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音與文殊：悲智雙運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 李利安菩薩信仰是中國大乘佛教最基本的外在表現形態。在中國佛教的菩薩信仰當中，四大菩薩出類拔萃，無與倫比。這四大菩薩儘管在學理上是平等無別的，但在實際的信仰理念中，他們卻各有所司，各有所長，各自代表了佛教理論尤其是佛教修道理論中最基本的一個方面。而這每一個方面又都與人類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的解決途徑直接聯繫在一起。在四大菩薩當中，觀音主悲，是大悲的象徵；文殊主智，是大智的化身；地藏主願，是大願的典型；普賢主行，是大行的代表。這四個方面都極其重要，在佛教實踐中缺一不可。例如，地藏所代表的大願，這是一切修行的基本前提。但發了大願，還得起大行才可。而起大行無非是普度眾生。普度眾生既要像觀音那樣大悲薰心，解救眾生眼下的客觀現實問題，也要像文殊那樣大智高遠，解決眾生心靈的問題，從而使眾生獲得永久的終極的快樂。四大菩薩及其所代表的佛教理念之間的關係，我們還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層面來分析。但有一個基本原則應該非常清楚，即四大菩薩之間的關係永遠是和諧的、互補的、圓融的。在四大菩薩之中，地藏信仰在民間極其流行，普賢和文殊在正規佛教內部地位崇高，而觀音信仰則既在民間廣為普及，也在正規佛教內部受到高度重視。觀音和地藏在民間廣為流行是因為他們與中國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直接聯繫，而普賢和文殊在正規佛教和文化界的崇高地位是因為他們在理論上更能直接地表現佛教的最高理念。四大菩薩之間的這種複雜而圓融的關係正是中國佛教發展歷史和現實情景的一種反映。所以，從歷史與現實的高度來巨觀地把握中國佛教菩薩信仰的特徵，我們可以發現，觀音與文殊這兩大菩薩及其相互關係更具有典型性。觀音主悲，文殊主智；悲則救度無邊眾生，智則證悟無上菩提。這種既運用悲又運用智的救世策略在佛教中稱作「悲智雙運」，它是果地菩薩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因地菩薩長期「福慧雙修」的必然結果。悲智雙運是中國大乘佛教一個非常重要的修道理論，至今依然在佛教實踐體系中具有主導性的地位。本文通過觀音和文殊這兩種菩薩信仰來分析中國大乘佛教「悲智雙運」這一理念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希望通過這一分析，能使我們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國大乘佛教的理論特色和實踐趨向，更加準確地把握中國大乘佛教菩薩信仰的本質與發展走向，同時，也有助於我們理解五台山作為文殊菩薩顯靈說法的道場，它在佛教理論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在佛教修行實踐中的價值。一、悲智雙運與人類生活兩大領域的連線人類的生活豐富多彩。自古以來人們通過各種方式來對其進行狀態描述和類型劃分。至今最流行的也是最為淺顯的劃分法還是將其分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個大的領域。這種劃分應該說最能清晰、直接地反映人類生活的本質與現象的各個方面。所以，對人類問題的觀察如果能從這兩個最基本的方面展開，將會更加準確明了，更加易於理解，也可能在理論上更加厚重深刻，在實踐上更加富有價值。因為，理論的價值和生命力甚至是判定其正誤的標準永遠取決於實踐。人類歷史上的所有宗教都是在對人類現實問題的深刻觀察之後所得出的對人類問題的解釋和解決方案。直面人類的現實問題，這是所有宗教的必然出發點；試圖解決人類的現實問題則是所有宗教的必然歸宿。所以，宗教學說特別是宗教的修道理論，如果能直接同人類的兩大生活領域聯繫起來，這種理論將更為符合人類的生活實踐，從而也獲得其合理性、實用性的最基本的前提。悲智雙運剛好就是從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個方面展開的。悲重在救當下之難，它偏重於人類的物質生活；智重在觀照人類現實問題的心靈根源，它偏重於人類的精神生活。可見,佛教的悲智雙運與人類生活的兩大領域是直接關聯的，這種理論架構對人類生活問題的把握也是準確到位的。二、悲智雙運與急緩關係的調整人類在現實生活當中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人類總是不斷地通過各種途徑來認識自身所面臨的問題，並試圖採取各種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從而實現美好的生活。可以這麼說，自覺地發現並認識自身的不足並追求美好的生活，這是人區別與其他動物的一個關鍵。然而，小到每一個人，大到整個人類，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從橫向來看總是多重交叉的，從縱向來看總是綿延無盡的，所以，問題看起來好像是相對的(從一定的時空來講)，其實卻是絕對的(從人類的永恆本性及其與外界的關係來講)。人類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這些問題，可以劃分為兩類：一是眼下的問題；二是未來的問題。或者說，一是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不解決就直接威脅人的生存或直接影響人的生存狀態；二是不必當即解決，一時解決不了也不直接威脅人的生存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從長計議，緩緩而來，在未來的某個時刻解決。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組織，一個國家，其實都是通過這種方法來把握自身所面臨的問題的，所以，在人的奮鬥目標中總會有短期的目標和長期的目標。悲智雙運的思想，正好同這種問題意識和這種解決問題的途徑是一致的。觀音大悲，急眾生當下之苦難，從而運用神通，解決人們所面臨的急難；文殊大智，察眾生問題之根源，從而運用智慧，開啟眾生的心扉，以便永久地解決眾生的生存問題。觀音解決當下之苦，這屬於短期目標的實現，屬於「急」的一類；文殊解決長遠之苦，這屬於長遠目標的實現，屬於「緩」的一類。佛教的救世思想其實就是通過這種最基本格式展開來的。三、悲智雙運與主客觀關係的協調「悲」的出發點是人類所面臨的客觀現實問題；「智」的出發點則是人類主觀領域的精神性問題。也就是說，前者更多地涉及客觀的領域，後者則更多地涉及主觀的領域。人類在世界上生存，首先要依賴於客觀的物質條件，離開了客觀實在，四大不成，五蘊難合，生存難繼，一切都失去了前提。然而人作為一種有情識的動物，主觀世界的作用和價值始終在人的生存中占據著巨大的比重。對生存危機的認識，對生存狀態的理解，對生存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對主觀世界的徹底改造。悲所面對的問題雖然也包含一些屬於主觀領域的內容，但其主要還是以外在的客觀實存性為其特徵。人們的生老病死以及各種危難與痛苦，都是客觀的，需要實實在在的救度，需要大悲者的真切關懷。但在解決了這些客觀實存的急難問題之後，人們更應該思考人類所面臨的這些客觀問題的本質及其與人類主觀世界的深刻關係，思考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思考苦難的根源和幸福的真諦，思考人的本質和人的未來命運。對這些問題的反思，會幫助人們樹立一種更加合理的認識客觀的方式，形成一定的主客觀關係模式，並在這種模式的不斷演進下，發揮提升主觀、認識客觀、不斷協調主客觀關係的作用。人類自古以來的歷史特別是思想發展的歷史，其實就是不斷地認識客觀、解決問題並不斷地改造主觀、獲得智性生活的歷史。悲智雙運正是人類認識自身問題並解決這些問題的努力在這種格局中運行的一個範例。四、悲智雙運與所隱含的本質與現象之間關係的圓融正如上文所說的，觀音主悲，悲以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各類問題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所以，悲其實主要是或首先是針對現象世界的。文殊主智，智以探尋現實生活問題的背後根源及其深層次的關係為基本特色，所以智主要是針對本質性問題的。巨觀上來看，悲所針對的人類苦難生活具有片面性、段續性和表面性等特徵，這與所有事物的現象性特徵是完全一致的，而事物之本質所具有的全面性、連續性和深刻性的特徵，表現在人類解脫之前的苦難中，則是智所針對的無明的無所不在、無明的三世貫通和無明的內在決定性作用，表現在解脫之後的快樂中，則是智慧的全方位薰染、智慧的永恆掌握和智慧的終極性奠基作用。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外現本質，表現在悲智關係中，則是悲所針對的人類苦難現象從終極根源上講是智所針對的人類的根本無明以及無明狀態下的各種業力引起的，是無明的必然的外在表現。所以，人類生活的問題從巨觀上來講，其本質是無明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之後所達到的終極解脫境界，其本質則在於智慧的圓滿。當然，現象也不可能完全地、直接地表現本質，就像人類的許多苦難看起來往往並不能同根本的無明和業力聯繫起來一樣，於是，救當下之災難的悲便同救終極之命運的智也有了明確的分野。本質決定現象的範圍、趨勢、特色等，這在悲智關係中則表現為智慧解決人類問題的本質方面，從而也決定了人類對現實各類苦難問題的認識，直接影響了這些現象領域的問題的解決。人生的本質和終極價值不在苦難之中，而在明心之後或往生之後的永恆快樂之中。而要達到這種境界，也必須藉助於智慧，透過現實各類問題的蒙蔽，認識到萬象之本性，即所謂「明心見性」，最終證悟實相涅槃。五、悲智雙運與中國大乘佛教基本理論架構的契合在中國大乘佛教的理論架構當中，菩薩信仰是一種最直接、最基本、最完整的外在表現形態。菩薩的基本職志就是上求無上菩提，下度無邊眾生。上求菩提就是求智慧，屬於佛教理論當中哲理性最強的部分，涉及宇宙觀、人生觀等重大問題；下度眾生就是在社會之中做各種救世利人的事業，屬於實踐性最強的部分，涉及佛教的幾乎所有的行事。筆者曾經將宗教的內在形態劃分為宗教的教義體系、宗教的修道體系和宗教的心理結構三個部分，其中宗教的心理結構是在宗教教義體系和宗教修道體系的長期有效實行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並反過來強烈地作用於宗教的教義體系和修道體系。佛教的智的部分相當於佛教教義體系，而佛教的悲的部分則相當於佛教的修道體系。由悲而來的救度眾生當然建立在承認眾生之苦難的基礎上，這與大乘佛教性相、空有、理事、無住與方便、出世與入世等極其重要的既對立又圓融統一成對範疇中的相、有、事、方便、入世等範疇是一脈相承的；由智而來的覺悟眾生建立在一切皆虛幻不實的基礎上，這與上述大乘佛教諸範疇中的性、空、理、無住、出世等範疇是趣味相通的。大乘佛教的理論體系就是在悲智以及與此密切關聯的性相、空有、理事、福慧、急緩以及無住與方便、入世與出世等多重關係中敷衍開來的。悲智雙運不但與這種理論架構完全契合，而且正是這種理論架構之核心的集中反映。六、悲智雙運與中國大乘佛教實踐體系的溝通觀音主悲，以拔苦為職志，注重現實問題的解決；文殊主智，以除痴為職志，注重精神境界的提高。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的悲智雙運正是所有菩薩的基本理念。一般來說，在業已證道的果地菩薩那裡，悲智兩方的兼顧與協調一般被稱為悲智雙運，其所指是對外的，即救度他人的一種原則和方式；而在尚未證道的因地菩薩那裡，這種悲智協調的關係模式則更多地表述為福慧雙修，其所指是對內的，即自我修行的一種原則和方式。所以說，悲智雙運與福慧雙修是同一理路在不同境界的不同表現而已。因為大乘的實踐體系說到底還是菩薩行，即以菩薩為濟世的主導，以菩薩的精神和品行為修行的榜樣，於是，與菩薩之悲相通則修福,與菩薩之智相通則修慧。修福體現為救度眾生，做一切善事，即常言所謂行善積福；修慧體現為求證無上菩提，達到最高的覺悟，即常言所謂明心見性。福慧雙修是大乘修行實踐的核心，同時也可以說基本涵蓋了大乘佛教的全部實踐體系。由此可以看出，悲智雙運在整個大乘佛教實踐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七、悲智雙運與中國佛教朝山情趣的一致觀音主悲，熱切地救度受苦受難的眾生，是菩薩當中熱心腸的代表。在中國它後來又被女性化，更顯示了老百姓對溫情與柔美的渴望。觀音熱情如火，溫柔似水，這正與其道場位於南方熱帶海上相吻合。文殊主智，冷靜地觀察世間五位百法之性相，是菩薩當中冷靜智的典型，這種智慧在世俗的熱風濁浪之中，猶如清純的甘露，沉靜的涼風，能給人帶來深刻的反思和心靈的震撼，這種智慧還常常被比喻為鋒利的寶劍，可以斬斷人們心頭的煩惱。文殊智慧的這些特徵正好與其道場位於北方涼冷山區相吻合。與此相應，普陀山可盡顯其秀麗柔美之氣，而五台山則以體現厚重沉穩為宜。一熱一冷，一柔一剛，一南一北，一悲一智，這正是觀音與文殊內在品格和精神風貌的形象寫照。由於普陀山與五台山的位置、環境、地貌等特徵與觀音和文殊的精神基本吻合，所以，這兩大佛教名山在四大名山中更受信徒的尊崇，朝山進香活動之從古到今也一直比較盛行。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悲智之間既有急緩之別，更有俗雅之分。觀音之悲貼近世俗的日常生活，具有通俗性、簡易性、直接性等特徵，從而更具有誘惑性和宗教的神聖性；而文殊之智則將視角放在現實生活的背後，具有高雅性、隱秘性、複雜性、間接性等特徵。所以，普陀山的朝山活動多宗教性和俗文化性，從而也更具有大眾性，而五台山的朝山活動多歷史性和雅文化性，從而在民眾性上出現一定的缺失。儘管五台山文化的高雅性可能使其失去很多遊客，但是這種高雅文化以實現人類精神超越、心靈淨化為宗旨，在當今和未來社會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以及生活節奏日益加快、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下，將越來越具有巨大的魅力，所以，五台山所代表的文殊智慧將具有更加廣闊的前景，當然這也需要我們採取各種方式儘可能準確地、全面地、通俗地展現文殊智慧文化之神奇和價值，特別是將其同現代社會生活結合起來，實現與人類理性的接軌、與科學文化的接軌，與現實生活的接軌，如此，五台山的朝山活動將可望在四大名山當中具有最為誘人的魅力、最為熱烈的效應和最為持久的情趣。八、悲智雙運對五台山申請「雙遺」的啟示觀音的悲是以承認問題的存在為前提的，並在此基礎上確立解決這些具體問題的具體目標和具體方案；文殊的智則以分析問題的根源為先導，注重從本質上揭示原因，並以此為指導確定解決問題的長遠方案和最終目標。以觀音之悲為借鑑，五台山申請「雙遺」，則應該立足於五台山現狀和發展前途方面還存在的諸多重大問題；以文殊智慧為借鑑，五台山申請「雙遺」則應該注重分析現存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並從源頭上開始問題解決的過程。這是悲智雙運理念在五台山申請雙遺方面的最基本的啟示。另外，我們還可以從其他方面看這種啟示。如從信念的生成和目標的確立方面來看，悲，促使我們時刻牢記問題的存在，從而有緊迫感和使命感，並憧憬未來的藍圖；智，使我們冷靜沉著地應對這個問題，洞悉問題的本質，把握問題的特性，從而堅定問題解決的信念。再如從方法與步驟方面來看，悲與善巧方便結合在一起，觀音大悲薰心，為救度眾生而採取各種方便法門，這啟發我們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利用各種方法和途徑，來設法實現自己的目標；智則讓我們看破一切世間之相，放下貪住之心，不為存在的問題所系縛，不為心中的目標而迷失自己，從而戒除驕躁，戒除極端功利主義，作到坦蕩灑脫，穩健嚴肅。再如從結果的看待方面，悲，以承認問題為出發點，以解決問題為歸宿；智，以深挖問題根源為出發點，以實現問題的超越和最終的圓滿為歸宿。以此為借鑑，則申遺問題乃至未來的成功都僅僅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成功固然值得慶賀，但超越成功與否的狹隘界限，實現品位提升、自我圓滿、諸方和諧才是永恆的目標。(本文為2004年首屆五台山佛教文化論壇發言稿，論壇主題為五台山佛教文化以及五台山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文章大部分已經發表於《中國宗教》2005年第6期第50－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