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馬祖道一說：「平常心是道」，太虛大師說：「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這些經典名言似乎都支持「生活即修行」的理論。於是，「生活即修行」，成為佛教徒理解佛法與生活關係的理論基石與經典詮釋。在現實型態中，更可以發現唱歌、喝茶、下棋、打球等現實生活都成為「修行」的口號;生活即修行，既給修行帶來現實的感召力，也會帶來修行的墮落詬病。因此，深入理解「生活即修行」，是當代佛教界在弘揚佛法的重要理論問題，也是佛教徒正確處理好佛法與生活的重要現實問題。
一、「生活即修行」的本體——「性在作用」
「生活即修行」的原理來自如來藏思想，眾生身中皆具足平等無差別的如來性，「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法身」，後來禪宗提倡「見性成佛」，強調悟入事物的本性。但是，本性是依現象而顯示，故依現象而直示法性，這樣身心活動即為本性——「性在作用」的思想逐漸顯露出來。
宋譯《楞伽經》卷二說：
或有佛剎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揚眉，或有動睛，或笑或欠，或聲咳，或念剎土。或動搖。大慧!如瞻視及香積世界，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無生法忍及殊勝三昧。是故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大慧!見此世界蚊蚋蟲蟻，是等眾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
這正是藉助「揚眉」、「笑」等身心動作的「作用」，指示學人悟入般若法性。當然，生命現象是二元分別對待之心、境，必須有般若法性的作用，才能「見性成佛」，這就是「性在作用」。
「性在作用」則必須強調破除「現象作用」，離開「般若法性」，所謂「生活」就不是修行。但是，馬祖道一禪師卻說：「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儘是法性。」馬祖強調「施為」即是法性，這就表示喝茶、吃飯等現象作用皆是法性。「法性」非單指「無分別」性，亦兼有分別之作用而言——統「無分別」又常起「現象作用」之全體，才是「法性」的完整內涵。
所以，「生活即修行」的本體在於「般若法性」，這不僅是理悟，更是實踐的——我、法雙空，必須通過猛烈身心動止來展現，這才是棒喝、棍打的意義所在。反過來說，如果離開「般若法性」觀照和反思，生活方式就是欲望的墮落與對待的分別，根本不是修行。或許可以這樣說：生活即修行，修行離不開生活;但並不是所有生活方式都是修行，只有「般若法性」作用的生活方式才是修行——自由、寧靜、靈性(戒、定、慧)的生活方式。
二、「生活即修行」的境界——平常心
當提倡「生活即修行」時，必須依靠「平常心是道」作為境界的根據。平常心是道來自馬祖道一，《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儘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故號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儘是法界;若立真如，儘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儘是理;若立事，一切法儘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儘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真如，諸法不出於真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缽，坐起相隨，戒行增熏，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
「平常心是道」的根據有二：
第一、「心為萬法之根本」，「心」能建立諸法，具備各種功能作用，是統攝一切分別、無分別的中樞，是悟入、觀照「般若法性」的主體;
第二、「一切法皆是佛法」，要事理圓融。所以，「平常心」並非平常凡夫的分別活動，更不是欲望、競爭之心，是「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所以，從果位來說，「平常心」是清淨智慧、無分別之心;從因地上說，即是去執、自由、寧靜、靈性的心。
馬祖強調「道不用修」，並不是碌碌無為，而破執至盡，能修一念亦破，從而悟入無分別法性，隨順任運，無功自行。所以，生活中的「隨緣」，若是欲望、競爭，根本不是「道」，亦非「自在」。同時，修道的生活要「不造諸業，積於淨業」，所以「道不用修」並不是不修行、不修善法、不努力精進，而是反對自以為是、心存雜念的造作，自欺欺人，譁眾取寵;而是要精進修行，斷除諸惡，修一切善法。所以，在生活中要有真實的體悟，培養去執、自由、寧靜、靈性之心，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所以，「平常心」並非平凡心，其本質是菩薩道，在般若智慧主導下的修行生活——菩提心、般若、誓願、萬行。
但是，修行生活並非離世甚至詭異，菩提心、精進心、般若慧必須以最平常、最平凡的方式表現出來，任何矯揉造作、是非爭競都不是「平常心」。
三、「生活即修行」的現實型態——個人修道生活與組織制度的區別
「平常心」境界的實現可能性只在於生命個體，而非某個組織。所以，「生活即修行」只關涉修道個體，與寺院等組織無關。
從「制度性宗教」出發，佛教是立足於神聖的;在佛教組織內部，教義、儀式、出家僧眾象徵神聖性，誦經、弘法等宗教活動代表神聖層面。僧人是佛教信仰的精神領袖、民眾信仰的指導者、正法的延續者，是佛教存在於世間的具體傳承人。而寺院則是神聖的空間，是佛教信仰的的載體，是佛教思想與制度的體現，是佛教與社會連線的平台，是佛教文化體現的天地。寺院以一種組織制度出現，必須以「正法久住、廣度眾生」為理想和使命，而不能進入世俗體系，必須對世俗體系進行批判與反思。所以，寺院的制度性生活必須是出世、批判世俗意義的生活，必須強調只有出家、禁欲主義的生活才是修行。
僧人是特殊的修道個體，因為其修道生活是制度性的體現;同時，僧人也是具體的「人」的存在，難免也體現「人」的生活，如吃飯、喝茶、打球、彈琴、下棋等，但是「人」的生活必須受到制度的約束，即是持戒的生活。所以，僧人既是一種具體「人」的存在，也是一種宗教的制度性存在。從社會來說，一般人很難理解僧人作為具體「人」的存在;而從僧人來說，若缺乏信仰的熱情、制度的約束與教理的指導，則容易滑向「人」。
僧人作為「人」和「制度」的混合體，而「修行」正好是其中溝通的中介，而且正是從「人」走向「佛」的覺悟歷程，也是從世俗邁向社會的過程。所以，作為僧人個體來說，「生活即修行」在本體、境界上是完全適用的，而且是最佳狀態的呈現。而寺院的組織制度必須對「人」的生活進行約束和批判，所以「生活即修行」不適應於制度性的寺院組織;即寺院作為組織，不能組織適合「人」的生活。
因此，僧人的生活必須進行嚴格的區分，如打球、彈琴、下棋等個人生活，必須控制在非制度性的範圍內，即寺院的生活私人空間內，而不能以制度性的集體出現。所以，寺院不能將僧人的個體生活通過組織形式，如組成棋隊、羽毛球隊、琴隊等出現在公眾面前。僧人的生活以制度性形式出現在公眾面前，必須是宗教性生活，如誦經、坐禪、從事慈善等神聖層面的生活。而當以具體「人」的生活出現在社會大眾面前，尤其進入與社會大眾的競爭體系，如XX寺足球隊、籃球隊等，則難免受到大眾的詬病。如果將這些活動視為內部的健身活動，社會大眾終將會理解和支持。
所以，出家就是選擇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種不能體現具體「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僧人畢竟是「人」，難免會有「人」的生活方式，但是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必須受到制度的約束。其實，生活是自己過的，沒必要把所有生活方式把呈現給別人;給自己留一點生活空間，也是給別人留點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