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都市佛教業露華一、教市佛教的形成和發展教市佛教是相對於山林佛教而言，主要是指生活和修行在都市、以都市為主要宗教活動場所的佛教僧團及其所從事的佛教活動。都市佛教的形成歷史悠久，它是隨著佛教的產生而產生，伴隨著佛教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就佛教發展歷史而言，早在釋尊時代，都市佛教的現象就已經出現。據佛教史料記載，佛陀於菩提樹下證悟成道後，最先在鹿野苑度僑陳如等五比丘，於是佛法僧「三寶」具足，佛教由此而立。此後又陸續有舍利弗、目犍連等弟子皈依，從而形成最初的佛教僧團。佛陀在世，說法四十五年，主要遊行教化在恆河流域中下游地區，這一地區氣候炎熱，熱季氣溫常高達攝氏四十多度。此外恆河流域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因此這是古代印度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中心。由於氣候炎熱，物產豐富，民眾日常生活基本條件比較容易滿足，三衣一餐即能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在古代印度，佛教修行者們「日中一食，樹下一宿」，①過著十分簡樸的生活。為了能更好地將精力專注於修行，早期印度佛教實行乞食制，修行者以乞食為生，這樣他們就可以免卻一切俗務。為了潛心修行，必須拋卻一切世俗事務的干擾，因此修行者有必要避開人群聚居的熱鬧之處；但為了獲得維持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修行者又不能完全脫離開人群聚居處，因此早期僧團主要生活在城郊地區，既離城鎮樹落不遠，便於出家修行者獲得保證日常生活的基本物質；又可免受日常生活中大量世俗事務的干擾，以便有更多的時間從事修行。據許多早期佛教經典記載，佛陀和他的弟子們經常是宿在城外林間，如鹿野苑者等即是。他帶著弟子們清晨入城乞食，然後回來，為弟子們說法，教導他們禪坐修行。佛弟子們也多隨從師尊，宿於野外林間學法誦經，晏坐修行。據《四分律》等佛教律典記載，佛陀成道後，最先在「鹿野苑」度僑陳如等五比丘。初時與五比丘等住於「阿蘭若」處，或樹下、空房、山谷窟中、露地、草邊、水邊、林間、冢間等。其中的「阿蘭若」處，即為無諍、空閒處，指的是遠離村落或人群聚居的安靜而適合修行的場所。到了後來，隨著國王、大臣、長者等等的皈依，由於他們的捐贈布施，才有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和舍衛城的祗園精舍這樣相對固定的說法修行之處，竹林精舍和祗園精舍是佛教史上最早的寺院。據佛教史料記載，佛陀在世時經常居住說法的精舍有五處，稱為「五精舍」。此五處是：一，舍衛城的給孤獨園，即祗園精舍；二，王舍城的靈鷲精舍；三，王舍城附近的竹林精舍；四，毗舍離獼猴池的大林精舍；五，庵羅樹精舍。就此五處精舍而言，大多數也是位於「城鄉結合部」，但這時的佛教已經開始進入都市。就佛教教義思想發展來看，都市佛教是隨著大乘佛教的興起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比較注重修行者個人的精神解脫，表現在修行實踐的方式和手段方面，那時的佛教僧團多選擇于山間林下，或遠離樹鎮聚落處居住，這樣可有效地避免來自社會物質生活的欲望和誘惑，有利於修行者保持心緒的寧靜，從而有利於修行者本身的宗教修行實踐。隨著大乘佛教的興起，這一情況有了明顯變化。大乘佛教教義與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教義思想有一定區別。例如：在修行目標方面，大乘佛教強調成佛，而成佛需要「自覺」、「覺他」，因此大乘佛教在修行實踐方面強調「菩薩道」，修「菩薩道」則需「普度眾生」，以「六度四攝」為宗教修行和實踐的必經之途。「普度眾生」就需要修行者生活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不能脫離眾生而修行。這種人世精神和濟世情懷決定了大乘佛教比小乘佛教和部派佛教更適應都市生活，因此大乘佛教的興起必然會促進都市佛教的發展。大乘佛教經典中所描述的維摩詰居士，是大乘佛教徒的典範。據《維摩詰經》等佛教經典介紹，維摩詰居士是毗耶離城的一位長者，他曾因「過去劫」中信仰佛教，供養了許多佛，由此深深地領悟了佛法要旨。為了便於將佛法傳播給眾生，他廣泛參與了各種社會生活，無論是茶坊酒樓、還是妓院勾欄，他都能無所拘束地隨意進出，為的是向這些地方的眾生方便說法。有一次他患疾病，佛陀派弟子們前來問候，他在病榻上為諸佛弟子現身說法。他對前來問疾的文殊菩薩說：從痴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這就是說，大乘佛教的修行是和眾生、和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維摩詰居士還告訴諸弟子：若要修行成佛，應該以此短暫的生命，勤修無量智慧功德，勤修慈、悲、喜、舍和六度四攝，以此饒益眾生，才能獲得佛的清淨莊嚴之身。維摩詰居士的故事說明：大乘佛教的修行是和「普度眾生」的觀念結合在一起的，其修行實踐以「六度」、「四攝」、和「慈、悲、喜、舍」為基本內容，這些實踐都是與「利他」精神相結合，若脫離了眾生，也談不上大乘的修行。「大乘」一詞本身就是「能救度更多的眾生」的意思。因而大乘佛教的修行是融合在「普度眾生」的實踐之中，離開了眾生也就沒有大乘佛教的存在餘地。眾生聚居之處，正是大乘佛教得以發展的生存空間。城鎮村落是眾生聚居之處，而都市則更是眾生集中的地方，因此都市佛教也是適應了大乘佛教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二、都市佛教與山林佛教佛教傳人我國，先是在民間開始傳播，後來很快得到宮廷和王公貴族的支持與信奉，於是在城市中發展起來。相傳漢地最早的佛教寺院白馬寺，就是建立在當時的都城洛陽城邊。此後中國佛教一方面遵循著「不依國主則法事不立」的原則，保持著和朝廷的密切關係，一方面擔負著「巡民教化」的職責，傳播於民間。佛教在都市和山林同時得到發展。如東晉時活躍在廬山的慧遠法師，駐錫於廬山東林寺「影不出山，跡不入俗」三十多年，帶領廬山僧團居于山林中潛心修行，成為當時南方地區的佛教中心之一。而與此同時在長安的以鳩摩羅什為首的長安僧團，在姚秦國主的支持下，翻譯佛經，敷衍佛法，一時學者雲集，長安僧團成了這一時期北方地區的佛教中心之一。這兩大佛教中心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形態，一個是遁跡山林，遠離都市之喧囂；一個則完全生存和活躍於都市之中，兩者之間互相呼應，成為當時中國佛教南北兩大重鎮。中國佛教在都市和山林中同時得到發展，但由於都市和山林不同的生活環境，因此都市佛教和山林佛教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城市是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是人口聚居的地方，佛教信徒和護法也相對比較集中。因此一般而言，與山林佛教相比，首先，都市的佛教僧團接近社會政治中心，比較容易受到社會政治形勢之影響，一旦政治上有些風吹草動，很快就會在佛教內部有反映。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上發生的歷次「法難」，最先而且受衝擊最大的也是處於政治中心的都市佛教僧團。相對都市佛教僧團而言，處於廣大鄉村和山林中的佛教僧團，則因離開政治中心較遠而贏得一定的緩衝時間，因此所受的衝擊波相對會減弱一些。從經濟來說，都市裡的寺院僧團如果獲得朝廷或官府的支持，就會有比較穩固的經濟來源，從而擁有相對穩定的經濟基礎，這是有利於佛教發展的。而存在於廣大鄉村山林的佛教僧團，在經濟上相對而言則更適宜於自給自足。它們擁有一定數量的山林和土地，除了農戶以外，僧團成員還參加適度的生產勞動。由此而發展起來的中國佛教農禪制度，成為中國佛教的傳統之一。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中國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形態。但從宗教的修行實踐而言，則都市的佛教僧團容易受到都市生活的各種誘惑和干擾；而處於鄉村山林中的佛教僧團則更加直接面對大自然的懷抱，更多地受到自然氣息的薰陶，更容易拋卻塵世俗念，達到清心寡欲的境界，因而有利於宗教的修行實踐。都市佛教和山林佛教是相輔相成的。兩者各有自己的優勢，各自擁有自己的信徒群體，適應各種不同的社會群體的需要。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上都市佛教與山林佛教是同時發展的。但中國佛教歷史上發生的幾次滅佛事件，對都市佛教的發展是很大的打擊。而山林佛教則因遠離都市，相比之下所受的衝擊就小一些，恢復起來也快。唐宋以後由於各種原因，山林佛教發展得較快，特別是唐代百丈禪師制訂叢林清規，提倡農禪並重的生活和修行方式，特別適應中國這樣一個農業社會，故而山林佛教很快發展起來，而「叢林」一詞也幾乎成了中國佛教寺院的代名詞。但即使在山林佛教發展的時期，都市佛教也有一定發展。城市生活貼近社會，適合大乘佛教普度眾生的宗旨。特別是佛教義學的發展，更需要借重於都市佛教。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與近代社會大都市的形成與發展關係密切。如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刻印和流通佛經，在此前後，揚州、天津、北京、武漢等地也先後設立了刻經處，成立了居土林，不僅刊印和流通佛教經典，還常常舉辦各種形式的講座或講經法會等，向社會宣傳佛教教義。而當時的上海則是中國近代佛教的中心，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幾乎所有高僧大德都曾在上海進行過宗教活動。現代都市佛教是隨著當代社會經濟、文化和城市的發展而興盛起來。20世紀是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世紀，隨著科技的發展，經濟和文化也迅速繁榮，越來越多的人口聚居於城市，適應這種狀況，都市化的佛教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次得到弘傳。三、當代都市佛教的社會功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先是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和深入，人們對宗教的社會性質和社會作用有了新的認識。20世紀80年代國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的檔案，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幾十年間我國宗教工作的經驗和教訓，並為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工作制定了方向。接著而來的就是大規模的落實宗教政策工作。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使我國的經濟進入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新階段。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經濟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在東南沿海地區，鄉鎮企業的迅速崛起，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鄉鎮企業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面貌，與此同時帶動了一大批中小城市的興起，由此大大地縮小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在此期間一些大城市有了進一步發展。這一切都為都市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和物質基礎。可見近年來我國都市佛教的發展，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而發展，是隨著我國經濟的飛躍而興盛起來的。都市佛教貼近社會，能最大限度接近民眾，從而在社會上產生更大的影響，直接發揮宗教的社會功能和社會作用，這符合大乘佛教普度眾生的宗旨。但另一方面，生活於都市中的佛教僧團，比較容易受到社會風氣薰染而產生世俗化傾向，過度受社會物質欲望的影響便會不利於僧眾的自身修行。因此都市佛教的發展要求對僧眾的自律更加嚴格，如若不然反而會對佛教的自身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這在歷史上也是有教訓的。日本奈良時期，佛教與政治關係密切，寺院建於城市，在日本佛教史上被稱為都市佛教。當時佛教受朝廷的庇護，僧侶待遇優厚，但僧侶在朝廷支持下日趨腐化，兼併土地，穢亂法門的事層出不窮，從而使佛教出現墮落的趨勢，最後導致了奈良佛教的頹敗。今天，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如何更好地發揮都市佛教的特點，促使佛教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在社會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值得關注的。首先，今天的都市佛教在文化事業方面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佛教在中國有兩千年的發展歷史。在兩千年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不斷融合，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佛教文化中保存著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佛教的音樂、美術、文學、藝術等，有其特殊的魅力，這些都可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弘揚發揮。在這方面，都市佛教可以充分利用其擁有的人力物力之優勢，在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發揮積極作用。其次，都市佛教可以充分發揮佛教慈悲為懷的教義思想，並運用其擁有的經濟力量，大力從事社會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大乘佛教強調「普度眾生」，要普度眾生就必須要求修行者要「發大心」，所謂「發大心」就是要發「無上菩提心」，具備慈、悲、喜、舍「四無量心」，拔苦與樂，濟世度人。因此從事公益事業和慈善活動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發展很快，慈善基金會、希望工程、愛心活動等種種公益、慈善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我國佛教界以極大的熱情積極地投入了各項公益、慈善活動。在這方面我國的都市佛教還是大有發展空間的。積極投入於社會慈善活動還有利於改變佛教在社會中的形象，擴大佛教的社會影響。當代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對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保護是我們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職責。在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已經被提上了議事日程。而防止環境污染，大力開展環境保護是保持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環節。歷史上中國佛教對於寺院發展的周邊環境非常注意，在佛教教義中也有著愛護生命，保護環境的思想傳統。今天的都市佛教應當進一步發揮這一優良傳統，在減少環境污染、保護自然環境、綠化祖國方面做出自己的特殊貢獻。佛教的精神安慰和心理調節作用，在當代社會也是可以大有作用的，在這一方面都市佛教更加可以發揮其特殊功能。當代社會科技飛躍發展，經濟高速增長，信息已經被人們形容為處於「爆炸」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生存競爭也十分激烈，特別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們生活和工作節奏特別快，遠非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業社會時期生活可比。那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已經僅僅存在於人們的記憶之中。在這種狀態下，人們的精神負擔格外沉重，有的人就是因為不堪重負而導致精神崩潰。因此在現代社會中，特別是在現代大都市中，精神衛生成了影響人們身心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精神衛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為宣傳精神衛生知識，喚起社會對精神衛生工作與精神障礙患者的關注，世界衛生組織將新世紀第一個世界衛生日(2001年4月7日)的主題確定為「精神衛生：消除偏見，勇於關愛」。說明精神衛生問題已經引起了世人越來越多的關注。有資料顯示，自1800年英國頒布《精神錯亂者法》以來，目前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制定了各自的精神衛生法規。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精神衛生問題越來越引起我國政府和社會的關注。據有關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各類精神障礙中抑鬱症、神經症、酗酒、藥物成癮、自殺發生率均明顯上升；兒童行為問題，大、中學生心理問題愈加突出；老年精神障礙如老年性痴呆、老年期抑鬱症在老年人群中的比例逐年增高。我國政府對精神衛生問題也十分重視，並為此而加以立法。《上海市精神衛生條例》於2001年12月28日在市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35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並於2002年4月7日起正式實施。這是我國第一部關於精神衛生的地方性法規。由於精神衛生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因此各種精神鍛鍊的方法也應運而生，人們企望通過各種不同的方法調節自己的精神狀況，放鬆自己的心情，以此促進身心健康。佛教主張寬容、平和的生活態度，在日常生活中提倡清心寡欲；佛教修行的坐禪方法可以起到調整心態，保持心緒的寧靜，放鬆心情，使緊張的神經得以鬆弛，因而可以起到保健和精神衛生的特殊功效。明白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歐美等已開發國家中曾經興起禪宗熱。多年來人們對禪學理論和禪修的方法之熱情和關注一直長盛不衰，正是因為禪的生活態度和修行方式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有效的精神調節的方法。這給都市佛教發揮其功能和作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一些都市佛教寺院舉辦的各種禪學講座和禪修學習班，常常受到人們的熱情歡迎，也說明了這一點。促進文化旅遊和休閒功能，也是當今都市佛教可以發揮作用的一個領域。旅遊和休閒是當代都市人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旅遊已經成了當代社會的一項重要產業。在一些國家，旅遊業被稱為「無煙工業」，成了一些城市的重要經濟支柱。由於旅遊業具有的環保優勢以及其中所蘊含的人文內涵日益被人們所認識，因此成了當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增長點。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深厚的文化積澱，旅遊資源十分豐富。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又促使國人的旅遊熱情日漸高漲，近年來出現的「假日經濟」現象成了商家關注的一個熱點。大都市如何發掘其自身現有的旅遊資源，是從事旅遊事業和關注旅遊經濟發展者所考慮的一個重點，也是世界各國大城市都在研究的一個問題。在這一方面，我國的都市佛教可以發揮其獨特的功效。佛教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佛教寺院往往是一個地方的歷史和文化積澱的載體，一些地方的寺院佛塔還成了當地的標誌性建築，這些具有珍貴的歷史和文化價值的內容一旦開發出來，不僅可以促進一個地區的旅遊事業，而且還可以通過旅遊經濟的發展帶動其他經濟一起發展。除了具有巨大的潛在的經濟價值之外，其歷史和文化方面的價值也不容低估。旅遊休閒豐富了人們的生活，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和文化品位，同時也起到了調節人們精神的作用，有益於人的身心健康。因此這是一項綜合性的功能，這一方面都市佛教是可以大有可為的。總之，改革和經濟發展促進了我國當代都市佛教的興起，而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我國的都市佛教可以而且應當發揮更大的作用，為社會進步和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