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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祖故事:大醒拜訪請開示,唯示念佛最要緊(60)


時間:2017/12/21 作者:淨山

大醒法師(1899—1952年),俗家姓袁,江蘇省東台縣人,二十三歲時,畢業於東台師範學校,他的出家跟印光大師有間接的關係。

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秋天,著名新聞記者戈公振先生的父親去世開弔,當時還沒出家的袁姓青年(後來的大醒法師)也去悼念,在戈府廳堂中的許多挽章中,他發現到有一位和尚弔唁的書信。這封信之所以引起他的注意,一是因為那封信裝裱既精緻而又安置在客廳中央最顯著的地方,二是因為信紙上的書法寫得非常古拙,尤其是 “常慚愧僧”的落款令人感到不同尋常。當時,袁姓青年看了這封書信的內容之後,不知不覺中引動了走向出家之路的心念。

十二年的春初,袁先生謀食上海,常到戈公振先生那裡走動。戈公振住在時報館寶塔式的三層樓上,他的床架上掛著一串念佛珠。袁先生知道戈公振當時正懷著煩惱的心事,因此心中猜測一串念佛珠或者能解決煩惱的問題。有一次,袁先生和戈公振談起了常慚愧僧,他說:“公振先生,我的個性,我的環境,我出家做和尚最好。而且我的心情又不同一般的青年,現在,事事都感覺苦惱,你可不可以替我介紹跟那位印光法師出家?”公振以沉默的笑容答覆他說:“出家是好的,可是印光法師聽人說他不收徒的,且等待兩年,將來我們一同去出家吧!”兩個人聊著天,互換拿著那串念佛珠,有意無意的用手指捻著。隔了兩天,又在袁先生又在戈公振的書架上檢到一本《印光法師文鈔》。又隔了兩天,戈公振邀袁在四川路青年會午餐,向袁說明他的老兄(紹甲)一天來了兩次快信要袁回到家鄉去幫忙,擔任高級教員。那天晚上袁先生乘船返鄉,戈公振把他的那本《印光法師文鈔》贈給袁做了送行禮物。

後來,袁先生讀憨山大師的《夢遊集》,頓生離俗之念,就於1924年依揚州天寧寺讓之和尚剃度出家,這就是大醒法師。經過兩年的參學,知道了一些學做出家衲子的事情。比方說參訪善知識,就是出家人很必要的事情之一,因為多參訪大善知識,就可以多知道幾種修行學習的方法。而凡稱為大善知識者,又必具有其獨到之處——即自受用之處。

民國十五年(1926年)春天,大醒法師在金陵寺掛單的時候,聽人說印光大師已由普陀山到了上海,於是發心往上海拜訪這位真實的“渴慕久矣”的大善知識。

正是仲春天氣,大醒法師一路步行,身上頗有暖意。由愛文義路詢問到陳家浜太平寺,下午三時前後,從佛事興隆的人叢中踏上第一進屋的前樓,把自己的名片交由侍者通報給“靜室”里的印光大師。一瞬間,岸然道貌的印光大師出現了。大醒法師問訊頂禮後,與大師對面坐下,大醒法師說了幾句仰慕的話,大師接過話茬就開始批評大勇、顯蔭兩位法師不應修習密宗。他說:吾國佛法,法法完備,中國現有的禪宗、淨土宗以及研究教義的天台、賢首等等法門,何一而不可以學習,偏要到日本去學密法。若言溝通者,須明本有之法,然後以其餘力,學彼密宗,以輔翼本有各宗。故宜先學本有之佛法,不學此法,即是舍家珍而行乞耳。老法師說這話的時候,潮州王弘願正在南方大傳其法大授其徒。一方面聽說日本僧侶是帶妻食肉的,另一方面他老愛惜的顯蔭法師又恰恰因為去日本學密而病死,所以可以說他完全不贊成甚至反對別人習學密宗。

大醒法師問到關於中國佛教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問題,印光大師的意思是一個人做好了,慢慢地去感化一般的僧侶,不必提出什麼“整頓僧伽制度”的新鮮花樣。大寺叢林規模不整,也可以勸說,勸說不行,則是他們的業障。大醒法師質疑說:“老法師安住普陀山二三十年,我看普陀的僧眾能受感化的就很少,而且普陀在香會期中不應有的僧侶行動也實在太多,老法師為甚么不加以勸導他們?”老人家總以眾生業障深重答之。隨後,大醒法師又請問大師對於上海寺院做經懺佛事那樣十足的貿易化,感想如何?大師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如果認為這是救濟一般出家人的生活問題,倒也罷了,而其實做老闆的腦筋卻是為的飽其私囊。印光大師是看不出的人嗎?世出世法,他無一不知,況乎此事。不過老人是大善知識,素以道德修養為重,不願意說僧人的過錯罷了,只得以沒有辦法一語了之。

大醒法師請求大師開示,作為一個青年僧,因為參學不合自己所需要,打算閉關自修,以閱讀藏經為主,以朝暮二時念佛加持為輔,可不可以。大師贊成大醒法師閉關自修,但認為閱讀藏經不需要,還是以念佛為最要緊,因為一個修道的佛教徒不以求生西方為信願,則簡直是自尋苦惱,喜墮三塗,是很糊塗的。大醒法師辯解說:青年時代不多多的閱讀佛經,將來拿什麼學識去感化世人、弘法利生?即如老法師如果沒有《印光法師文鈔》行世,怎么能令我們發生信仰呢?大師聽了還是懇懇切切的諄諄開示,不念佛的人太苦,念佛求生淨土的法門才是最直捷最了當的。

那天格外暖和,大醒法師與印光大師談話,吃了一點茶點,約在一小時後,忽然下了一陣傾盆大雨,又漫談了一個半小時。談話之中,印光大師說了許多訓勉的話。臨別之際,他扯住大醒法師的手親親切切地再四囑咐他要念佛,要好好的用功。在臨行的時候又囑咐:“你很聰明,不要學大勇、顯蔭他們。”滂沱雨止,大醒法師告別離去。

幾天之後,印光大師因三叉河慈幼院事件往南京去,還順路到金陵寺去看過大醒法師一次。

大約十六年(1927年)的秋冬之間,大醒法師第二次在上海拜訪印光大師。其時,河南的寺產正被軍閥們沒收變賣,大師一見面談起這一件事,聲調間也顯出一點忿然的意思。湖南僧尼受國民黨激動,也發生了許多不經見的動態,他老談到也頗憤慨。不過老人同大醒法師這批年輕法師的態度不一樣,他始終不責備僧眾的自身,總是說出家人不肯發心念佛求生淨土。

民國十九年(1930年)夏天,大醒法師在蘇州定光寺休息了幾天。這時,印光大師在報國寺閉關。大醒法師與文濤法師一同去參拜。在未去之前,他就料到這一次要受到老人的呵斥了。因為他在廈門主編的《現代僧伽》,發行已滿二年,估計印光大師總會見到一二冊的,如果一看到內容,無疑的要視為是革命佛教的炸彈。大醒法師在關房視窗拜見大師之後,大師開口就說:“你辦的《現代僧伽》,專門是罵和尚的,不怕造口業?你們在廈門辦的閩南佛學院,都是革命黨新僧,要打倒你,要打倒他,連我印光你們都要打倒!”大醒法師馬上申辯說:“《現代僧伽》上並沒有說打倒你老法師的話。”

由罵人談到現代的佛寺制度是否需要改良,以及青年僧徒是否需要教育等問題,老法師又並不一定執著定見。但是,不願意發表意見。最後大師說:“你就是罵死了他們,他們仍舊不能把叢林改好,罵之無益,枉造口業!” 臨行拜別,大師還殷殷教誡:“以後寫文章不要罵人。造了口業,趕快懺悔。”後來,大醒法師起一個別號叫“僧懺”,以紀念領受大師訓示的誠意,還把自己的著作命名為《口業集》。

民國二十年(1931年)的佛學院暑假期中,大醒法師偕同日本友人神田惠雲先生、福建朋友蔡慧誠居士,遊覽江浙佛教名勝,打算參訪印光大師。到上海時,又加入了一位李光宇居士。在蘇州定光寺歇宿,第二日,文濤法師陪他們一行四人拜訪印光大師。這一回談話的恣態雖與前數年無甚差別,但大師的面容卻清瘦了好些。大師與神田、蔡、李三君接談約半小時,又為各人寫了幾句法語,都是開示念佛求生淨土的話。客室中又來了幾位訪客,因為時間太短促,大醒法師一行匆匆地就告別了,這是他與印光大師的第四次會見。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大醒法師和幾位同學創辦《淨土宗月刊》的時候,曾寫信勸請印光大師趁此高齡可編一部《淨土宗全書》或《淨土百要》,以繼靈峰大師《淨土十要》之美。大師回信的意思說:“我的德行不及蕅益大師,淨土經典有《十要》足可修行,何必再要什麼全書、百要?”

以上就是大醒法師前後拜識印光大師的因緣,從中可以看到,大醒法師出家的心念,確實是初次見到印光大師的文字而發動。由讀大師《文鈔》而發生信仰三寶之心的人很多,足見其文字誘導感化的力量實系很大,因為他的文義平實易解,深入顯出,有大悲心,有真情感,這即是他老以文字般若而獲得的化導效果。大醒法師幾次受到印光大師的棒喝,感到非常慶幸,沒有誤解是受了印光大師的辱罵。因此,親近大善知識(此系真實的大善知識,非徒有浮名者可比),應生難遭難遇之想。大師每見人來參訪,一概施以惡辣的鉗錘,這真是古大德的風範,末世的佛門中又哪裡有這等大匠!

最後,引用大醒法師所說印光大師給他的印象,以見大師當時在年輕一代法師心中的形象和風範,大醒法師說:

印光大師給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有幾點:

第一、在他莊嚴的面容上,卻看得出蘊蓄著滿心田的慈悲。他老弘揚淨土的大願,既非發於一朝一夕,而且有始有終,無更無改。

第二、他老無論遇到任何人請求開示,他只有一條大路指示給你,就是念佛求生淨土。而且一見面“未開口三十棒”,皆是用的大刀闊斧的方式。因為如此,不愧為一代一宗的大匠。

第三、他老對於自己發心要做的事,勇猛精勤。雖當高齡,編修四大名山山志,皆系親自校對,實為難能,責任心甚重,非一般老僧所可企及。

第四、靈岩山,可以說是他老的理想叢林,如果該山代代傳承的住持人,能永久的保持那種特立之家風——印光家風,希望使印光大師的精神常存不滅。

第五、他老一生的成就功德莊嚴,雖說自有其宿植的善根德種,但如其沒有二三十年的潛修淨養的功行,縱具有智慧辯才,被化的信徒何得有這樣的眾多。這一事是最值得我們景仰讚嘆而足為衲子模範的!

摘自:《印光法師的故事》作者:余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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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請常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切重罪悉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