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春夏，兩樁與宗教有關的事件得到全社會的關注。先是浙江省在拆除違建活動中，拆掉了200萬平方米的中國民間小廟，以及單體建築面積達1萬平方米的某宗教建築，然後就是全能神信徒光天化日下在山東招遠的麥當勞店裡殘殺無辜。
人們可以說，邪教不是宗教，然而，無論從事件所涉及的歷史背景，還是事件所引發的社會各界的反應看，邪教都與宗教有關。對於什麼是邪教，什麼是邪教活動，什麼是邪教組織，不同的學科給出了諸多定義。若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看，簡單地說，邪教應該指那些以神聖的名義從事犯罪活動，特別是包括自殺或他殺等嚴重戕害人類生命的教派或組織。
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一些極端性的宗教教派和社會組織，這與人類思想與行為的差異性和多元性有關。不過，根據宗教社會學理論，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極端教派或組織，因為與社會的張力偏大，或言之因為是非法組織，會時刻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其規模一般不會很大，只有極少數人才冒險加入。然而，通過媒體我們知道，全能神居然已經發展到百萬之眾。人們記憶深刻的是，2012年的12月份，全能神信眾倏爾四起，宣揚世界末日來臨，其組織動員能力令人吃驚。而此次招遠殺人案的一位兇手，據說有3輛豪車，應該屬於企業家一類；大家也都知道，大多數企業家與地方政府具有密切的關係。由此推測這張網已經密布到何種地步，難免令人不寒而慄。
為什麼極端組織或教派在今天的中國會有如此大的發展？為什麼這麼多的人會冒險信仰一個危險的組織？從社會科學的視角看，首先是這些組織滿足了信眾的精神需求。宗教社會學家認為，人的宗教信仰需求是基本穩定的，近乎一個常量；社會需要考量的，不是如何降低、削弱或取消人們超越性的精神需求，而是提供何種產品滿足之。在信仰市場上，相近的信仰具有更多的競爭關係，如果一個地區極端教派有超常的表現，那基本就意味著合法的宗教信仰供給不足。以人文、理性精神為指導的合法宗教，是極端教派的天敵；合法宗教的良性發展是遏制極端教派的最有效工具。
在社會調查中，我們遇到過一個案例。1990年代，河北趙縣一帶地下「傳福音」的人很多，經常在農閒時節聚集上百人。這些「傳福音」者，並非來自登記的基督教會，而屬於民間秘密教派，政府對此也無能為力。後來，佛教的柏林禪寺恢復為合法宗教活動場所，不知不覺中，「傳福音」的聚會規模明顯減小了。深入訪談後得知，流失的人群並不是福音的信仰骨幹，而是隨便聽聽的人，也就是俗稱的湊熱鬧的人，社會學上稱之為「搭便車者」；這些人看到柏林禪寺公開、正規的宗教活動後，紛紛跑去燒香拜佛。我們都知道，湊熱鬧的人，隨便聽聽的人，是潛在的信仰人群，是宗教信徒的後備軍。因此，合法宗教活動的正常開展，對於遏制地下的、秘密的教派的發展，具有顯著效用。
由此我們也可以得知，當我們以拆除非法建築的名義，將以燒香拜佛為特徵的中國傳統小廟軋為齏粉的時候，當我們以超標為名，將某些宗教場所一拆了之的時候，當我們以有礙觀瞻為名，將宗教場所的聖物聖像摘除的時候，有人或許會認為社會氛圍更純潔了，精神文明程度提高了，但我們是否意識到，合法的、公開的宗教信仰供給的壓縮，恰恰上為非法的、地下的，甚至具有潛在社會危害的極端教派的發展留下了自由發揮的空間！
通過媒體我們還知道，目前在中國活躍的邪教居然有20種之多。顯然，分析他們產生髮展的社會土壤，建立遏制其危害性發生的有效機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迴避的課題。
古今中外的歷史實踐表明，要從根本上遏制極端教派的危害，就必須讓合法宗教獲得健康的良性發展。在當代中國，首先要鬆綁的，就是為中華文明做出偉大貢獻，擁有充分合法地位的五大教，這就是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在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中，五大教是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面對極端教派朗朗乾坤下的殘暴，面對極端組織水銀瀉地般的社會滲透，面對百萬量級的極端教派信仰者，我們再也不能把合法宗教作為異己力量看待，我們再也不應把宗教信仰者的增多看做精神文明建設的失敗，我們也再不能隨便打擊公開的宗教活動場所，哪怕他們的手續不是很健全。合法、公開的宗教活動，是社會的良性因子；摧毀了他們，社會將無法控制社會癌細胞的擴散。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