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讀慈諭，憶昔恩澤釋昭慧
導師圓寂後三天，六月七日，《慈濟》月刊要我寫一篇追思文章。當時心裡不免遲疑——忙碌倒還在其次，真正的原因是：痛失恩師的心情，尚未完全調適過來，哀思深切，反而無言。一旦承諾，怕會辜負所託。
六月十九日晚間，取出了珍存已久的寶藏——那是二十二年前初識導師，與導師之間的幾封往覆信札。忽然想到，既然無法表述當前哀思，何妨將塵封在歲月底層的記憶掏取出來，與讀者分享初識導師時的喜悅心情呢？我給恩師的第一封信，籤押的日期是「七二、二、十八」，信里還只是稱他為「老法師」。信中說道：
「元月十六日與致中法師及三位居士驅車拜訪，得以親聆法音，一償宿願。對您老的慈藹顏容及殷切教誨中的悲智流露，留下深刻的回憶。」
這封信提示了一個我生命中的重要日期——與導師在台中華雨精舍的第一次會晤，是在民國七十二年元月十六日。那年，導師七十八歲，我二十六歲，距離我出家之期，已有四年半了。
原來，出家之後的我，對現況有著說不盡的失望之情；無論是在思想還是規制方面，一些冠冕堂皇的說詞，總是讓我隱約嗅到一些反人性的因子，而深感不安與不妥。我不知道正確的佛家思想與規制究竟是什麼？應當作何詮釋？我因身心無法安頓而深深受苦。
七十一年底，我離開了剃度常住，也開始研讀導師的著作。讀著讀著，許多長久無解的困惑，竟然在書中找到了答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句話，差堪比擬我那時的無限法喜！我曾以叔本華對《奧義書》的贊語，拿來讚嘆導師的著作：「它是我生前的安慰，也是我死後的安慰。」
五頁請益，十二頁覆函手邊第二份與導師之間的往覆信函，是在收到導師首封覆函後一個月寫的。
七十二年四月十七日，我夾問夾議寫了一封五頁信函，談的是有關他在《佛法概論》中所提到「淫慾不是生死根本」的問題。那封信現在看來，還真有點啼笑皆非，因為我竟然在第一段寫道：
「弟子真是個不懂事的孩子，明明知道您多病、忙碌，偏是又去信、又往訪的，干擾您的生活。但自入佛門以來，再沒有比讀您的著作更喜樂的事了！長期接受這無聲的懇切教誨，使您在弟子心目中，無疑是永遠的舟航。明師難遇，在學道過程中的疑惑，若不把握時機切問近思，以後將會造成怎樣的遺憾啊！因此，請原諒弟子再『不懂事』一次，慈悲啟迪弟子的愚蒙！」
擺明了自己就是要「不懂事」地纏著他問問題。是這分「跟定了善知識」的愚誠打動了他的心，還是自己提出的問題，讓他覺得很有答覆的價值？不得而知。總之，這封總計五頁的請益函，竟然換得了一封長達十二頁的導師親筆掛號覆函。而我在當時，只不過是一介籍籍無名的小尼師而已。
在覆函之中，他詳細而完整地，向我解釋了有關「淫慾與生死根本」的法義。信函中所押的日期，則是「四月廿六日」。十年之後，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導師八十八歲，將尚未集結出版或發表的作品，編輯成五冊《華雨集》出版；該封長函，就編到《華雨集》第五冊中，題為「答昭慧尼」。
不合時宜？時不合師宜！我的第五封呈導師函，信末押的日期是「七二、十二、廿四」，也就是認識他的第一年年底，那時我已住進高雄市興隆淨寺。
記憶中，在寫那封信之前不久，我到台中華雨精舍，言談之中，導師輕喟他實在「不合時宜」。我感受到他的孤峰獨拔，先知寂寞，但不知要如何接腔，只能默然以對。
回到寺里，好似要給老人「打氣」一般，我竟然不自量力地寫了如下的一封信函：
「聽到? 您自嘆『不合時宜』，弟子也不免感慨系之，直下覺得：應說是時不合? 師宜，非是? 師不合時宜。『古來聖賢皆寂寞』，孔子何嘗不興『乘桴浮於海』之嘆？釋尊成道之刻，不也對轉*輪的大業，頗費一番躊躇嗎？先知的寂寞，未必在於缺乏擁戴者，而是往往擁戴者與反對者同樣罕能體會(尤其是體現)他們所宣教的真理。『黃鐘廢棄，瓦釜雷鳴』，這大概就是世間的常態吧！」
「您把畢生的心血耗注在經論的研究整理上，解決了許多教證上的疑難，也鋪設了後來者便於深入教法的康莊大道；弟子何幸，晚 導師半世紀生，得以沐浴膏澤。面對這些體大思精、一部又一部的論著，真希望能在此後的歲月里，一面擷取您已栽成的豐碩果實，一面賡續您所未完成的志業。雖然事關智慧才情，但那怕是在您已踏出的百千步之外，再踵繼一小步，總也算是對您、對三寶、對眾生的一分小小的報答吧——您看到這裡，大概要笑弟子是『初生之犢』了。」
讀到「初生之犢」這麼一封幾乎是以「薪火相傳」毛遂自薦的來函，內斂的老人會有什麼反應呢？可能是在莞爾之中，帶著些許欣慰之情吧！
悲智莊嚴，永遠的青年在這之前半年，七十二年四月間，讀完導師《青年的佛教》一書，內心深有所感，寫了一篇題為「永遠的青年——印順法師《青年的佛教》讀後感」，盛讚導師「將被世人稱頌為永遠的、悲智莊嚴的青年！」
五月四日，我將該份文稿補寄給他，並呈第三封函云：
「慈誨恭悉，敬謹受教。既沐浴以法化，深恩不言謝。乃呈近日習作《青年的佛教》讀後感」乙篇，聊表孺子景慕之忱。所願不至流為庸俗之歌功頌德耳！」
導師在香港的大弟子慧瑩長老尼，在《菩提樹月刊》讀到了「永遠的青年」，七十三年初返台之時，問到導師對這篇文章的看法，他竟向老徒弟說：「這是我的小知音！」
沒想到就因導師這句話，讓慧瑩長老尼帶領信眾僕僕風塵，南下高雄尋訪，而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那一天，慧瑩法師突然來到，看到甫自大寮(廚房)趕來，連圍裙都來不及解開的我，第一句就是：
「我特別來看導師的小知音！」
這句話對我的鼓舞，非比尋常！試想：如果我聽到的是她轉述導師說：「那小子文章不值一讀！」我還有勇氣寫下去，而且一寫二十多個年頭嗎？
在那之後不久，我去拜望導師，他忽然問起我的生活情形，聞後靜默不語。這是我第一次與他談到自己的「生活」。
在此之前，我拜望他，一向只詢問法義。雖然我也知道，他若知悉我忙碌的生活情況，可能會幫我改善，但我從不曾向他談到自己的處境。原因是，在我的道德意識中，一向不允許自己將別人當作達成目的的工具，更何況導師還是我心目中崇仰的大德！對一位大德的景仰，必須是全然純淨的「法之嚮往」，而不宜夾雜一丁點兒圖己的私心。
過不了多久，他給我寫了一封親筆函，信中寫道：
「你從閱藏而到現在住處，從一位可以向學，願意向學的人來說，似乎不是很理想的。新竹福嚴佛學院，繼續辦理(初級)招生。我想你如願意到新竹，住在學院，每周先授幾點鐘國文，其他時間，可以自己修學佛法。環境也許不完全符合你意思(完全滿意是難得的)，但至少有充分的時間，對佛法作進一步的深入。你如有意的話，我當代向學院負責人介紹，再由負責人進行洽聘。希望你接信後考慮一下，就給我回信。我想你的信息，會使我歡喜！」
信末署名並押日期「五、廿一」，這已是認識他的第二年了。他在我心目中，是這樣的高不可仰，但這封手諭的字裡行間，卻又是這樣的謙和溫厚，含蓄地表達著長者對後生晚輩的深切關懷。
我捧著信函一讀再讀，感覺自己簡直像是童話故事中，衣衫襤褸而驟得金縷鞋的灰姑娘！
就這樣，在導師的提攜之下，我與福嚴精舍結下了不解之緣。貴人相助，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慈蔭後學，恩深義重七十三年九月，我背著行囊，承載著導師的關切與祝福，到了新竹市明湖路觀音坪上的福嚴佛學院教書。這一跨步，就是三年山居清修生活的開始，也是我人生命運的轉捩點。
直到很久以後，偶爾在導師座下其他弟子的轉述中，我才知道自己來到福嚴精舍的因緣：當日慧瑩法師南下尋訪我之後，回到華雨精舍，基於護念與不捨，而嚮導師報告了我的忙碌情形。難怪導師會在其後垂詢我的生活狀況。
導師是一位相當內斂的人，待我報告之後，他當場靜默不言，但想來那時他心中已有定見。不久後，正在籌備第四屆招生事宜的福嚴佛學院副院長依道法師與訓導主任慧潤法師去拜望導師，他垂詢國文老師的人選，並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位！」話就到此為止。
可能就是這樣，不久後，他寫了那封被我珍藏至今的親筆函，然後才在我立刻雀躍覆函之後，下一次與慧潤法師他們見面時，點名介紹了我。
一直到民國九十年，江燦騰教授出版新書《當代台灣人間佛教思想家——以印順導師為中心的薪火相傳研究論文集》，附錄導師給他的一封親筆函，我從該一信函之中方才得知：自己竟然是他生平唯一親自推介到佛學院教書的人。
還有一次，慧潤法師在閒談之中告知：「導師特別交代我們：不要把行政工作分攤給你，好讓你除了教書之外，得以全心做學問。」
知道了自己來到學院的背景，以及導師對自己的期許之後，我格外感念到師恩深重，所以在這樣一個靜謐的環境裡，除了準備國文教材、批改學生作文之外，其他所有時間都專心研讀教典，並儘量拒絕各方邀約演講之類的外緣。
也幸好在導師的指導之下，有系統地研閱三藏，紮下了厚實的學術基礎，這使我得以展開佛學專業論文寫作的生涯，迄今共寫了二十三部書，還有許多論文與時論，無暇整理付梓。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那三年的沉潛修學，是不可能產生爾後這些學術成果的。
常言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民國七十七年初，我跨出了清幽的山門，投入了滾滾濁流的塵寰之中，自此就是一條生命的不歸之路。
我相信那時導師會隱約擔憂我學術生命的夭折，也會擔憂我禁不起世間的誘惑而變質。但是差堪告慰的，我的學術生命不但沒有夭折，反而在研究議題方面，更有了「柳暗花明」的廣闊視野；我不但沒有在名利場中面目全非，反而在諸多的人事歷練之中，心思更為純淨而豁達，任事也更為勇猛而俐落了。
有了三年山居歲月的學養基礎，其後的忙碌生涯，就好似提供了各種層面的實踐機會，好讓我以實務經驗來一一印證理論，又依此而拓展視界，將佛法拿來與當代對話。於是佛法不但沒有離我遠去，反而更深刻地銘印在我的心中。
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沒有導師慈悲的引薦與智慧的指引，讓我有三年在福嚴精舍山居研教的基礎，我能在人生澗道無數個峰迴路轉之後，依然保持一潭湛然澄清的「出山泉水」嗎？
是故對印公恩師、對福嚴精舍，以及這段生命歲月中所會遇的師友們，我至今仍有著刻骨銘心的感恩之情；而這分心情，或許就是讓我誓願盡形壽孜孜矻矻以護持正法、利濟有情的最大動源吧！
——轉載自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第463期《慈濟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