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精神科醫生來說，抑鬱症是越來越常見的疾病了。二十年前，在病房裡看不到幾個抑鬱病人住院，可如今迅速增多，更不要說門診了。末學看過最小的抑鬱症患者才10歲，當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患兒的症狀、嚴重程度和病程完全符合診斷標準，並且還相當典型。
由於抑鬱症會導致患者的日常生活、工作、社交等社會功能的損害，易產生精神殘疾，造成疾病負擔。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數據調查，中國在2002年全年齡段人群的單相抑鬱即占全部疾病總負擔的6.3%，僅次於腦血管病（7.3%）。2004年中國因為單相抑鬱損失的GDP為人民幣1256.2億元。全球2005年全年齡段人群的單相抑鬱占全部疾病總負擔的4.8%，僅次於下呼吸道感染（5.7%）和愛滋病（5.6%）。至2030年，全球14－44周歲者中的單相抑鬱將占其全部疾病總負擔的9.5%，僅次於愛滋病。2009年，世界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刊登了一篇重要的論文，報告了在中國四個省進行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其中成人單相抑鬱的患病率為2.1%。
根據WHO國際疾病分類第10版的標準，抑鬱發作的核心症狀有心境低落、對平日感興趣的活動喪失興趣或缺乏愉快感、精力不足或過度疲勞。附加症狀有：自信心喪失或自卑；無理由的自責或過分的罪惡感；反覆出現求死或自殺觀念，或任何一種自殺行為；思維或注意力降低；精神運動性激越或遲滯；睡眠障礙；食慾改變，伴隨相應的體重變化。症狀持續至少2周。按照症狀的數目不同、對社會功能的影響不同、發作的次數不同、是否出現過躁狂發作，又可細分為輕度、中度和重度抑鬱發作，單相單次抑鬱發作，反覆發作，以及雙相障礙抑鬱發作。
在精神科，只有先天愚型（唐氏綜合徵）的病因是明確的，即多了一條21號染色體，其餘疾病的病因都未研究清楚，抑鬱症也不例外。國內的權威精神病學教科書明確表明採用單一遺傳因素無法令人滿意地解釋抑鬱症的病因。在心理社會因素方面，較為統一的認識是：在抑鬱發作之前，患者常常是曾經遇到過不良生活事件。
因為這類病人是如此之多，全世界各大藥廠便開發出多種抗抑鬱劑，在中國幾乎能見到所有種類的新藥。心理治療在近年不斷發展，各種心理治療的技術也逐漸套用於臨床。儘管有多種藥物及各種心理治療技術，抑鬱症仍具有反覆發作的特點，且具高度致殘性。
以上的文字十分類似科研論文的用語，儘是科學、學術乃至八股的氣息。可在這些文字背後，是每一位活生生的患者及其家庭的血淚、痛苦與掙扎。末學做過二十年精神科醫生，見過從少到老的許多抑鬱症患者，知道他們的故事，但體會最深的，還是自己的抑鬱症經歷。
末學1991年醫學院畢業後開始做精神科醫生。1993年皈依三寶，修學淨土宗。由於根性陋劣，知見偏差，誤認為只有做世間的聖賢，在世間做大事業修菩薩道才能往生有份。抱著這樣的心態，於1997年去北京大學讀醫學碩士，後讀博士，在讀博士期間即開始為衛生部做事。起初是做翻譯、組織會議，後來很快便參與了各項國家精神衛生重要法律、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培訓工作。更於2004年始參與設計、立項及管理全球最大規模的國家精神衛生服務模式改革項目，該項目在全國三十個省同時展開。由於人們的偏見與歧視，精神科一直在醫學各專業中處於很弱的地位，全國精神科醫生的人數一直嚴重不足，人才更是缺乏。加上改革是前無古人之事，全是摸著石頭過河，要做的事情太多，要學的東西也太多。
為了實現做世間大事業的理想，為了以大菩提心利益眾生，末學完全犧牲了個人的生活，把家全扔給丈夫，不要孩子，夜以繼日地工作，電腦旁邊就放著沙發，實在困得打不了字了，就倒在沙發上睡2個小時再爬起來接著乾。那時工作壓力之大常人難以想像，經常上午接到衛生部的通知，第二天就要交預算數千萬元乃至數億元的項目計畫書。每年的國家項目預算是直接關在賓館裡寫的，通常要改數稿，直到領導滿意，上交財政司才能離開。
記得有一年五一節，在家正加班幹活，突然接到衛生部領導的緊急電話，問給全國的貧困精神病患者都免費服上藥，總共需要多少錢，要求半小時內回復並附簡要計算依據。當時衛生部的主要政策專家絕大部分在美國參加學術會議，末學不得不趕緊與上海的專家溝通，半小時內總算按時回復了。像這樣的情況簡直是家常便飯。而末學所在的工作單位是研究所兼醫院，收入幾乎全部要靠臨床服務，配備人員專門義務為政府工作也是十分的困難。2004年國家項目立項，辦公室只有正副主任2個人，至2007年不過增至4、5個人，要想不加班、不玩命是絕無可能的。幾乎每天一上班，就會發現今天是某項任務的最後期限（英文deadline，可直譯為死亡線）。
至2007年春節後不久，末學漸漸覺得力不從心。如果把一項工作比作一匹狼，以前是自己把狼甩在後面，慢慢狼的數量越來越多，追得越來越近，後來狼就與自己平行跑，再後來狼就跑到前面去了，甚至於自己忘記了有某匹狼的存在，因為它已經跑得沒影子了。末學就經常覺得喘不過氣來，很疲勞。以前對工作的那種熱情和幹勁消失了，效率也下來了，工作成了實實在在的負擔，理智上知道要趕快做，可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開動工作的動力。白天有時面對電腦發獃，晚上強迫自己在家加班，可往往是在玩打撲克這類幼稚的電子遊戲，直到不得不上床睡覺。之後便是自責，自信心下降。如此惡性循環，不能扭轉。之後，每天夜裡3、4點就醒，再也睡不著，焦慮著白天要面對的工作。頭痛、胸悶也隨之而來。最為可怕的是，覺得這樣的日子不知何時是盡頭，前面是一片灰暗。
最終有一天，末學上午在辦公室校對中英文幻燈片，2小時才校對了6張片子，而且還是挺認真在做這項工作的。末學正常時的效率很高，每小時校對的速度應該是10張片子以上。那天看到自己如蝸牛一樣的速度實在是忍無可忍，差點崩潰。於是直接推門進了院長辦公室，經過一番了解，院長長嘆一聲，說：「中度抑鬱！」要末學停止加班，重新分配手頭的工作，服用抗抑鬱劑。抗抑鬱劑是很快服上了，停止加班不到一個月就又開始加班，因為實在是沒有人手做事，連續休假就更不可能。這樣，拖到一年以後，總體的工作狀況勉強恢復到以前的一半。
在一次政策專家組會上，國內的臨床大腕知道末學的這種情況，非常擔心末學會變成慢性抑鬱，那樣就很難完全恢復，甚至很可能會持續餘生，俗話說「人就廢了」。末學當時心裡很難過，想想自己一個精神科醫生、專家、博士，完全因為工作壓力過大得了抑鬱症，又仍舊因為工作壓力過大難以痊癒，自己都精神不健康，還適合作精神衛生的改革者嗎？就在末學對此產生疑問後不久，來了一個可去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作研究學者的機會，院長一定讓末學去，一是去學習新的科研技術，二是改變環境緩解抑鬱症。
2008年9月，末學攜丈夫到達美國東海岸的波士頓。波士頓的天總是那麼瓦藍瓦藍的，我們租住的高級住宅區房子雖然老，可院子裡和街上卻是花園一般的美麗，居民也很少，晚上8點以後人們幾乎就都呆在家裡了。在哈佛作研究學者，有必修和選修課，因為不給學位，所以要求並不很嚴，是否完成的標準就是看能不能立項一個研究課題，把研究經費從美國帶回國內來做。這對末學來說並不很困難。另外，雖然國內的同事仍然是忙得要吐血，畢竟相隔半個地球，要末學再大力參與國內的工作便不大可能。最重要的是，末學那時下決心要恢復精神健康。因此，在哈佛的日子對末學來說是難得的安靜、輕鬆。末學花了大量的時間與丈夫一起讀經、聽大德講經、拜懺，尤其聽了大居士講持名念佛能獲得不可思議的利益之後，每天都持名數千聲，在上下課的路上也能一直持名。9個月後，在踏上回國的飛機時，末學的心情猶如波士頓的天空一樣，晴空萬里。
回國後，自然又是忙得焦頭爛額，可末學仍然想辦法於2009年底去東林閉關，在東林寺最大的收穫是知道念佛法門是他力法門，靠的是信願行，並不需要做世間的聖賢。末學在新拜的師父的開示下，放下了事業心，每天持名1萬聲。半年後，末學因為過度勞累，血壓突高，在恩師的要求下，將佛號提高到3萬。雖然身體的狀況相當令人痛苦，可抑鬱症並未復發。又過了大半年，末學的恩師往生，末學在剎那間痛失這位前世今生的師友與知己，但在努力持菩薩戒、大量誦經和日持名5萬的力量之下，抑鬱症也並未復發。今年1月中，在東林的晝夜經行中，末學痛哭流涕2小時，深刻體會到與彌陀的父子關係，從此找到了永遠的依靠！
冷靜思考自己痛苦的患病以及痊癒未再復發的過程，末學有幾點深刻的體會。末學最根本的患病原因就是知見錯誤，不懂得往生靠真信切願持佛名號，反以為要靠做世間的利生大事業。其次的原因是末學的分別執著心非常重，絲毫也不覺得這世間的事業是夢幻泡影，反而覺得極其重要、真實不虛，所以即使在抑鬱得相當嚴重的時候還不肯放下事業，差點拖成慢性，變成廢人。末學之所以能夠痊癒，全靠佛光的照注，那時雖然知見還是不正確，但肯持名，彌陀的十二光中的歡喜光和智慧光便起了作用，令末學歡喜起來，也多少放下了做世間事業的狂心。其後遇到的重大逆緣而病不復發，則靠正知見以及佛光的大力加持。
雖然每個人患抑鬱症的原因可能不同，但總也離不開分別與執著，這就與般若智慧背道而馳。如果能夠仰靠彌陀，持佛名號，佛光必定可以盪除抑鬱，也可以減輕分別與執著，讓我們重獲快樂，活得更有智慧。
末學仰靠佛光，度過了生命中最灰暗的一段歲月！末學仰靠佛光，在盡未來際，將永不再抑鬱！末學仰靠佛光，在盡未來際，願努力幫助眾生不再抑鬱！
感恩彌陀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