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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祖故事:修訂山志滿夙願,力顯大士慈悲力(77)


時間:2018/1/9 作者:淨山

一、普陀山志的修訂

印光大師在普陀山駐錫數十年,修訂《普陀山志》是他的夙願,但是自民國七年下山印經弘法之後,一直法務繁忙,未能做這件事,直到在報國寺閉關之後,才完成了這件事情。

修訂舊志最早是由安徽無為人陳錫周居士勸請的。民國六年(1917年),王采臣、周孝懷、陳錫周三位居士到普陀山拜訪印光大師。王、周二位居士認為普陀為觀音大士聖道場地.中外景仰.應該講經弘法。請印光大師發心講經.他們願意籌備道糧。大師以固陋力辭。

陳錫周居士則說:普陀山志很久沒有修訂.板已模糊.師父若肯修訂.我當出資刊刻。

大師說:“此事頗不容易,若照舊例,則文人皆能為之。若將大士往劫本跡修證,及此方感應事跡,一一略敘大端。令閱者鹹知大士恩周沙界,慈濟無疆,從茲發起正信,身心歸依,近獲人天之福,遠證菩提之果者,非遍閱大藏,備考群籍不可。若不發揮大士本跡感應諸事理。則成遺主志賓,捨本逐末,與尋常山經水志何異。何以顯普陀為大士應化道場,又何以顯大士為法界眾生之大慈悲父母,而與娑婆眾生,因緣最深也。然(光)以宿業,致令心無知識,目等盲瞽,尚須懺悔一二年,待其業消智朗,障盡目明時,當不惜身命,勉令成就。如其業重,不能感格,當往江西,求黎端甫居士,代為了此公案。此公學貫儒釋,筆超儕伍,必能發揮大士之慈悲心跡也。

民國七年(1918年),徐蔚如居士刻印《印光法師文鈔》流通,大師名聞於世,因此問道者絡繹不絕,從茲信札來往,日不暇給。八年春間,黎端甫居士歸西,大師請他修訂普陀山志的打算也落空了。

民國十一年(1922年)春,定海知事陶在東公來普陀山,對大師說,山志流通,令人由信向而改惡遷善,返妄歸真,實為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務,急宜重修。大師以陶公護法心切,救世情殷,即令普濟,法雨兩寺主人,懇請陶公親自擔任修訂的主編。陶公以公事無暇,於是請邑紳王雅三先生擔主編。一切事宜,外有陶公,山有開如退居,商酌料理。大師以無暇,絕不過問。1923年,陶公升於杭縣,猶復魚雁往還,與印光大師商酌山志的編輯辦法。印光大師與陶在東在修志體例上意見不完全一致,與王亨彥修志的思想取向也不太相同,印光大師著眼於弘揚觀音菩薩的慈悲精神和感應事跡,王先生則因為不信佛,仍然是傳統儒生山經水志的修志思想。陶在東提出折中辦法,分內外兩篇,內篇是許止淨居士編輯的《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外篇是對原山志的修訂。實際修訂過程中,由於印光大師幾次提出意見,王氏不能採納,大師於是乾脆完全不過問。

民國十三年(1924年),王亨彥完成了《普陀洛迦山志》的修訂,為印光大師也作一傳,大師極斥其非。王亨彥於儒可稱博洽,於佛未涉門徑。印光大師對這個版本並不滿意。書稿放大半年後,山中長老請大師鑑定,大師以刻印流通各經書事繁,無暇顧及。

民國十七年(1928年),王亨彥修訂的《普陀洛迦山志》刻印出版。大師要求王亨彥所錄印光之書併名者,通通刪去,故此書絕無印光法師的名字。

民國十九年(1930年)掩關報國寺後,大師方得暇對王亨彥所修的《普陀洛迦山志》重新修撰。更名為《普陀洛迦新志》。大師謙德,未將自己名字列入修撰作者中。德森法師在九華山志新編後跋中指出:“老人全不露有改正之跡”。該版本卷一署名“彭澤許止淨敬述,古翁山王亨彥輯”,其它卷署“古會稽陶鏞鑑定、古翁山王亨彥輯”,實則應再加上“釋印光修訂”,才符合整個修撰情形。

民國二十年(1931年)仲夏(五月),《普陀洛迦新志》由上海國光印書局印刷,國光印書局和弘化社藏版,國光印書局、弘化社和普陀山同和號和錦泰號流通。大師所用序仍用民國十三年所撰的《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緣起序》,列為序四。序題下註明“此序雖為流通單行本頌文而作。實於修志撰頌各緣起,言之綦詳。”並增加了大師修改後的觀音贊:“觀音誓願妙難思,赴感應機不失時。救苦尋聲磁吸鐵,現身說法月印池。塵剎國中鹹事濟,娑婆界內更垂慈。深恩窮劫莫能贊,冀愍群萌普護持。”各卷卷末附錄了一些觀音靈感見聞事跡。

普陀洛迦新志例目介紹:“普陀之名,原由大士而著,實以大士為主體。今輯山志,應先從大士本跡感應敘起。故將許止淨居士所撰之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列於第一,名本跡門,為一卷,是為內篇。其下形勝靈異等十一門,各為一卷,是為外篇。內外共十二卷。則佛恩之洪深,道場之原委,均可悉知矣。”

印光大師修訂普陀山志的貢獻是,在舊志的基礎上補充了觀世音菩薩往劫本跡事理及此方感應因緣,闡明了眾生與觀世音菩薩感應道交的基本原理,從而弘揚了菩薩慈悲利生的精神,使觀世音菩薩的教化因緣傳承不絕。

如大師將《石印普陀山志序》收入新志,該序闡明了觀世音菩薩感應的種類和原理:

“其感應之跡,有顯感顯應,冥感冥應,冥感顯應,顯感冥應,亦冥亦顯感而顯應,亦冥亦顯感而冥應之不同。(顯感顯應者,現生竭誠盡敬禮念供養,即蒙加被,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及業消障盡,福增慧朗等。冥感冥應者,過去生中曾修竭誠禮念等行,今生雖未修習,由宿善根,得蒙加被,不知不覺,禍滅福臻,業消障盡等。冥感顯應者,宿生曾種善根,今生得蒙加被。顯感冥應者,現生竭誠禮念,不見加被之跡,冥冥之中,承其慈力,凶退吉臨,業消障盡等。亦冥亦顯感而顯應者,宿世曾種善根,今生竭誠禮念,顯蒙加被,轉禍為福等。亦冥亦顯感而冥應者,宿世曾種善根,今生竭誠禮念,冥冥之中,承其慈力,獲種種益也。了此則知功不虛棄,果無浪得,縱令畢生不見加被之跡,亦不至心生怨望,半途而廢。感應之道,微妙難思。略書梗概,以勖來哲。)其應之大小優劣,在其誠之至與未至而已。縱令心不諦信,致誠未極。但能一念投誠,亦必皆蒙利益。但隨己一念之誠,而分優劣,不能如竭誠盡敬者蒙益之殊勝超絕耳。如昏水中,亦有月影,但晦而不顯。盲人雖不能親見月光,又何嘗不蒙其照燭也。”

總之,觀世音菩薩的靈感有六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二、《清涼山志》、《峨眉山志》和《九華山志》的重修

《普陀新志》完成後,由於李圓淨居士的啟請,大師又主持完成了《清涼山志》、《峨眉山志》和《九華山志》重修。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春,上海李圓淨居士來報國寺拜訪大師,提出:“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四大菩薩,實為一切眾生之恃怙。師在普陀,曾請許止淨居士,作觀音本跡頌,發揮觀音之深恩重德,至為周到。師又另修王雅三所修之普陀志。何不將清涼,峨眉,九華志,亦按此例而修之乎。況清涼志,亦無請處,而體裁尚好。峨眉志,則只是志山,不復以發揮普賢之道為事。九華志,則更可痛嘆。當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極之時,固宜亟亟修而流通,以作挽回之據。”大師接受了李居士的建議,於是請許止淨標示提綱,大師親自修治,德森法師和陳無我居士擔任校對。

修訂《清涼山志》過程中,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夏,大師應華嚴嶺僧瀞棲法師的請求,撰寫了文殊菩薩贊:“文殊菩薩德難量,久成龍種上法王。因憐眾生迷自性,特輔釋迦振玄綱。為七佛師體莫測,作菩薩母用無方。常住寂光應眾感,萬川一月影鹹彰。”

修訂過程中,一方面增加菩薩聖跡一門,同時糾正舊志的訛誤。如《峨眉山志》菩薩聖跡門包括六章,“一釋名,略釋普賢名義。二修證,節錄悲華,楞嚴二經,以明菩薩因地修證工夫。然據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則菩薩久已成佛,其本地非佛莫知也。三德相,略引華嚴經,稱讚菩薩不可思議神通道力。四法要,略明菩薩所說法要。而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普勸善財,及華藏海眾,一致進行,回嚮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而為華嚴一經之歸宿。是知此一卷經,大開淨土法門,實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三根普被,聖凡齊攝,末世行人,皆當依止。故錄其全文,以期同登蓮邦焉。五利行,節錄法華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略明菩薩衛護行人之事。六應化,明菩薩證窮法界,故於十方法界,隨類現身,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故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薩道場。然欲眾生投誠有地,故特於峨眉山,示應化焉。”

《峨眉山志》沒有完全修訂完,大師的目力又受傷了,所以接下來的工作主要由德森法師承擔。特別是《九華山志》,主要由德森法師修訂。德森法師在《九華山志》新編後跋中說:“老法師近年印行各書,多其自行訂定底稿,森與陳無我居士助校對。及峨志尚未訂完,老人目力銳減,由森逐一奉命以蕆其事。至茲志,但由許居士標出編訂大意,一切訂定安頓手續,老人目力日差,概命森次第料理。森本苦惱譾陋,何堪勝此重任。幸李居士徵集書籍頗富,許居士標明大意甚妥,及森常在老人座下,隨時可以請問。但各門多須重新編輯,實非清峨略修之比。”同時,德森法師由於為保護江西寺產而奔走數年並生病,所以《九華山志》遲至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才最終完成。

佛教四大名山的修訂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意義在於:使四大名山,同得良好志乘,使未讀佛經之士,也有了解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四大士助佛宣化、救度眾生、不可思議之大威神力,並知四大士之殊勝道場,漸增信仰,佛法前途,也多有賴於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

摘自:《印光法師的故事》作者:余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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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
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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