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類思想寶庫
賴永海教授來源：《覺群》雜誌
賴永海教授為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南京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學旭日佛學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初，他就學術道路、儒家哲學與佛教哲學關係、佛學研究方法、宗教超越性與俗世化關係等問題接受了《覺群》雜誌記者的採訪。內容如下：記者：賴教授，作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佛教研究專家，您是怎樣走上佛教研究道路的？賴教授：首先感謝我的導師任繼愈先生。1978年我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碩士研究生，雖然讀的是中國哲學專業，但因當時的中國哲學專業設在宗教學系，導師任先生又是儒釋道兼治的大家，課程設有佛教概論、佛教史、佛教經典選讀等，這使我自覺不自覺地開始較系統地接觸佛教。在研讀佛教經典的過程中，佛教細密、精深的思辨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逐漸對佛學產生了興趣。1982年，我國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便毅然選擇了「中國佛學」的研究方向。我先是在導師孫叔平先生的指導下，較系統地閱讀了一批佛教典籍。孫先生是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家，他為我所開列的佛教書目，多是從中國哲學的角度切入，這對我後來的研究多側重於佛教中的哲學思想頗有影響。1983年孫先生因心臟病猝發不幸逝世，我又回到任先生門下，繼續修完博士生課程和撰寫博士論文。而把《中國佛性論》作為我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更使我這一輩子的學術研究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上世紀80年代初，學術界涉足佛教研究的人不多，可供參考的研究成果和相關資料極少。我只好硬著頭皮去啃一部又一部佛經，並用最原始的方法，諸如做筆記、做卡片、做索引等去蒐集和積累有關資料。這樣做的結果是我自己始料未及的，我猶如被推進一座寶庫之中。幾年的「閉關潛修」，使我發現佛學實在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類思想寶庫——特別是對哲學的思辨和思辨的哲學有特殊興趣的人而言，這裡確實是一個理想的棲身之所——這也是我在博士畢業之後，對佛學研究一直痴心不改的原因之一。記者：您於佛學研究之外，還兼及中國哲學，特別是對儒家哲學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賴教授：首先我想吹毛求疵地更正一下你的提法，即「於佛學研究之外，還兼及中國哲學」。所以特地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這種看法具有相當的普遍性，甚至在學術界，也常有人不自覺或下意識地把中國佛學排除在中國哲學之外。實際上，如果就思辨哲學而言，中國佛學應該是中國哲學的主幹所在，它的思辨性、哲理性，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人們習慣於統稱「儒釋道三教」，而如果從純哲學的角度說，儒道二家的哲學思想，不論是從思想的精深博大而言，還是就體系的嚴整、細密而言，都不及中國佛教哲學。因此，客觀地說，中國佛學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主幹所在。記者：就儒佛關係而言，您曾明確提出「佛教影響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之最大者，是其本體論的思維模式，而佛教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大者，是儒家的人性論和心性論」。您能否就此論斷進行概要闡釋？賴教授：儒佛關係，確實是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古代思想史時所不能不顧及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就儒佛相互影響而言，以往人們談得很多，也出了不少研究成果，這對於人們全面認識儒佛關係乃至揭示儒家和佛教的思想特質無疑是有助益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始終有一個看法，如果僅從現象層面著手，人們確實可以找出許許多多二者相互影響的東西，但這對於揭示二者的思想特質幫助不大。因此，你提問中說及的我的那個說法，其實是我經過比較認真考慮之後，試圖在諸多現象背後找出一些較具根本性、實質性東西的一種嘗試。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看法的提出，是我佛性理論研究的一個副產品。在研究禪宗佛性理論時，其把佛性訴諸心性、人性的思想，使我很自然地聯繫到儒家思想，特別是儒家的心性、人性學說。而對「六祖革命」的思想內容進行進一步深入研究，使我進一步確信，慧能所講的心、心性，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儒學化了的佛教心性理論，它與傳統佛教的「清淨心」、「真心」主要從抽象本體上立言有著根本性的區別。而慧能南宗把佛性訴諸當下現實心性的結果，導致了慧能南宗在修行理論和解脫思想等方面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最終把印度的佛教變成了中國的佛教。至於「佛教影響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之最大者，是其本體論的思維模式」的看法，則是在研究宋明理學時逐步形成的。人們通常把宋明理學(包括陸王心學)稱為「新儒學」，其「新」究竟新在哪裡呢？如果說現代「新儒學」之「新」，主要表現為吸收、融攝西方思潮，用西方思想來改鑄傳統儒學的話，那麼，在張載、程朱、陸王等思想家的身上，人們可以看到，他們往往是在批判佛教違背儒家綱常倫理等思想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吸收了佛教的本體論思維模式，由傳統的「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逐漸變為強調「天人本無二，更不必言合」、「天人一體」的思維模式。並在此思維模式基礎上，把傳統儒學強調「修心養性」變為注重「發明本心」，強調「本體功夫，一悟盡透」。至於佛教特別是禪對中國傳統文化中諸如詩、書、畫等文化形式的影響，最後同樣表現為「悟」的思維方法的影響。記者：改革開放以來，國內佛學研究從無到有，從點到面，現如今已經是「百花齊放」了。就佛教研究方法而言，有傳統的「以佛學研究佛學」方法、哲學詮釋方法、歷史考據學方法、宗教社會學方法，等等。您認為眾多的研究方法之間是否存在衝突？如何在眾多的方法上進行協調？不同研究方法之間的對話應該注意些什麼？賴教授：佛教以及其它各種宗教，從某種意義上說，如同世界上的許多事物一樣，都是一個複雜的多面體。因此，對它們的分析研究不能也不應該是單方面，而應該是多視角、多層面的。正如你所說，在研究方法上，近百年來，真可謂「百花齊放」，有傳統的「以佛學研究佛學」方法，有哲學詮釋方法、歷史考據學方法、宗教社會學方法、宗教心理學方法，乃至於現象學、分析哲學的方法等等。應該說，舉凡有助於揭示佛教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層面思想特質的任何方法，都沒有理由反對別人去採用。實際上，不同的研究方法對於人們認識和把握對象往往會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如果人們能用儘可能多的方法、從儘可能多的角度去研究佛教或其它宗教，那麼，對於佛教或其它宗教的了解和認識就會更全面和具體，從而使自己的認識更接近於真理。不過，就某一個人來說，自然不可能同時採取許多方法去進行研究，各人究竟採取什麼方法為好，這應該根據各自的學養和理論準備而定，不可強求一律。 記者：就您自己的研究方法而言呢？賴教授：我較常使用的方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這一點也許同我的學術背景和以往的理論訓練有關，因此運用起來常常比較得心應手，有時是自覺的，有時甚至是不自覺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其最大特點是把宗教的產生與發展、把特定的宗教學說放到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下去進行考察，這種方法對於理解和說明宗教的本質和宗教的發展規律應該說是有重要的意義的。當然，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海內外學術界乃至宗教界也許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把它與純粹的批判宗教混為一談，有的則把它與階級分析的方法等同起來，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造成這種誤解有其歷史的原因——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宗教研究幾成禁區，特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種對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毫無分析的漫罵和批判，常常被冠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這就難怪人們對這種方法望而生畏。其實，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的最基本精神，就是堅持以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去說明包括宗教在內的一切社會文化現象，這絲毫不意味著對宗教只能批判否定而不能分析研究。恰恰相反，這種方法客觀地評價宗教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科學地說明各個歷史時期宗教為什麼會產生和發展，為什麼在某一歷史時期所產生的是此宗教而非彼宗教，各種宗教為什麼會這樣發展而不是那樣發展。如果不把佛教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去進行考察，這些問題是很難解答的。當然，這種研究方法可能比較適合於探討宗教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至於宗教自身的發展脈絡與歷史進程、宗教信仰者的心理特點等等，則可以採用諸如歷史考據學、宗教心理學等方法，不可強求一律。記者：大乘佛教向以「契理契機，關注現實」為己任，您認為當今在弘揚人間佛教的過程中，怎樣才能真正做到「契理契機，關注現實」？賴教授：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濟世、慈悲普度，故相對於小乘佛教而言，更加貼近現實人生，貼近現實社會。唯有如此，才能了解眾生之根機和社會的需要，進而觀機說教、適應社會之需求，在利生濟世的同時，達到推動佛教自身發展的目的。現代人間佛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大乘精神和禪宗思想在現代社會的延續與實踐。要弘揚和推進人間佛教，有兩個基本點是應該始終牢記和把握的，一是佛教的基本精神，二是現代人生的現實需要。不能只顧及當下眾生的現實需要而拋棄或背離佛教的基本精神，也不可遠離現實人生去空談佛教的義理，這實際上也就是你剛才所提到的「契理契機」問題。至於怎樣才能真正做到「契理契機」，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應該理解和把握佛教的基本精神。人間佛教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是大乘精神在現代社會的延續和發展，所以這裡所說的佛教基本精神，首先應該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至於何為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法華經》中有一句話應該說是最經典的表述，亦即「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也就是說，釋迦牟尼之所以應現於這個世間開示說法，最主要目的，是引導廣大眾生悟入佛之知見，進入佛之境界，而不是自個去成正等覺，自個去成佛。因此，釋迦牟尼在世間向廣大眾生說法。也就是說，慈悲普度，深入世間，貼近眾生，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可見，現代人間佛教強調佛法關注人生、關注現實社會，應該說是遙契佛陀本懷，符合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的。記者：佛教在現代化的過程將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宗教超越性與宗教俗世化之間的張力，您認為應該怎樣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賴教授：人間佛教強調關注人生、關注現實社會，確實會遇到一個如何處理俗世化與超越性的關係的問題。佛教說到底是一種宗教，而宗教的特質在其超越性。因此，人間佛教強調關注現實人生的同時，時刻不忘保持作為自身特質的超越性。現在的問題在於如何理解和界定超越性。對此，我認為太虛大師在《即人成佛之真現實論》中有個偈句頗有參考意義，即「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也就是說，作為佛教，其最終目標、最高境界、最後落點是成佛，這一點是始終不可忘懷的。但人間佛教應該把做人，把完善與提高人格作為切入點，只有把人做好了，把人格提升了、完善了，再在此基礎上去講成佛。實際上，如果按太虛大師的「人圓佛即成」的思想，一個人當他的人格確實完善了，當下即是佛。這實際上也即是內在超越、當下超越的問題。而這個思想說到底也不是太虛大師的創造，禪宗對這方面的論述更是多得不勝枚舉，所謂「迷凡悟聖」、「當下即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