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是陝西合陽人，清鹹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辰時(1862年1月11日晨)生於合陽赤城東村。自光緒七年辛巳(1881年)出家修行以後，再也沒有回過老家。誰沒有家鄉，誰不懷念家鄉?出家人也有自己的故鄉情。大師的著作如序、跋或書信等署名最多的就是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或伊尹躬耕處僧印光。古莘就是現在的合陽，合陽過去是商代賢相伊尹躬耕的地方，從兩個署名就可以看到大師對故鄉的殷殷情懷。
佛陀教導佛弟子要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印光大師作為近代佛門第一尊宿，正是踐履佛陀教導的楷模。他以平等大悲普遍教化全國弟子，普遍救拔全國劫難，當然對家鄉同樣關懷掛念，同樣盡力賑濟。大師按照佛陀的教導，儘可能地以財施、法施、無畏施幫助故鄉。
財施體現在千方百計幫助陝西救災。如：
民國十二年(1923年)，為康寄遙賑災事，撥印書款一百元助賑。「秦民待賑孔殷，數十萬了不沾其實惠。縱大家少攢湊若干，豈能保其一出於為公之心，而不涉弊竇乎。則是秦民之定業所使也，可不哀哉。光亦秦民，聞此慘狀，能不痛傷。今將流通文鈔洋撥一百元，以作賑災之費。祈持字往本埠陳家浜太平寺，向真達大和尚處領之。」(文鈔三編卷四復康寄遙居士書)
民國十五年(1926年)4月到11月遭到長達8個月圍困。被圍期間，因病、飢餓而死的軍人逾萬。次年(1927年)，陝西鄭子平居士為賑災事向大師求援，大師一向不募緣，將一弟子印文鈔(二千)及法雲寺大殿之款(一千)，共撥三千元匯寄。同時還祈上海大慈善家王一亭居士為之設法籌集賑款。大師囑咐鄭居士說「汝我不曾一面，因陝民之苦，光以萬不能移用之錢，移之於賑。汝宜由此以培德，切莫因此而作弊。」(文鈔三編卷三復鄭子平居士書)
十九年(1930年)四月，大師在蘇州報國寺入關閉關，因聽說家鄉荒旱，以一千六百元，委託華洋義賑會辦事員，歸依弟子楊慧懋，親自送到老家赤城東村救濟。楊居士回到陝西扶風，稍有報告，具體怎麼辦的，大師沒有過問。
不過，大師行事，一秉大公無私之心，決不允許營私舞弊。對於辦理賑災事務的人總是諄諄告誡不可貪污。
辛未年正月(1931年2月)，老家的侄子輩趙福雲，趙永貴到蘇州報國寺看望大師，了解到村里凋零不堪，感到不勝痛心。問及三分祠堂的情況，說現就祠堂內成立學堂，名印光學校，東西兩村的學生都在那裡就讀，智傑為教師。又說，新蓋了三間門房，名聖量會，村中賀保長，有幾桌人在此吃席，以此房系東西兩村人出錢蓋的，所以東西兩村的賀保長，議公事的時候，都到聖量會。大師問：
「為什麼東西兩村各家出錢，在我三分祠堂蓋官房，吃肉喝酒，議公事，取名為聖量會呢?」
趙福雲回答說：「十九年賑款一千六百元，分配給兩村各戶，保長見十抽一，得一百六十元，在趙氏祠堂前面蓋房，作東西兩村的官所。因為此錢又由法師您放賑得到的，所以用法師您的法名為名字。」
大師聽了，不勝嘆息說：「何得吾村發生此種規程。我以一千六百元賑兩村，兩村抽出我賑款十分之一，在我祠堂蓋房，作宴客議事之用，謂是他們自己蓋的，又名聖量會。是我聖量以一千六百元，引東西兩村占我祠地，我罪過大矣。」
大師作為學佛之人，不肯與人相爭，於是準備了二百元票，令趙福雲等帶回去，並寫信給東西村保長、鄉老及諸伯叔兄弟等，要求到家即通知兩村一切大眾，到城隍廟議事，將此款交給保長，鄉老等，作為村里蓋官房的費用，要求立即取消聖量會名目，除兩村學生讀書外，余均不許。此學堂系三分人肯作公益而立，不得謂此祠堂在兩村學堂地上。
大師的處理辦法，即維護了祠堂的莊嚴性質，又照顧了公益辦學，制止了保長等在祠堂吃肉喝酒、褻瀆先靈的行為，也制止了保長等假借大師名義做不如法事情的行為。
三月十三日，保長鄉老公函來，說已取消聖量會，二百元作學校基金會，所蓋之三間門房歸祠堂。
趙智雲居士也來信，大師回信說：「此事若非汝來，將永遠為公所吃酒肉處矣。人心太壞，以致災禍相聯。今麥田無望，尚須大家同心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以求甘霖速降，否則池水已無，井水亦減，則將渴死。果真至誠，當可得雨，以期早點種秋，尚可不至無秋可望，否則兩年不收，人將何賴。已於十三日，令弘化社寄文鈔十包，每包二部，尚欠分量，因加《了凡四訓》一本，此書文理極圓滿周到，為一切人所當詳讀之書。智俊前日，亦有信來，言其父曾習外道，伊光亦隨學，後閱所寄經書，乃不學其法，然尚有往來者，當漸為遠離。現今紙貴之極，印書之報紙，賤時二元三角一領(一領五百六張)，今已五元多矣，尚日見漲價。當保貴經書，否則後來恐無力能得矣。送人時，亦當以此告之。又須令其恭敬，不可褻瀆。」
摘自：《印光法師的故事》作者：余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