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實相以防患未然釋昭慧
在墮胎議題上，筆者不喜用動機論來矮化任何一方，例如：將贊同墮胎一方指控為「教唆殺人」，將反對墮胎一方指控為「恐嚇婦女」，這都是動機論的不良示範。作為倫理學的研究者，筆者深知，人間有許多套用倫理議題上的兩難處境，兩造的主張可能都出自善意，不宜一筆抹煞對方的動機。特別是在生命科技發達之後，從出生到死亡，許多原本不是問題的生命處境，如今都已成了問題，我們更難以在面對不同主張時，立刻質疑其有不良動機。
可以這麼說，墮胎的倫理議題相當複雜，墮胎的個案情境也相當多樣。許多墮胎個案，情非得已，吾人「既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可也，實不宜加諸種種道德譴責。但現階段許多人工流產個案之所以形成，卻是因為對於墮胎實相欠缺瞭解，使得墮胎行為輕率為之，但待到瞭解真相之後，卻又往往充滿著悔恨與罪惡感，某些恫嚇性的宗教說辭(如「嬰靈」論)於是應運而生，大賺歪錢。
筆者作為一介女性，特別是作為反對男性沙文主義的佛門女性運動倡導者，相信與同為女性的兩位作者或其他女性團體，應該有很大的觀念交集，特別是在「女性身體自主權」的部分。而且對於「影片倘屬偽相，則當然不宜播放」的部分，也沒有太大的爭議。兩造之間最大的歧見在於兩點：一、倘若該影片為真相，兩位作者都認為，此非「正常之性教育」，不宜播放，筆者卻依然肯定它有如實呈現的相對價值。二、即使贊同「女性身體自主權」，筆者都還是認為，這種權利不能無限上綱，女性身心利益與胎兒生命利益，都必須被慎重地平等考量。
任何一種信念或意識形態推到極致，都有可能產生盲點。贊同墮胎與反對墮胎也不例外。即使出發於佛法的「護生」理念，筆者也無法完全着眼於胎兒生命利益，而無視於孕母的身心利益。難道說，當孕母與胎兒的生命只能選擇其一時，我們依然要堅持「胎兒優先」嗎？所以筆者並非「反墮胎基本教義派」。
但相對而言，權利從來就不可能不受到一些制約。筆者贊同女性身體自主權，因為那是對治男性霸權意識的一記利器，然而那是在不涉及另一造弱勢(胎兒)生命自主權的前提之下。畢竟處理胎兒，並不等同於處理掉一包隨身垃圾；將胎兒從子宮移除，其倫理意義也絕不等同於房東將房客從住房逐出。
既然如此，筆者不免思惟：類此攸關個人生命抉擇的重大議題，我們如何能為孩子決定，哪些實相可以提供，哪些實相卻必須為他們隱瞞呢？
李佳燕醫師說，這種影片「讓墮胎成為一種如殺人劊子手的罪惡」，「讓有墮胎經驗的婦女，終生活在悔恨交加中」，「是製造與加深墮胎罪惡感的元兇」，這些指控都太沉重了。墮胎是一回事，但未必等同於職業性的「殺人劊子手」；部分高中老師放映該一影片是事實，但未必都是放給「有墮胎經驗的婦女」看，反而是着眼於防患未然。「有墮胎經驗的婦女」若擔心看了會有罪惡感，總也可以拒看此片吧！證諸部分學生在媒體上的反應，覺得該部影片給他們的啟發很大。特別是在這個街頭巷尾與虛擬空間，都充斥著「性的誘惑」的社會，讓孩子防患於未然，總比輕率為之而後悔恨不已，較有建設性一些吧！
事實上，較諸「殘蝕的理性」更多令人不愉快而又沒有教育意義的畫面，早已充斥於電影、媒體與網路。高中生更是得在生物課堂上，七手八腳做著身歷其境的動物解剖，其血腥與殘忍程度，較諸墮胎的遠距影片猶有過之。動保界再三呼籲廢除此類動物實驗課程，教育界都以其「教育意義」而搪塞之。
當然吾人不能說，因為更大之惡無法避免，因此小惡有權為之。筆者只是以此為例，指陳一樁事實，人們究竟是否真能營造出一個「只有美感」的視覺溫室？這對孩子有幫助嗎？我們不能因為墮胎影片給人帶來不舒服的感覺，就指責那叫作「恫嚇」。如果這種邏輯能夠成立，那麼所有世界各地的大屠殺紀念館、戰爭紀念館都應予以封館。反之，如果此諸紀念館因其教育意義而應予展示，那麼，同樣的邏輯也可運用於墮胎影片之中。
因此筆者認為，在墮胎議題上，孩子有權利接受「認知實相」的教育，當然他們也有權利因身心狀況不宜而選擇拒看，但大人卻沒有權利認定他們非看不可，或是認定他們不宜看、不可看、不準看。認為孩子「非看不可」，與認為孩子「非不看不可」，同樣是一種對孩子「受教權」的侵犯。
九三、四、廿七，於尊悔樓 ——刊於九十三年四月廿九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