師，不畏艱險，六次東渡，即使雙目失明都未曾放棄，這是源於大師對佛法堅固的信仰，以及對蒼生無盡的悲憫，因為當時的日本社會需要真正的佛法，因此必須首先復興律教。
大師放下自我，心懷天下的境界是佛教[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的境界，六次艱難的東渡過程，是佛教弘法人[弘護正法，以身護教]的實踐。我們學到的是消除界限，拓寬心量，假若都能夠以佛教[法界一體]的觀點，達成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間的共識，就不會有諸多的戰爭、分歧與誤會。
鑒真大師到達日本後，面對當時讓日本皇室頭疼不已的嚴重社會問題，他做的是兩件最核心的事：首先著手復興律法，然後不遺餘力以種種手段進行佛教教育。
鑒真大師依照南山道宣律祖的《戒壇圖經》，在日本東大寺毗盧遮那大佛殿前築戒壇，依佛制登壇如法傳戒。大師自己以身作則，所作的一切都嚴格依照佛的教敕，整頓日本社會亂象從嚴肅律教開始，這是抓住了佛教教育最核心的問題。
僧與俗的區別在於戒法，這也是佛陀當年施設化教、制教的原因，唯有在戒法上嚴肅威儀，僧人的形象和格調才能彰顯出來，也唯有將僧格彰顯，才有可能以僧眾嚴格持戒的作用，徹底扭轉當時日本社會亂象。
大師在日本傳戒之後，窮其一生講經弘律，進行佛教教學工作，大師的弟子，上到天皇、皇太后、太子，下到普通黎民百姓，無一不是因大師將佛教最本質的內涵帶到日本而受益。
因此，佛教文化交流要以彰顯佛教最本質的核心內涵為宗旨，特別是有僧人參加的情況下，無論以何種形式為交流手段，都需以僧人嚴格持戒為基本條件，使信眾對僧團、對佛法產生真正的認知和信仰。若失去了這條根本，佛教文化交流很容易成了表面上以佛教旗號而進行的普通文化交流，本質上和其他文化交流沒有兩樣。久而久之，反而將佛教最根本的宗旨和信仰湮沒在鋪天蓋地的所謂「文化」下面，這是得不償失的事情。
二、不妄自尊大、不盲目自卑，尊重事實、知己知彼。
任何一種交流，以真誠的態度尊重事實方才有效，何況佛陀本身就是實語者、如語者、不妄語者，佛教戒律當中，將[妄語戒]作為根本戒律之一。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地域性、獨特性與多元性。佛教創始於釋迦牟尼佛，其後傳往四方，自東漢初年傳入中國後，經過千百年的傳播與弘揚，如今真正迎來最輝煌的時代。佛教在印度衰微後，中國成為了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代表，高麗、日本諸國的佛教文化都由中國間接傳入，不過在具體發展過程中，高麗、日本的佛教文化與中國佛教形成了不同風格，擁有不同特色。
太虛法師曾就中日兩國佛教文化的不同之處，專門談過八個異點，例如：內求與外來之不同，朝貴與野逸之不同，承受與排毀之不同，保持與流變之不同，密與禪中心之不同，尊祖與重佛之不同，化群與修己之不同，適今與復古之不同等。①
正是因為有不同的風格，不同的特色，交流過程中，雙方應互相充分了解和尊重，不尊己而排他，也不尊他而卑己。否則，無法接納和學習別人的長處，勢必給自身發展帶來限制。很多誤會，究其根源，是由於對他人的不了解而造成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交流過程中，多學習對方的長處，讚嘆對方為保存和發揚所作的種種努力，只有以了解、包容、尊重的心態，才能真正接納文化的多元性，也只有多元文化和諧共榮，佛教的繁榮發展才有深厚肥沃的土壤。沒有一個事情是可以不依靠其他而獨立存在的，佛教亦不例外，曾經太虛法師、歐陽競無先生、聖嚴法師等都很看重日本佛教的長處，學習長處並且揚長避短，對當下來說同樣重要。
三、官方交流與民間交流互補運用。
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自古以來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甚至民間交流還要更早於官方。官方有政府支持，力度較大，民間卻更為靈活，通過民間交流，又更能推動官方合作，通過官方合作，又更能促進民間交流，是互補共贏的好事。
近年來，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揚州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與日本多次進行友好互動，揚州已成為中日佛教交流的重點城市，成績斐然。同時我們更希望通過揚州，帶動和促進其他地區佛教文化交流的友好互動。
四、中日兩國的法誼，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之上，應共同維繫。
慈悲、平等、仁愛、和平，佛教的廣大攝受從來不設界限，自世尊以來，無數先德皆以無所畏懼的膽識和善巧方便的智慧，共同建立和維繫著跨越國家、民族界限的法誼，中日之間也不例外。
八十年前，發生了那場給中日兩國人民都帶來深重災難的戰爭。談到中國和日本，難免要碰觸這段歷史，我們銘記歷史，不為加深仇恨，而是為了讓佛陀慈悲智慧的教言，化解深重的苦難和戾氣。因為中日兩國人民有共同的佛教信仰，戰爭的殘酷和苦難也不能摧毀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礎上的法誼，法誼因法而產生，也需要以法來維繫，對此，兩國佛教界人士有共識，並且站在了守護和平的最前列。
戰後的1952年10月，《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佛教界委託出席會議的日本代表帶回一尊藥師佛像贈送給日本佛教界，表達了療治戰爭創傷、促進和平友好之意，並得到日本佛教界的熱情回響。
1953年日本佛教界在大谷瑩潤法師和管原惠慶法師領導下，歷時十一年，分九批送還三千多名中國在日殉難勞工的遺骨。大谷瑩潤法師訪華時，向中國贈送了日本社會各界一千五百餘人簽名的[日中不戰之誓]簽名簿，表達了日本佛教界希望中日友好、永不再戰的堅定決心。
周恩來總理亦非常重視佛教界在促進中日兩國友好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曾經囑託日本佛教界一定要為中日世代友好而努力，日本佛教界也一直信守諾言，數十年間，不負周恩來總理重託，始終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兩國佛教界默契地最先開始修復戰爭創傷，從1952年到2017年，兩國佛教界友好往來不計其數。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基於佛教慈悲的信仰、對一切眾生的憐憫之心以及勇於擔當的精神。這種來自釋迦牟尼佛的信仰和精神，從古德至今，無論在中國亦或是日本，無論經歷何種苦難，從來沒有失去過。也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從來不曾失去的信仰和精神，我們深信，新時期兩國佛教界亦能延續各自的使命，以深厚的法誼共同栽培中日佛教友好之樹。
去年，也就是2016年，揚州舉行了送鑒真大師像東渡的盛大活動，我本人也參加了此次活動，親眼見證到兩國佛教界再次共同栽培友好之樹。新時期應當永遠銘記與感恩為播種、養護這棵友誼之樹而付出寶貴心血、貢獻智慧、力量的兩國佛教先德，同時我們也有責任使它更加枝繁葉茂，生機勃勃。
五、以佛教文化交流，促進文學、藝術、建築、醫藥等多方面友好合作。
鑒真大師東渡，將《四分律》完整傳入日本，開創了日本律宗，建立了唐招提寺。招提寺是日本律宗的總本山，是鑒真大師駐錫弘律的根本道場，是中日兩國佛教徒心中嚮往的聖地。
大師將中醫藥、建築、造像技藝傳入日本，對日本文化發展和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成為中日兩國佛教界共同尊奉的祖師大德，也是兩國人民共同敬重的友好使者、文化使者。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的青龍寺，始建於隋，復興於唐。是中國真言宗祖師惠果大師駐錫弘法的根本道場，也是日本真言宗初祖空海大師跟隨惠果大師學習密法的聖地。
空海大師精通三學，兼通儒道和梵漢語。他不僅將真言密教傳入日本，建立日本真言宗，與最澄大師一起開創了平安時代日本佛教發展的新境界，而且將唐代的採礦、築路、水利、架橋等先進技術引入日本，首創平民教育，為日本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作出了輝耀古今的傑出貢獻。空海大師同樣受到兩國佛教界和兩國人民的尊敬。
江蘇南京「金陵刻經處」被譽為「近現代中國佛教復興策源地」。它的創辦者是中國近現代佛教史、文化史上著名的楊文會居士。楊文會居士早年在歐洲結識了日本淨土真宗南條文雄法師，此後兩人成就了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楊文會居士有紹繼絕學、流通法寶的宏願，很多我國宋元以來久已佚失的重要佛教典籍，在南條文雄法師的幫助下得以從日本回傳並刻印流通。楊文會居士也對日本京都「藏經書院」刻印《續藏經》的事業給予鼎力幫助，不僅對初擬目錄提出增刪意見，而且多方蒐集善本以供採用。
楊文會居士與南條文雄法師的友誼與合作，不分民族、國籍、身份，只是因為珍貴的佛法法寶需要如此流通和保存，就理所當然、義無反顧地去做了。法寶是無比珍貴的，楊文會居士與南條文雄法師為流通法寶，三十年所做的事情亦是無比珍貴的。
學誠法師在談到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時強調[一種宗教、兩個國家、三處聖地、四位先德]，提倡沿著他們光輝的足跡，穿越千年、橫跨萬里②。我們確實看到有一條貫穿兩國佛教先德偉大願行與寶貴心血凝結而成的黃金紐帶。
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的歷史，直到今天，仍然在為兩國人民提供依怙和蔭庇。我們對未來兩國佛教文化交流的前景持著樂觀積極的態度，並有幾點展望。
一、進一步重視和加強佛教弘法人才的培養。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對於教育，佛教的說法叫做[轉法輪]，不僅要[轉法輪]，還要[常轉法輪]。法輪的轉動，需要優秀的弘法人才，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
人才的培養，是佛法弘傳的基本保障，因此，世尊一生都在從事僧團的教學工作，我們進一步重視和加強弘法人才培養，這關係到佛教教育的未來。
對於我們出家眾來講，「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把佛法教義開示於人間，帶給眾生利益歡喜，是佛陀降生於娑婆世界的本懷，也是出家眾最重要的天職。
佛教弘法人才培養最重要的核心是出家五眾，依出家五眾建立如法如律僧團，從而給在家眾依止學習，這樣才是佛教教育擁有未來的保證。
培養弘法人才的過程中，所要強調的最重要內容，第一個方面：
佛陀對於弘法利生的事業，所給出的教言是依據戒定慧三學不二次第。切不可忽視基礎戒法的學習，佛制出家眾五年、六年學戒，由戒定慧次第修行，而證悟真理實相。只有明了戒法，才有可能建立有能力帶領大眾證悟真理的僧團，弘法依僧團更有力量，而不是依個人。
第二個方面：
佛法教育說到底是為了引導大眾走向徹底的解脫，目標決不能夠偏離。若不明確這個目標，做再多的佛事，展再多的才藝，也會辜負佛陀出世的悲心。在培養弘法人才的最初，就要將弘法的最終目標清楚確立，培養弘法人才的機構，要與世間教育和慈善機構有本質上的區別，弘法人才的體制、考核標準，亦應根據目標而建立。
除以上兩個方面之外，培養弘法人才過程中，還要重視探究既契理又契機，方便權巧的方法，引導大眾同沾法益，共入法海。
面對的環境不同，客群不同，弘法不能不講究善巧。佛陀是擅長使用不同教學手段的專家，這些善巧為後來佛教教學提供了全方位借鑑。例如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佛教在中土空前繁榮，就與當時的僧侶們在弘法時將經典當中的奧義，以善巧通俗，平易有趣的方法傳達出來有直接關係，這樣使大眾更容易接受，佛法更容易普及。
我們這個時代，有更多現代化手段可以利用，在培養弘法人才時，適當引入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等，掌握這些現代化的方法，使得新時代佛教弘法人才與社會進步不脫節，與時俱進，善能洞曉眾生需要，善用現代科技成果，這都屬於方便智慧。
總之，想要影響大眾，必須首先了解大眾。弘法人才不可以是與社會格格不入，對周遭環境一無所知的人，我們了解真正的佛法，同時也了解和我們一樣都需要解脫的眾生，這樣去做弘法事業，方才不負上契佛教，下化眾生的本意。
二、除中日兩國佛教交流外，積極拓展與其他國家的佛教文化交流。
「一帶一路」的偉大構想，是含概全球，合作共贏的體系。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的歷史，可以為與其他國家進行佛教文化交流提供成功經驗。中國確實也越來越重視拓展與其他國家的佛教文化交流，例如與佛教發源地印度之間，正在形成佛教文化的[反哺]，斯里蘭卡最盛大的佛教節日[衛塞節]，盛情邀請中國佛教代表團參加等等。
歷史上佛教是國家之間和平友好的先行者，現在同樣也是。通過佛教率先邁出一步，充當和平友好使者，為世界宗教和諧，國家、民族合作共贏奠定良好基礎。
三、新時期文化的多樣性，使佛教文化交流有了更新更與時俱進的內容。
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的多樣性是前所未有的，而高科技的運用，又為實現創新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可能。例如佛經電子檢索、比較研究電子資料庫建立，佛教建築、造像3D影像成型，這些前所未有的新內容，為佛教文化交流注入新的生機。
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有條件作有計畫、多形式、多層次的交流，交流之後，更加有力量推動交流成果落地，真正惠及兩國人民。
四、可以再挖掘和弘揚其他為佛教嘔心瀝血的大德前輩們的事跡，使他們為法忘軀的精神成為後輩的楷模。
除了鑒真大師、空海大師之外，還有許多值得尊敬的大德前輩。例如演培法師，他是從我們江蘇揚州走出去的大德高僧，自一九五七年起，演培法師便走出國門，赴泰國、越南、高棉弘法，後多次到香港、新加坡、美國、加拿大等地，廣開講筵，住持道場，創建講堂，建立慈善機構。由於演老的貢獻，先後兩次獲得由新加坡總統頒發的公共服務勳章，且委任為新加坡宗教和諧理事會的佛教代表。
演老深入經藏，對經、律、論三藏莫不通達。每有傳戒法會，多被禮請擔任得戒和尚。老人家一生著述等身，已結集的《諦觀全集》三十四冊、《諦觀續集》十二冊，洋洋八百萬言。
除演培法師外，從中國走向世界的大德高僧還有印順法師、太虛法師、淨空法師、星雲法師、聖嚴法師等等，這麼多生於中國本土，又走向世界，為佛法弘傳嘔心瀝血的大德高僧像一面旗幟，指引著我們前進的方向。
時下的年青人大多還是善良、積極、有擔當的，他們只是缺少了解佛教以及佛教界先德的機會，若深入挖掘和弘揚更多從中國本土走出去的當代大德高僧，通過本土的紀念活動，帶動與他們有淵源的國家和地區共同來紀念，特別是影響年青一代，使他們了解佛法最無上的智慧，最廣闊的胸懷，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佛教交流活動，同時這些年輕人也是佛教新時期繼往開來的期望所在。
非常感謝揚州舉辦此次研討，使我們對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宗旨和前景作深入的思考，增加兩國和平友好的信心，更加清晰地理解先輩大德和各位佛教同仁的努力和付出。
中日佛教法乳一脈，有著共同的信仰與追求，有著共同尊奉的祖師和經典，有著共同嚮往的祖庭聖地，有著一以貫之的精神和要義。
未來，希望我們共同延續先德們的足跡，珍惜新時期偉大契機，繼續作如來使者、和平使者、文化使者，繼續為中日兩國友好，東北亞乃至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榮作出新貢獻。
至誠祈願三寶慈光加被，中日兩國世代友好，佛法昌隆、人民安樂、世界和平、風調雨順!
①《太虛大師全書》，2004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②學誠法師2017年5月29日《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成立50周年》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