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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8/5

為《印光法師文鈔》題詞的文化名流

余池明

民國三年(1914年)《佛學叢報》發表印光大師四篇論文以後,引起一些居士的注意。其中徐蔚如居士最為重視,他說:“霨受而讀之,合掌歡喜,嘆未曾有。大法陵夷,於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我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也。”因此,他開始蒐集和流通印光大師的文章。

民國六年(1917年),徐居士得到印光法師給他的朋友鄧伯誠兄弟的三封書信,刻印流通,稱為《印光法師信稿》。

民國七年(1918年)春,徐居士以歷年搜訪所得印光大師之文二十二篇,印於京師,稱為《印光法師文鈔》,這是最早版本的《印光法師文鈔》。

民國八年(1919年)秋,徐蔚如居士又將蒐集到的師文三十八篇,印為《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將民國七年所印文鈔稱為初編,一同刻印流通。是年冬天,徐居士母親病故,他回上海辦理喪事,索要《印光法師文鈔》的緇素很多。於是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商議,準備重付排印,以廣流通。經過張雲雷居士,廣為徵集。加上徐霨如續搜之稿,共增加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黃幼希三位居士按類編次。詳為校勘,仍名為《印光法師文鈔》。

在編輯過程中,有一件小事很能反映印光大師反對浮華俗套的為人和個性。大師在給李慧實居士的信中談到這件事。“民國九年有數弟子於上海排印文鈔,(十年正月出書,系二本之文鈔。)即以照片小傳請。光謂如此,則並文鈔亦決不許印,遂止。汝不知此事,故為汝說,以免汝轉求照片而妄印之。光縱不能挽回近世虛浮奢靡之惡派,決不肯隨波逐浪以效彼之所為耳。”

還有一件事也反映大師以弘法為家務的精神,戚智周居士(後隨真大和尚出家為明道法師)供養大師夏布和棉被墊,大師轉賣以後用於商務印書館文鈔的印刷費用。他在給戚居士的信中說:“智周慧鑒,昨日真如寺研慧師來代手書並棉被墊一付無訛。竊念居士愛我情深,感激不已。然光固有被墊,以八元轉賣於人,並去年夏布賣九元。共十七元以作施送文鈔之助。文鈔現由商務印書館另編排印出尚未訂齊。過幾日當即寄來。光自己訂一百元書,丁福保亦訂五十元。余有友人托訂百數十元。書近七百部。除友人自施外,光一百元書,托張雲雷寄之四方以結法緣。待寄來時,當寄一包,共五部。除自存外,酌量送人。汝十七元亦入此數。作我預訂算。可請四十幾部。此四十幾部,有一、二人閱之生信,依教奉行,其利益比光自服用之利益,實天地懸隔。況不止一二人乎。切勿以光不諒人情,送來不用轉賣見怪。則幸甚。嘉興亦與古農寄一包,令施送爾。若有人要,當令彼向上海請。或杭州商務印書分館請。切勿再向光要。以光所請者,皆派而送之。若特去又請而結緣,則無此財力爾。商務印書館定作大洋五角五分,除先預定作七折算,此外皆納實價。以後再勿寄衣物來,若念光愚誠,但志心念佛敦倫,並隨緣化導,比寄衣物,勝之多矣。”

周孟由居士等徵求到幾位教界和學界名流對《印光法師文鈔》的題詞。

一是出家不久的文化名人弘一法師。他題詞說:

是阿伽陀,以療群疚。契理契機,十方宏覆。普願見聞,歡喜信受。聯華萼於西池,等無量之光壽。

庚申暮春,印光老人文鈔鐫板。建東,雲雷囑致弁辭。余於老人向未奉承,然嘗服膺高軌,冥契淵致。老人之文,如日月曆天,普燭群品。寧俟鄙倍,量斯匡廓。比復敦促,未可默已。輒綴短思,隨喜歌頌。若夫翔繹之美,當復俟諸耆哲。大慈後學弘一釋演音稽首敬記。

寐叟(沈曾植)題詞:

識無量病,與無量藥。見佛性故,回己濟他。寐叟敬題

湛翁(馬一浮居士)為大師文鈔題詞說:

諸三昧中,功高易進,念佛為先。入此三昧已,一切三昧,皆得具足。抑揚之說,信非篤論。法寧有異,異自人耳。今時賢哲,亦盛談義。然濁智流轉,玄言奚裨。自非冥懷凝寂,豈能廓彼重昏?決知火宅無安,乃悟樂邦非邈。故謂從心現境,境即是心。攝所歸能,他即是自。欲求方便趣入之道,舍淨土何由哉!印光法師,此宗尊宿。俯提弱喪,罄吐誠言。辭致懇惻,與蓮池為近。雲雷居士,倡緣弘布,深植淨因。遠征題識,聊為贊喜。其諸大心上士,夙志津拔修途,游履安養者,蓋必有質於是也。庚申二月湛翁書

梁啓超先生為大師文鈔題簽並題詞:

古德弘法,皆覷破時節因緣,應機調伏眾生。印光大師,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誦此後,更進以蓮池,憨山,紫柏,蕅益諸集,培足信根。庶解行證得,有下手處。啟超具縛凡夫,何足以測大師。述所受益,用策精進云爾。

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新印印光法師文鈔》,馮夢華居士題簽,王一亭居士畫阿彌陀佛接引像。大書法家吳昌碩先生題詞:

心即佛,誦有聲,如如口,無無明。一塵不染根性情。佛說如是吾其靈。甲子初夏吳昌碩時年八十又一。

1、上面題詞的人中弘一大師與印光大師的因緣最深,也許正是因為吳建東、張雲雷請弘一法師題詞的緣故,弘一大師得讀印光法師文鈔,進而向印光大師諮詢問學,在修行方面遠宗蕅益,近宗印光,最後虔誠拜入印光大師門牆。弘一法師(1880—1942)俗姓李,幼名文濤,又名廣侯,別號息霜,法名演音又稱弘一。原籍浙江平湖,光緒六年(1880)生於天津。擅長於書畫、篆刻。曾留學日本,學習西畫和音樂,留日時名岸,號叔同。回國後在天津、浙江、南京等地學校任教。主編過音樂小雜誌、文美雜誌,兼樂曲創作。民國七年在杭州從虎跑寺了悟和尚出家,隔年於靈隱寺受具足戒。自此一改過去浪漫的生活,清苦自持,不收徒、不建寺,以弘揚南山律為畢生之志,創設南山律學院。抗日戰爭時期,弘一大師提出“念佛不望救國,救國不忘年佛”的口號,身體力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宗教界產生重大影響。弘一大師於1942年圓寂於泉州。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道祖略譜等及演講集行世。

2、沈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吳興人,字子培,號乙庵。清末官至布政使,民國時以遺老自居。雖然我們在遺老的形象中窺出一絲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書法上,沈寐叟卻是一個相當有膽魄的創新大家,他以北碑傳統為基點,在深入到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表現與線條表現)的深層內容之後,沈寐叟毅然決然,在以方筆作行草書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嘗試。他的方筆斬截、銳而不峭、厚而不滯,見出極強的駕馭功底。但更令人振奮的,還在於他以方筆頓挫帶動行草書的連貫意識,把具體的連貫按照頓挫間隔成一組組意的連貫,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種結體意識,又有努力求空間開張的橫向宕開,更有方線條稜角、鋒尖在不斷交替過程中的勾連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種出眾效果都是在流暢的揮灑過程中自然呈現,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3、馬一浮( 1882—1967),浙江紹興人。原名浮,又字一佛,幼名福田,號湛翁、被揭,晚號蠲叟、蠲戲老人。幼習經史,16歲應縣試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學習英、法、拉丁文。1901年與馬君武、謝無量合辦《翻譯世界》。1903年留學北美,習西歐文學,曾預撰《歐洲文學四史》等著作。後又遊學德國,學德文。回國時帶回德文版馬克思的《資本論》。不久又留學日本,研究西方哲學。1911年回過,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傳西方進步思想。後潛心考據、義理之學,研究古代哲學、佛學、文學等。抗日戰爭爆發後,應竺可楨聘請,任浙江大學教授,又去江西、廣西講學。1939年夏,在四川籌設復性書院任院長兼主講。抗戰勝利後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館館長。1964年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是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會特邀代表。精詩詞,書法多山林氣,篆刻篆刻崇尚漢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釋哲一代宗師”之稱,主要有《太和會語》、《宜山會語》、《復性書院講錄》、《爾雅台答問》、《爾雅台答問繼編》、《朱子讀書法》、《老子道德經注》、《蠲戲齋佛學論著》、《馬一浮篆刻》、《蠲戲齋詩集》等。馬一浮不僅以學問、詩文名噪學林,而且還以精湛的書法藝術,馳譽書壇,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以及淵博的學問與藝術修養,他是20世紀一位不可多得的通人,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國學大師”,生前被聘為全國政協特邀委員,浙江省文史館館長。

4、梁啓超居士通過張雲雷的關係把印光大師引為知己,從題詞中可以看到他對印光法師讚嘆有加。印光大師在給張雲雷居士的信中也給了梁居士修持上的建議:“梁任公,有出群之才,值相忌之世。何不捲而懷之,賦歸歟而力究出世大法,以期徹悟本具妙性。又須力修淨業,回嚮往生。俾所悟者,一一親證。然後乘大願輪,示生濁世。以不思議神通變化,作對治法。於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無論上中下根,無一不被其澤。此大丈夫繼往開來,自利利他之究竟實義。於此時此世,而不竭力研究。徒存憂世之心,不免危身之慮。乃英雄豪傑憤世悶時之跡,非聖賢素位而行,樂天知命之本色也。宿生培此慧根,固不容易。倘不於此專精緻力,以期親證。則如坯器未火,經雨則化。光陰短促,人命幾何。一氣不來,即屬後世。未證道人,從悟入迷者,萬有十千。從悟增悟者,億無一二。忍令無上法器之坯,經再生之雨,而復為塵土乎哉。任公與光,素無交情。近以謬聽人言,亦可攀為知己。知己者為知己謀,須於大體統處立言,方不失為一言相契,畢生知己之誼也。不知梁公視此,為豎點頭乎,抑橫搖首乎。祈以此意轉達之。” 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筆名主要有過哀時客、飲冰子、飲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國之少年等。廣東新會人。他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寫下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 宏富,所遺《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

5、王一亭居士(1867—1938),名震,一亭其字,法名覺器,號梅花館主、海雲樓主。他是浙江省吳興縣人,世居吳興北郊的白龍山麓,故晚年號白龍山人。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初九日,生於上海浦東三林塘的外祖家中。他是一位傳奇性人物,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在外祖母家撫養長大。但這一位寄居外家的孤兒,以後卻成為大畫家、革命家、實業家、慈善家、佛教大護法,並且在這幾方面各有其重大影響。他早年寓居上海,學徒出身,繼而經商,因聰明伶俐、勤奮好學又品行端正,所以事業蒸蒸日上,終於躋身大實業家之列,擔任日商所辦日清輪船公司上海分公司買辦,成為清末三大洋行買辦之一。辛亥革命時,他加入同盟會。袁世凱竊國後王一亭又資助討袁鬥爭。他曾兩度被選為上海總商會主席。經商之餘,王一亭喜弄翰墨,曾從師徐小倉、任伯年,後與吳昌碩結交,成為莫逆,畫藝由此大進。王一亭與吳昌碩親密無間,王為吳畫像,吳為王作傳,一時傳為美談。他篤信佛教,樂善好施。作為一位商界巨擘,他的賣畫所得都用於公益事業。他曾組織書畫善會,義賣字畫以普濟眾生,或資助東北義勇軍。1922年他被選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6、吳昌碩(1844-1927)原名俊、俊卿,字昌碩,又字倉石,別號缶盧、苦鐵、大龍等,七十歲後以字行。浙江安吉人。同治四年(1865年)秀才,亦當任江蘇省安東縣知縣,僅一月即去,自刻“一月安東令”印記之。吳氏先後問業於俞樾(1821-1906 )、楊峴(1819-1896)、 研訓詁辭章、詩、書、篆刻,並曾在蘇州潘祖蔭、吳雲(1811-1883)、吳大澄(1835-1902)處獲見古代彝器及名人書畫。雖自稱“三十學詩,五十學畫”,其習畫當在三十餘歲與任伯年論交之時。一九一三杭州西冷社正式成立,被推為社長,其畫名益揚,日人尤為尊崇。有《缶盧集》、《缶盧詩存》、《缶盧印存》及書畫集多種刊行。吳氏詩、書、畫、篆刻皆精。書長篆、脫胎石鼓,雄渾恣肆。篆刻上取鼎彝,下挹秦漢,鈍刀硬入,茂蒼勁。畫擅花卉、蔬果、山水等,取法徐渭、原濟、李諸家,亦受趙之謙,任伯年影響。尤以金石書法入畫,如盤虬屈鐵。其畫筆墨淋漓,色彩濃郁,氣魄醇厚,一振晚清萎靡乾柘之風,開現代寫意畫派新景象。

為大師文鈔題詞的人士幾乎都是近現代文化巨子,可謂德不孤,必有鄰,極一時之盛。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印光法師文鈔》契合了時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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