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愛國愛教，一直以來也更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優良傳統。中國歷代高僧大德，沒有一個不是不愛國愛教的。
中國佛教歷史上最偉大的佛學家、翻譯家、旅行家和文化交流家，被魯迅先生譽稱為「中國的脊樑」的玄奘法師(600—664)，就是愛國愛教的典範，他在印度生活學習長達17年之久，名震四方，被當時的大乘尊為「大乘天」，被小乘尊為「解脫天」，為祖國膺得了崇高的榮譽，當時印度戒日王極力地挽留他，但是他拒絕了，最終回到了祖國，致力於翻譯經典和創宗立說的活動，應唐太宗之請，為述《大唐西域記》，以利於唐朝的發展。還有法顯、義淨法師等，他們不僅取經，還從南亞諸地取回中國所無的稀珍什物以及蔬果植物種子等，蕃衍至今，為我等後人享用。
二十世紀前半期，抗日戰爭的八年里，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上，在槍彈雨之中，到處都有出家人保家衛國、捨命捐軀的身影，廈門、漢口、湖南南嶽山、寧波、上海、廣州、成都、重慶、雲南雞足山、衡陽等地都成立了救護隊。長沙佛教徒成立「十願抗敵團」直接投入抗日前線。江蘇龍池山僧恆海組織抗日游擊隊，隊員千餘，成為著名的抗日「和尚司令」，1938年在日軍掃蕩太湖馬山時，糧盡援絕壯烈捐軀。
1939年，圓瑛大師(1878—1953)因積極回響抗日，被日本憲兵逮捕投進監獄。獄中受盡日軍的嚴刑拷打、殘酷折磨，但堅貞不屈，始終保持了愛國僧侶的崇高氣節與民族大義。新中國被選為首屆中國佛教協會會長，1953年，臨終之前留下遺囑：「願我全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力於和平事業，應思利民護國、饒益有情，乃成佛之基，眾善之首。」一代愛國高僧的民族氣節值得我們後人去思考、去學習。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占領東北三省，其征服中國的險惡野心昭然若揭。太虛大師(1889—1947)義正辭嚴地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予以嚴厲譴責：「此種暴行，為國際公法所不許，人道主義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顧，但求達到吞併滿蒙、征服中國之目的，可謂猙獰極矣。」大師發表《為九·一八事變告台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呼籲佛教徒發揚佛陀慈悲濟世的精神，承擔起維護世界和平、維護人間正義的責任，協同一致，消弭戰爭。
七七事變發生後，作為佛教領袖的太虛大師帶領全國佛教界積極投身於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去。他通電全國，呼籲中國國內外佛弟子同赴國難：「因為國家對於吾人有保護教育恩，故吾人當獻身國家而報之……無論信佛與否，皆與國家有密切之關係，故吾人當有愛國之思想，而不容自外也。」
1939年大師率佛教訪問團對緬甸、印度、錫蘭、新加坡、越南進行訪問，沿路宣傳中國抗日的正義與意義，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徑，細敘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人民的友好情誼，會見了尼赫魯、甘地、緬甸等各國僧俗人士，澄清國際友人的誤會，取得了友邦的精神支持與物資支持。
文化名人俗名李叔同、出家名弘一法師(1880—1942)。抗戰時期，身患重病，懺悔自己不能為國為民做什麼。看淡生死：「大病從死」。自己處於生死邊際還不忘救濟難民，付囑寺院當家師，把禪房寮房多騰出些，救濟難民，共甘苦、同患難，並把別人贈送的一付貴重的眼鏡賣了換作糧食，救濟災民。弘一法師開示：「念佛不忘救國!」
還有八指頭陀寄禪大師和宗仰大師等皆大義凜然，履踐了高尚的愛國抗敵氣節。
面對外敵侵略，這些前輩、高僧們已交出了一份足以告慰先人啟迪後者的出色答卷，這份答卷是用鮮血和生命，用愛國精神和佛法智慧共同譜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