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化，因時代累積久遠，自然會形成龐雜而高深的特點，正如莊子所說的大椿之樹，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因成長年代久遠，自然枝條茂密，乾葉繽紛，又加上攀附叢生於乾外之藤蘿茂草，縱使是專家學者也難一一剖析精詳，又豈能隨便即加定論?明白這個比喻，便可知道，要講中國文化，實在不能以一概萬，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強地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本質影響民間社會的是雜家、陰陽家和道家之學，並非純綷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歷代政治學術思想的運用，實質上，也摻雜了法家、道家、兵、農、儒、墨等諸家之學，並非完全屬儒家學說。
講到文化，首先應該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更要細讀我們先民的歷史。對於三皇五帝等堂皇尊號暫且不論，只要從我們的共祖軒轅黃帝所建立的文明開始，大家就會了解，我們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學的天文、星象、歷數，以及人群生活技術的農業、畜牧、兵器等的開發所形成，然後根據自然規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務的政體官制。但是這一切的上古傳統學術，後來卻統統被漢代的歷史學者歸納到道家、陰陽家、雜家的範圍里，因此在漢代以後，似乎只有儒生們所標榜的儒學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這個現象完全是由誤解而產生的結果。
周公制定禮樂，再經六百年後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若要說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學就是中國歷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盡然。須知周公、孔子著書立說的目的，只是匯集先民對於人道文化的精華，傳之後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個「人之謂人」。萬一出而為政，為社會人群做大事，則必須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個聖君賢相。換言之，孔子秉承周公匯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莊子所說的只是「陶鑄堯舜」，教導人們如何塑造一個聖君和賢相的典型，使他為人群服務不負平生所學。
但很遺憾的是，自秦漢以後，所謂的儒生們，為了謀求榮耀的職業而出仕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權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稱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懷有「致君堯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負有師儒之道的儒家學說，以及「五經」、「四書」等儒學內涵，變成了千古蒙塵的迂疏之學。雖然如此，但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上，歷代的儒生們總算還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學發揮了經絡作用，成為周延貫穿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體血肉之軀的生命，如果沒有經絡的作用，就會斷絕活力而無生機了。
周武王奮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紂王的暴政，建立諸侯分封、中央集權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於歐洲歷史上的聯邦政體。但周朝的封建制度，並非類如歐洲中古時代奴隸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政體，由周公姬旦制定禮、樂、刑、政制度，並以師儒之道為最高導向，所謂「師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為基礎，「儒以六藝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產技術相結合為根本。但在時勢的驅使下，任何一種體制，始終難逃盛極必衰的自然規律，所以周初封建體制雖然是以師儒之道的精神為基礎，但是經過幾百年後，也漸漸趨向衰落而變質了。
所謂師儒之道的禮、樂遺風，到了春秋時期，只有周公後嗣的魯國大體上還保有周禮文化儒術的規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魯國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遺制的精神，刪詩書、定禮樂，傳述德行之道和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相結合，保留兼備師儒為一的教化，作為後世的準則。
——《廿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
先談什麼叫「儒」?這箇中國字，根據《說文解字》的另一種解釋：「儒」是人類社會所需要的人，所以在「人」字旁邊加一個需要的「需」字，便成了儒。我們再看「佛」——「弗人」，不是人，是超人。「仙」——「山人」，有如高山流水。「需人」則是人類需要他，社會當中不可缺少的人，這就是「儒者」。
——《論語別裁》
為了深感世變的可怕，再不重整孔家店，大家精神上遭遇的危難，恐怕還會有更大的悲哀!所以我才講述二十年前的一得之見，貢獻於諸位後起之秀。希望大家能秉宋代大儒張橫渠先生的目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今後我們的文化和歷史，擔承起更重大的責任。
——《論語別裁•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