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是佛教報恩思想的標誌。知恩報恩的思想，是佛教傳統倫理思想的代表之一，也是人類社會最值得提倡的倫理道德思想之一。中國人一直有「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說法，就是說受惠於他人，就應該回報，而且不僅是要以恩還恩，還要以十倍甚至更多更好的回報去報答別人的恩惠。所以到了清代的時候，「報恩於十」的思想被教育家朱用純收錄於家庭教科書《增廣賢文·朱子家訓》裡面，成為封建社會用來教子醒世的重要思想。佛教的報恩思想佛教的報恩思想出現很早，在佛教創立之後就已有之。佛教經典《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七記載，佛陀在世的時候，曾經告誡弟子「彼野狐者，疥瘡所困，是故鳴喚。若能有人為彼野狐治疥瘡者，野狐必當知恩報恩。而今有一愚痴之人，無有知恩報恩。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知恩報恩。其有小恩尚報，終不忘失，況復大恩？」佛教是一個講平等的宗教，佛教所說的眾生之中，不僅包含了有情感的人與動物，還包括了像草、石等物種。釋迦牟尼佛教導弟子們不僅要善待每一個人，就連動物也要善待。野狐生疥瘡，疼痛難忍，發出求救的聲音，想要得到別人的幫助，這時我們就要伸出援手，去救它一把。因為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果關係的，你救了別人就會得到好報，畢竟動物也是有感情的生命體之一。佛教有「緣起」理論，是說整個世界都存在著「此有故彼有」和「此生故彼生」的緣起關係，這就表明了眾生之間都是一個相互的緣生之關係，人與人、人與自然界都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報恩思想也是一個相互依賴而緣起待生的關係。佛教報恩思想的中國化佛教的報恩思想傳入我國以後，與我國傳統思想中的報恩思想相結合，有了更多更廣的意義。中國社會是一個受儒家倫理思想指導的社會，印度佛教中平等報恩的理論被中國人接受，但是佛教要人剃除鬚髮，不娶妻生子，不能傳宗接代，這在中國人看來，違背了儒家傳統的孝道思想。出家獨身是佛教僧人最根本的原則，這是不可更改的，佛教為了能夠與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相結合，於是從人生更廣大的意義方面作了新的解釋。東晉慧遠就提出，在家的人，生活享受都是來自於有生育之恩的父母，尊敬王侯。出家之人以身體為患累，對生命延續不求奢望，只追求涅槃境界，是「方外之賓」，不必順極王化。同時沙門落髮，起誓，袒服，表明了為拯救俗界眾生，開發人之天道，同樣也是協助王化順民。所以僧人內行天之道，志孝同用，外不奉主，並不失敬。「內外之道可合」，殊途同歸。雖然佛教從更廣的人生角度對孝道思想作了新解，但還是不能回答儒家提出的傳衍生命、繼續血脈的責難，於是中國佛教界在承認人類共有之天性的孝道前提下，將報恩思想作為佛教孝道思想的最重要內容而加以強調。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中國佛教界編纂了《父母恩重報恩經》，並把這部經典刻在石碑上面，再用畫面的形式表現出來，將佛教知恩圖報的思想與儒家的孝道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了中國佛教特有的報恩思想。同時佛教的盂蘭盆節就是專門為故逝的親人而舉行的追薦儀式，讓逝世的親人能夠享知後人對他的紀念與追思。報恩思想通過各種途徑影響到民間，深入人心。例如佛教僧人在寺廟講解這部經典，朝廷對僧人進行考試，此經也成為必考內容之一。敬佛就是報恩知孝，已經成為中國佛教僧人的理念，明代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憨山德清提出「知恩報恩，即是慈父之孝子矣」，教導人「既秉如是行願，二六時中，念念諦思（《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八）」。禪宗以佛心為智，號稱佛心宗，清代竺峰法師說得更加直白：「以佛事為心，則盡孝報恩統在是矣。」竺峰法師為了佛心之孝而頗感吃力，感慨萬端，自認對此「握管心酸，筆舌難罄，賢昆玉（即竺峰名字）最（重視）之（《竺峰敏禪師》語錄卷之五）」。總之，孝道與佛教已經融為一體，進而發展起來的報恩思想則成為我國佛教思想中最有生命力和影響最大的思想之一。佛教的報恩思想發展成熟，其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佛教徒將其構成了「報四恩」的體系。所謂「報四恩」，是指「一父母恩，二師長恩，三國王恩，四施主恩」。也有的經典說是「一父母恩，二眾生恩，三國主恩，四三寶恩」（《大乘本生心地觀經》）。雖然名稱有所不同，但是其實質都是旨在強調要盡孝還報於家庭和整個社會以及國家。四恩思想的理論基礎來自於佛教的平等思想，正如佛經所說：「如是四恩，一切眾生平等。荷負父母者，父有慈恩，母有悲恩。若我住世，一劫說不能盡。二眾生恩者，無始已來，一切眾生，輪轉五道，互為父母，各有大恩故。三國王恩者，福德最勝，雖生人間，得大自在。三十三天，常以其力，護持國界，山河大地盡屬國王。是故，大聖王以正法化，能使眾生，悉皆安樂。」此外，報恩思想與佛家所說的慈悲理念也有重要的關係，慈能拔苦，悲能與樂，以慈悲的心情去善待所有人，相互施恩，各得其所，讓眾生都能快樂平安地生活。知恩報恩的思想，也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的，人類社會發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矛盾最終可以化解，因為你理解了別人的想法，同意別人的想法，也就對別人有恩，那麼你自己也會得到別人的理解，別人也會報恩於你。所以恩怨之間可以轉化，報恩是化解怨結的重要手段。報四恩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發展。宋代非常重視儒家倫理，在政治制度上強調尊卑有序，四恩思想有助於統治者對國家的管理，保證社會健康有序地發展，因此得到統治者的肯定與提倡。佛教把建立功德的活動看作是種福田的事業，父母則是最大的福田，孝敬父母，內以清淨，外當盡孝，是佛教徒的當然義務與責任。佛教戒律規定，「佛言：從今聽比丘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得重罪。又云：我聽五處縱極破戒，應供養所謂父母、親教師（受業和尚也）、軌範師，及病人。又云：出家人，於父母應供養供給……若常乞食亦與己所滿腹食內，應取其半，濟其父母」（《彌沙塞律》）。孝敬父母與報恩理念的結合，使佛教在中國社會中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在宋代專制統治的時代，報國主恩的思想被突顯出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制度下，佛教強調「王者民之父母，以法攝護眾生，令安樂故」（《薩遮經》），「又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故，常須繫心祝願也」（《西域記》）。佛教界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得到了強化，君王是人王，而「人王為一切眾生安樂之本。在家出家精心道撿，皆依正國，而得住持，演化流布。若無王力，功行不成，法滅無餘，況能利濟？是故，所修一切功德，六分之一，常屬國王。願王福山，崇固難壞」（《釋氏要覽》）。這裡指出了「王力」對佛教的保護作用，沒有國王，就沒有佛法的傳播，佛教界人士只能把神權交給皇權來領導，報國恩成為中國佛教界在專制社會裡的必然之路，很多佛教寺院都以「報恩」為寺額，以此來報還國家對佛教的支持。佛教之所以把報三寶恩單獨提出作為報四恩之一，就是因為佛陀創立了佛教，佛教的理論與實踐給了佛教徒生活指導，使他們一生有了精神的歸宿。僧人出家，不要小家而為大家，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願，付出常人難忍的痛苦，他們無私無怨的高尚行為，以及他們為眾生帶來的福祉，不僅應該受到眾生的尊重，而且還應該對他們進行報恩。民國時期是我國佛教的轉型時代，這時社會形態已經由家天下轉變為公天下了，佛教的報恩思想也在這個新時代開始被賦予了新的內涵。當時有人撰寫文章《佛教與愛國》 （《佛學半月刊》，第二十五期，1930年），比較深入地討論了這個問題。這篇文章提出了報恩思想即是愛國主義思想的轉變，代表了當時佛教徒對報恩思想的新解。眾所周知，民國時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也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國內戰爭不止，軍閥割據，外有日本軍隊的侵略，百姓民不聊生。國家有難，匹夫有責，每一個充滿愛國心的人，都要在這時挺身而出。作為佛教徒，報國恩與報父母恩顯得一樣重要，只有國家好了，才有父母的好生活，才有眾生的好日子，才有佛教的好前景，這就是「在一愛國主義之報國主恩內，可以兼攝父母、眾生、三寶之三恩，則一言愛國而四恩總報矣」。報恩思想的現代意義歷史把我們帶入了新的世紀。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大家在平等制度下過著幸福的生活。沒有黨和國家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也沒有現在佛教界的蓬勃發展。所以報國家恩的前提是要相信黨和政府，熱愛祖國，然後才是堅持信仰，報答佛恩。報國家恩是佛教徒愛國愛教行為的具體體現，也是佛教對國家作出的最大貢獻，這是佛教思想在當今中國表現出來的最大的現代意義。雖然我們今天的物質生活已經非常充裕，人們的精神面貌也一改而新，黨中央提出的建立和諧社會的理念，已經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但是我們仍然面對著各種各樣的問題，社會上仍然還有暴力與犯罪，國家之間還存在著各種紛爭，我們並沒有因過著富足的生活而得到解脫。特別是現代社會轉型與思想的混亂，傳統思想對人們的生活所起到的指導作用正在消減，社會秩序與家庭倫理也受到了挑戰，不和諧的現象還時時出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更需要強調知恩報恩的思想，推廣報恩的理念，宣傳孝敬父母、贍養老人、扶持弱者、照顧孤寡、保護兒童，培養愛心之精神，使之成為社會的風氣。知恩報恩的思想，是予人方便就是予己方便的思想，這需要從小事做起。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為他人著想，為他人提供方便，報眾生恩思想深入人心，和諧社會就能到來。推廣報恩思想，就是讓佛教的理念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佛教對社會的貢獻也就更大，這也是佛教思想在當代社會契理契機的運用。佛教界人士做好和推廣這項工作，那麼三寶的地位將會得到更好的鞏固。今天，崛起的中國正在煥發活力，傳統的報恩思想也隨著社會的變化而進行延伸，其所具有的現代意義也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中再次顯示了其重要性，知恩報恩的思想將會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