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雲、陳兵
何：陳兵兄，近些年以來，您在佛學領域成就頗豐，不論是以一人之力獨纂的《新編佛教辭典》，還是《生與死》、《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等，都頗為引入矚目。但包括我在內，廣大讀者對您研究佛學的因緣，卻還不甚了了。記得您原來在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室，在宋元明清道教和內丹學研究多所拓荒，調到川大宗教所後才「由道歸佛」，成了獨樹一幟的佛學專家。請您談談自己研究佛教的緣起，如何?
陳：以佛教研究者的身份與讀者見面，在我來說雖然只有十年歷史，但就研習佛教而言，我大概算得上國內同年齡段的一代人中起步最早者之一。在童年、少年直至青春年華，我從學校教育和家庭影響中獲取的佛教信息少得可憐。說實話，直到1978年，我才生平第一次見到尚穿著僧裝的和尚。讀蘭州大學中文系期間，我也曾在文科閱覽室里翻閱過一些佛經，但因「善根太淺」，並未引起興趣，當時的我，正全身心浸淫於新舊詩歌和馬列經典中。直到走上社會，快到而立之年，才想起關注幾乎無人關注的佛教。那時我在新疆的一個小縣城呼圖壁(後來才得知此縣名的蒙文原意為「有鬼的地方」)，在縣文化館當「文藝輔導員」。經過「再教育」的洗禮，飽嘗了社會動亂和自心動亂之苦的我，在半仙似的閒適、孤寂生活中，幸運地獲得了反省社會人生的閒暇。多少次孤獨地仰望戈壁灘上那極為廣闊深邃的藍天，使我從「革命大批判」的熱潮中清醒了過來，思索起人的存在和人與宇宙的關係問題。馬克思講：人的本質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某種社會關係的總和，多番體會，的確如此。然而，受社會關係制約，則不得自由、心有痛苦，如此人生，意義何在;剝離了社會關係，我人豈不便成了子虛烏有?我想起了莊子所說的「真人」，只有發現那不受條件制約的「真宰」，才能算作真正的人。在浩渺無垠的宇宙中，我們這個星球，只不過是滄海一粟，而我人短暫的一生，在這小小寰球上，渺小得不可為喻。無限時空中，有沒有高於地球人類的生靈?有沒有獲得永恆安樂的生命，成為「真人」之道?如此思索時，我想起了曾經聽說過的佛教，生起了從佛經中尋找答案的欲望。我所管理的藏書庫中，正好有一箱「文革」中沒收的佛經，於是，我時而抽取幾本，藏在枕頭下，在夜深入靜之時，偷偷攻讀起這些禁書。
何：這麼說來，您是帶著解決人生終極關懷的問題而鑽研佛學的，並且有一種反潮流的獨立精神。後來，1978年您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讀宗教學，是以解決人生存在問題為目的了?
陳：是的，但不僅如此。研讀佛經兩三年後，我曾立下一個誓願，佛典浩瀚，名相紛繁，很難讀懂，而其實只說得一個道理。我決心以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和知識參透這個道理，化艱深為平實，用現代語言寫成一本書，回饋於社會，使世人容易了解佛法。那箱佛經，不能滿足我一窺全部佛藏的欲望。但在那時，找到佛書比找到黃金還難。記得我為看到《大乘起信論》的全文，專程從新疆跑到西安興教寺，花整整一夜工夫匆匆抄了一本。考研究生到北京，是研讀佛藏難得的機會。世宗所圖書館是國內收藏佛書最多的地方。在這裡我如魚入水，一頭扎了進去，一讀便是十年。我的專業是道教，一方面是因為我對道教也很有興趣，另一方面可以說是一種自我保護之策，其實主要工夫一直下在佛教上。
何：聽說您的學習方法特殊，是「解行相應」，還經常打坐，是否如此?
陳：確實如此。在京十年，我幾乎天天都是「半日讀書，半日打坐」，打坐是修習禪定，修過淨、禪、密等多種禪法，雖未能入定發通，也頗有切實體會。我對佛學的理解，大部分是從打坐與平時觀心中得來。種種疑結，在打坐中自然一個個解開，慢慢理解了經書上為什麼那樣說，看到了佛菩薩、祖師大德們的用心，對於全體佛學自覺能融會貫通，握其樞要。天台宗強調得「圓解」為修行的起點，我認為佛教研究也應以「圓解」為起點、基本功，以自心參透佛心，讀懂佛言祖語，才有資格評判議論。一知半解便大談佛法，橫加褒貶，是對真理、對世人不負責任的態度。我覺得，作為現代人，若只是閱讀佛書，很難真正讀懂。我自己除讀了半數以上的佛藏、三分之一以上的道藏外，從一開始就圍繞所帶的問題，看了不少中西哲學、宗教、自然科學、心理學、史學、中醫學等方面的書，與佛學作比較研究，這其實極有助於對佛學的現代理解。此外，我還將學與問結合，參訪、請教過不少師長。
何：您參訪過哪些大德，對您影響最大的有哪幾位?
陳：在佛教界，我請教過的大德有巨贊、明真、正果、妙善、清定、海燈、海山、觀空、法海、圓徹、黃念祖、徐恆志、郭元興、鄭頌英等，其中我最感激的是巨贊法師和法海喇嘛。巨贊法師教我從《大智度》、《瑜伽師地》兩大論入手，通讀三千卷以上的重要經論。他介紹自己的學習方法，一是作筆記、寫心得，二是提出問題，寫成條子貼在牆上，一個個去解決。法海喇嘛給我直指了禪宗和藏密的心要，解答了不少有關見地和修證的關鍵性問題，在學術界，對導師任繼愈先生強調認真讀通原典、先打好基本功而不要急於撰文著書的教誨，我至今尚深為感激。黃心川、楊曾文二位老師有關治學方法的指點，對我也很有啟發。王沐老師對內丹學的詳細講解，對我研究道教幫助極大。愧我學術無成，對老師們的回報太小。
何：據我所知，學術界的朋友們評論，您在佛教研究上自成一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那麼，您認為您研究佛教的理念是什麼?
陳：我本無意於當學者，雖然庸鈍，但不甘心於做關在象牙塔里啃一輩子書本的學術匠人，儘管我很敬重那種人。佛教學術研究，始於近代的歐美日本，是用研究一般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尤多用治吏、治思想史和哲學史的方法研究。研究者遵循約定俗成的方法，多為研究而研究，或者為名利、為個人興趣而研究，其研究工作多與社會生活、佛教現狀脫節。對這種研究工作的價值和成果，我不敢貿然否定，但我認為，這種研究方法，起碼具有局限性，片面性、不科學性。對佛教這樣一個關涉修證實踐和身心世界秘機，具超科學、超宗教、超哲學性質的獨特文化現象，僅僅用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一般方法，是難以如實認識其廬山真面的，甚至可以說這種研究方法根本上是錯誤的，至於用一種現有哲學觀去套佛學，則更顯主觀。用這種方法研究的成果，實際上只有少數幾個專業同行關注，社會效益太小，而且往往有傷害佛教徒宗教感情的負面社會效益。我以為，佛教研究者應是在佛教與社會民眾之間起橋樑作用的文化人，身負有向社會民眾如實介紹佛學精華、從而促進文明建設和佛教改革的文化使命、教化責任。佛學有縱觀文明大本、人生大本的清徹智慧，對身心世界的秘奧有獨到的認識，倡導慈悲勇猛的高尚精神，以解決具永恆性的終極關懷為本而施設社會教化，具有永恆的生命和巨大的教化功能，對重鑄民族文化心理、振奮民族精神，尤為需要，在未來世紀的文化重建中必將發揮更大作用。基於這種認識，我們研究和寫作、教學，可以說都出於一種自發的文化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一位讀者在來信中說：「很多人的書，是用頭腦寫的，而讀您的書，感覺到是用心靈寫成」，此可謂知音之言。南懷瑾先生說：「一篇文章下來，若無補於世道人心，誓死不做!」我雖未必能做到，而時常以此言自勵。我之所以以此理念研究、著述，出於我個人多年從佛學中獲得利益、提高了精神境界的深切體會和時時觀察社會弊病而不斷生起的文化責任感，總之，以促進社會文明建設為出發點研究佛教，撰文著書，是我的基本理念。我把撰文著書作為一種交朋友、結善緣的「方便」，動筆之前，皆先祝願：願見聞獲益，啟迪智慧，利樂眾生，共證菩提。
何：我想，這是一根「紅線」，可以見諸您的《佛教氣功百問》、《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生與死》、《新編佛教辭典》等大作，及以「佛日」、「明暉」等名字在《法音》等佛刊上發表數十篇大論，它們的視角各異，但都深受讀者歡迎。現在，您研究什麼課題?今後有何打算?
陳：我本來反對寫得太多，目的在將浩瀚佛典濃縮而又濃縮，寫好一本書就足夠了，想不到一寫起來，便收拾不住，浪費自己和別人的時間，實在罪過。所寫的東西，多是在稿約逼迫下匆促趕成，不過從現代文化角度對佛學的一般知識作了梳理介紹而已，深度和通俗度都很不夠，無多大學術價值，未能盡好責任，深以為愧!我目前承擔國家教委兩個課題：「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和「佛教心理學研究」，前者只完成多半，後者正在準備，另外還擬有七八篇佛學義理方面的論文題目。這些工作完成後，我決心洗手不乾，花十年時間自我充電，在靜坐中從容不迫地研究佛法與人生真義。但願天公假我以年，能得更上三層樓，以更好的成果回報社會。今天話說得多了，難免有自吹之嫌，敬請學兄和讀者海涵。
何：謝謝。希望早日和讀者一起讀到您那「寫好一本就足夠了的」一本書。我想，那也許真是一本書，但也可能就是您這位仁兄「這一個」人了!
(原載《佛教文化》1998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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