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此文是明照（心覺）師父發表在赤壁市佛教協會刊物《種福田》裡的一篇文章，末學特轉載至此和更多人分享在歷史歲月中，善良的人們總是通過某種途徑，到達幸福的目的。那漫長的探索中，有幸遇上了佛法，有緣親近善人知識，逐漸了解到，欲求幸福，必須「種福田」。「種福田」是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首當其中提出來的。它跨越地域，家族，宗族社會的民間公益事業，於修橋補路，放生護生，念經普渡等在災荒或戰亂年代，各寺院道場的僧人，普遍實施，救困扶危，以廣「種福田」利益社會，造福人類，普渡眾生，證「無生忍」。福田是比喻。「田」含有長生和收穫的意思；「福田」即可生福德之田。凡敬待福田（佛，僧，父母師長，悲苦者）即可收穫功德福報。「種福田」的思想理論依據是有其歷史考證的。《佛說諸德福田經》釋迦牟尼佛號召：「廣施七法」。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闊；二者果園浴池，諸術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眾病；四者作堅固船，濟度人民；五者安橋樑過度贏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圊廁，施便利處。敦煌壁畫中有兩幅僅有的《福田經變》，可以讓我們有緣對「廣施七法」獲得直觀而形象的認識。《認識經變》就是在它生動形象地反映了佛教在社會公益事中的所作所為，也是不可多得的理論文獻和歷史依據。佛在《大智論》把福田分為二種：一，以受恭敬之佛法僧為對象的「敬田」；二，以受憐憫之貧，病者對象的「悲田」。還有「三福田」（慧田，敬田，恩田）「八福田」「看病福田」等多種，但都不出悲敬二大福田。佛在《像法決疑經》中說：「我於經中處處說布施。欲令出家眾修慈悲心，布施貧苦，孤老乃至餓狗，我諸弟子不解我意專施敬田，不施悲田，敬都即是敬佛法僧寶，悲田者貧窮老乃至蚊子，此二種田悲田最勝。」這種強調救助悲苦眾生的悲田思想，就是佛教慈善救濟的「種福田」的理論指導依據。隋唐時期的「天盡藏院」，唐朝的「悲田養病坊」武則天女王，於長安年間（701-704）令全國設立「慧田院」（種福田）以收容孤兒及孤老，施予贍養和治療。武宗的「會昌發難」之時仍未廢止。宋朝改為「福田院」，宋徽宗又改為「居養院」。所以說醫院的起源與佛教密切有關，不是沒有道理的。元朝又改為「解典庫」。佛教特有的「齋會」就是賑災救濟（布施方式） - 不分道俗，貧富平等，設齋施食法會，由寺院或齋主承擔全部費用。佛教徒一直是歷史中扶貧濟因的急先鋒。南北朝時期，有位名叫法進的和尚，捨身救飢，以至感動官方，而達到朝野上下賑饑的目的。隋末兵慌馬亂之際，東都洛陽，沙門法素，不忍城中百姓飢餓想望，變賣一金佛像換米賑災。唐朝的曇選法師在興國寺前，煮米施粥親手周濟貧飢。四川成都開照寺的鑒源和尚，施千人食，分與飢人。宋孝宗幹道八年（1172）饒州僧紹禧，行者智修煮粥，共瞻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另有僧法傳，行者共聚三萬八千五百一十六人。四人分別被朝廷召令賜紫金衣及度牒。佛教的慈善事業，促進了中國相應的經濟組織和制度的發展。寺院在「陶鑄聖凡，養育才器......教化之所出」。歷史上如范仲淹，呂蒙正，韓億，李若谷，王安石等名儒，在寺院苦讀，一舉成名為千古之名流。千百年來，佛教徒秉承佛陀教誨，本著「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濟世精神和情懷，為社會為人群奉獻著慈悲之心而廣「種福田」。民國二十八年（1939）上海佛教同仁會，前後五年，得免費吃粥的貧民總數達千餘萬人。新中國成立至今，黨和國家實施賑災福利事業特別重視，其範圍之廣，人數之多，超越歷史上任何時代。佛教徒又是首當其中，虛雲和尚為抗日陣亡解放戰爭等陣亡的戰士，念經施食法會超度。改革開放以來歷次重大自然災害，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赴賑災前線，不分種族和國界，中國政府和人民都給予無私的援助，佛教界又是起在前面，例如印度洋海嘯之時，中國的佛教徒捐款最多，最及時，佛教徒是愛國愛教，知恩報恩，「與時俱進」，未辱佛陀種福田的光榮使命。種福田正是佛教慈悲觀念，善惡報應思想及其延伸出來的福田思想，時代在前進，挑戰和機遇並存，要種的福田很多，必須牽一點而動全身。從點滴做起，先從心中之「福田」，處處都能福田種，處處都可種福田。行，住，坐，臥，處處要廣結善緣，廣種福田「不問收穫，只管耕耘」，日月有窮，虛空無盡，自他俱利，福德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