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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悲翻譯] 回憶前世的兒童：先筆錄後確認的案例

Children Who Claim to Remember Previous Lives: Cases with Written Records Made before the Previous Personality Was Identified

作者： H. H. Jürgen Keil（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

Jim Tucker（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健康中心）

摘要：兒童回憶前世的研究見諸文獻報導已超過四十餘年。在許多案例中，這些兒童的家人會想辦法找到某位亡者，並堅信小孩所記憶的正是該亡者的生平。但這些案例常常會遭到根本性的質疑，因為孩子和亡者兩方的家屬會面後，會相互交流亡者的相關信息，最終他們可能會把很多信息誤認為是兒童所說的，而且其數量遠遠超過兒童回憶實際證實的內容。

然而在本文報導的案例中，調查者首先筆錄了一位土耳其男孩的陳述，隨後在850公里之外的伊斯坦堡找到一位已故男子，該男子在男孩出生前五十年即已逝世，然而其生平的大量細節卻與男孩的描述極為吻合。

本文隨後又列舉了幾個與此類似的案例，都是事先記錄兒童的前世回憶，然後才去確認所指向之亡者。對那些質疑轉世現象是由於信息來源錯誤所致的推測，這些案例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關鍵字：轉世案例，超常現象，童年記憶

一、引言

迄今為止，兒童回憶前世的案例研究見諸文獻報導已超過40年，如史蒂文森於1960年和2001年時發表的文獻。最常見的情形是，在信仰轉世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的某個很年幼的兒童，有一天開始述說自己的前世記憶。

在許多案例中，兒童最終能夠提供足夠的細節信息，令家人找到那位亡者，即兒童的前世，其生平恰恰與兒童所描述的基本一致。

對於這一現象，人們試圖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解釋。其中最常見的是用常規方法予以解釋的社會心理學假說，其推測大致如下：

在信仰轉世的文化傳統中，如果兒童說的話似乎與其前世有關時，大人都鼓勵他們接著往下講。根據兒童的描述，父母總可以找到某個家庭，而這個家庭里的人也漸漸開始相信兒童所描述的正是家中某一位亡者。

於是兩個家庭相互交流很多有關亡者的細節信息，這也使得他們最後誤認為很多亡者的信息是兒童回憶起來的，其數量遠遠超過了兒童實際所知。（譯者註：即確認前世的證據中，參雜了很多兒童記憶之外的內容。）

這一假說最關鍵的就是最後一點，即家人們最終把並非兒童回憶的大量信息都誤認為是兒童回憶起來的。因為在兒童的家人得知亡者的生平以後，他們有可能會胡亂宣稱某些信息是兒童講過的，而實際上這些事情兒童根本沒有提到過；有時出於記憶錯誤，他們可能會無中生有地說該兒童講了前世的很多事情。

這些推測確實很有可能，因為在兩個家庭會面之前，孩童講的前世回憶很少被筆錄下來作為證據。但所幸仍然有例外，具有筆錄的案例還是有的，這些案例可以作為重要佐證來檢驗社會心理學假說。此處本文報導的，就是這樣一個具有事先筆錄的新案例：

調查者在找到小孩的前世之前，已對其口述作了如實的筆錄。此外，本文還回顧了三個類似的過往案例作為對比。

二、KA的案例

本文第一作者傑根•凱爾（Jürgen Keil，以下簡稱JK）調查了一個住在土耳其中南部、名為卡（以下稱為KA）的男孩。這個男孩自稱能記起前世居住在約850公里之外的伊斯坦堡。JK最終想辦法證實了這位男孩敘述的很多信息。

2.1採訪

1997年4月，JK第一次採訪了KA，那時他六歲大。JK的翻譯和KA的父母很熟悉，因此他們同意了這次採訪。之前翻譯曾經對KA的父母說，JK對能回憶前世的兒童很感興趣，於是KA的父母就給翻譯說KA正在這麼做。而除了家人以外，外人並不知道KA回憶前世的事情。家人說，當KA剛會說話後不久，就幾次提起有關前世的情況，但主要是在兩歲半左右回憶的。

KA的家庭在Hatay地區屬於中上層階級。KA是獨子，因此他的誕生使他的父母感到非常幸福。這種情況在土耳其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祝福。KA的父母是阿列維派（Alevi）穆斯林，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他們的朋友有其他宗教人士，也有各種興趣愛好團體的成員。儘管他們知道宣稱存在前世回憶是阿列維派穆斯林有別於其他教派的特徵之一，但顯然他們對KA的前世回憶並不重視。JK發覺KA的父母一直是在耐著性子聽他說話，有時甚至對他的熱情感到很好笑。

JK和他的翻譯在KA家裡做了採訪，KA的母親一直在場，而父親只參與了一部分。在說話的短暫間隔中，翻譯負責翻譯轉述雙方的談話，而JK則提問並作筆記。採訪過程沒有錄音，因為JK經常發現放一台錄音機會讓談話的人分心。在這初次的會面中，KA清晰而自信的陳述給JK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KA說他前世是個亞美尼亞基督徒，姓Karakas。在那一生當中，他很富有，居住在伊斯坦堡一幢三層樓的大房子中。這所房子靠近有船停靠的水邊，房子後面是一個教堂。當時人們稱呼他為Fistik，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有希臘名字。他和妻子的婚禮在Bodrum鎮舉行，這個海邊小鎮距伊斯坦堡的直線距離約430公里。

KA還說，當時他常常提一個很大的皮箱，每年只有部分時間住在那所房子裡；後來他被槍殺而亡，而他的妻子也捲入了這場謀殺；另外，KA還提到他最小的兒子死時是個拉力賽車手。後面的「陳述分析」部分列出了KA陳述的全部要點。

2.2 調查

沒有任何信息表明KA的父母親戚與上述這位亡者有什麼聯繫，他們沒有親戚朋友住在伊斯坦堡，KA和他的母親也從沒去過那裡。KA的父親是一名會計，在這次採訪的兩三年之前，曾因公事去過伊斯坦堡兩次，但每次都在當天離開，從來沒有試圖尋找和KA回憶相關的任何信息。KA的父母也不認識任何亞美尼亞人。因此，在JK開始進行調查之前，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KA所描述的這位亡者確實存在。

和其他案例相比，儘管KA提供了很多細節，但仍不足以確認這位亡者，直到KA提到他前世的鄰居是伊斯坦堡一位頗有名氣的婦女。

這位婦女名叫Aysegul，做藝術品生意，曾與當地政府發生過一些矛盾。在某次官司開庭或即將開庭之時，她離開了土耳其，並從此下落不明，這引起了一些公眾的關注。恰好JK的翻譯有親戚住在伊斯坦堡，因此也得知了這件事。很多受過教育的土耳其人，包括KA的父母，對這些新聞頗有興趣，故而也聽說了她的名字。

KA的父母說KA第一次提到Aysegul時非常小，不太可能從外面什麼地方聽到這個名字，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可能性。JK無法確定Aysegul的故事最早見諸報端是什麼時候，但很可能是在KA會說話之前。

1997年4月，JK想辦法在伊斯坦堡的Cengelkoy區找到了Aysegul的房子。緊挨著這所房子，JK發現了一座空著的三層樓房，和KA的描述很相似。但這依舊很難證實KA所描述的亡者曾經居住在這裡。最初，JK找不到任何人曾聽說在Aysegul房子附近居住過一個亞美尼亞人，而且現在也沒有任何亞美尼亞人居住在那附近。

1997年10月，JK第二次走訪了Cengelkoy區，伊斯坦堡一位亞美尼亞教堂的負責人告訴他，在Cengelkoy附近沒有亞美尼亞人居住過。教堂中沒有任何相關記錄證明KA所描述的那位亞美尼亞亡者曾居住在JK找到的那所房子裡。然而，在Cengelkoy居住了很多年的一位老人，告訴JK那所房子裡肯定居住過一個亞美尼亞人，只不過JK詢問的那位教堂負責人太年輕而記不得這些事了。

1998年10月的再次訪問中，JK得以採訪到當地的一位歷史學家，Toran Togar先生。Togar先生生於1924年，是一個記憶超群的「活資料庫」，例如他仍然記得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發行的五份報紙的名字（JK確認了這一點），其中只有一份至今仍在流通。Togar先生毫無猶疑地回憶起很多與亡者相關的事情，雖然他很自信沒有記錯，但為了理順它們發生的順序，他還是仔細地核查了與此相關的回憶錄。

在採訪Togar先生的過程中，JK一直很小心地不提示任何答案，也不作任何建議。他們在亡者的房子附近碰面，JK問Togar先生還記不記得這所房子主人們的事情；JK解釋說他正在為某個家庭確認一些信息，或許和這所房子有關，但JK沒說有這是一個小孩提供的信息。

Togar先生隨後講了很多這個家庭的細節，和KA描述的完全一致，包括這個家庭的姓氏是Karakas。他說一個很富有的亞美尼亞基督徒曾居住在這所房子中，姓Karakas，是Cengelkoy區唯一的亞美尼亞人，他的妻子來自希臘一個姓Yordan的東正教徒家庭，其家人並不同意這樁婚事。這對夫婦有三個孩子，據傳說丈夫的死和妻子有關。Togar先生還提到Karakas家族居住在伊斯坦堡的另一個地方，是做皮草生意的；Karakas先生常常提著一個結實的皮箱，他只在每年夏天住在Cengelkoy的這所房子裡，他死於1940或1941年。

JK特別問到Karakas或他妻子跟Bodrum鎮有什麼聯繫，因為KA提到他前世的婚禮是在那裡舉行的。Togar先生說他不知道兩者有什麼聯繫，但補充說他記得Karakas在伊斯坦堡結婚時的婚禮隊伍，因為一個亞美尼亞男人和希臘東正教會女子結婚很少見，因此婚禮引起了一些公眾的關注。當然，他們有可能在Bodrum鎮再次舉行了婚禮，但沒有確切證據證明這一點。

此外，KA說他前世的小兒子死時是個拉力賽車手，但如果Togar先生提供的所有細節是正確的話，Karakas逝世時他的小兒子還只是個孩子，因為Togar先生生於1924年，記得Karakas的婚禮，並說Karakas死於1940或1941年。

2.3 陳述分析

KA的陳述中與Karakas生平相符合的部分：

(1) 他在伊斯坦堡居住和逝世。

(2) 他的房子毗鄰Aysegul的房子。

(3) 他的房子很大。

(4) 他的房子有三層。

(5) 他的房子在水邊。

(6) 房子旁邊有船停靠。

(7) 房子後面有一座教堂。

(8) 他的家族姓氏是Karakas。

(9) 他是亞美尼亞人。

(10) 他是基督徒。

(11) 他結過婚。

(12) 他有孩子。

(13) 他很富有。

(14) 他常常提一個很結實的皮箱。

(15) 他每年只有一部分時間在那所房子居住。

KA的陳述中部分得到確證的內容：

(16) 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有希臘名字，但具體姓氏不明，只知道Karakas的妻子來自希臘東正教徒家庭。

(17) 他被稱作Fistik。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這一點，但亞美尼亞人用這個詞表達「好男人」的意思，這與其前世是一致的。土耳其的非亞美尼亞人並不知道這個詞，JK最初還以為它是個名字。

(18) 他前世的妻子和他前世的死亡有關。Togar先生也證實了這一點。

KA的稱述中未被證實或存疑的部分：

(19) KA說他前世被手槍擊中，但沒有立即死亡。這一點無法證實，但KA胸前有個胎記持續了好幾年，KA說那個胎記的位置正是前世被子彈擊中的位置。KA的父母一開始沒有注意這個胎記，直到KA三歲時提到這件事才注意到。在JK採訪KA時，這個胎記已經看不到了。在兒童回憶前世的案例記錄中，有35%的孩子具有與前世傷口對應的胎記或生理缺陷。所以，儘管無法證實他的前世是否被槍殺， 但KA的胎記與被槍殺的回憶是一致的，也與其他案例類似。

(20) 他認識Aysegul。剛開始調查時，似乎Karakas不太可能認識Aysegul，因為在他死亡時，Aysegul可能只有5到10歲大。但後來，JK發現Aysegul在兒童時代就住在Karakas的隔壁，因此Karakas也許是認識她的。所以，儘管不能直接證實KA的這條陳述，但這條陳述與手頭現有的資料是一致的。

(21) 他在Bodrum結婚。Togar先生記得（Karakas結婚時）在伊斯坦堡的婚禮隊伍。但JK無法證實Karakas的婚禮與Bodrum兩者是否有聯繫，同樣也無法證實Bodrum是否有個希臘東正教會的社區。

(22) 他的小兒子死時是個拉力賽車手。從已知的Karakas家庭信息中無法證實這一點，但根據Togar先生提供的時間線索，Karakas死亡時，他的兒子應當還是個孩子，不大可能成為拉力賽車手。

以下兩條正確的陳述可能是KA聽JK提到相關的名字後才說的。第一次採訪時，JK的記錄中沒有這兩條信息，但也不排除當時KA可能已經說過。

他的房子在Cengelkoy。

他的妻子姓Yordan。

2.4 跟進調查

為獲取更多信息，JK做了進一步嘗試。希臘東正教會教堂的負責人說，大約40多年前，有300多個希臘東正教徒家庭居住在Cengelkoy區，其中大部分家庭已經返回希臘，但他們無法為JK提供Yordan家族的聯繫方式。他們也說Togar先生是對這區域歷史最熟悉的人。

JK試圖找到有關Karakas的婚禮和葬禮的記錄。但很不幸，亞美尼亞教堂保存的、包括葬禮細節在內的主要記錄，在1957年的一場大火中被焚毀了。其中一些記錄也許仍保存在伊斯坦堡五個公墓的管理處，但他們每周僅僅對外開放一天。JK聯繫了伊斯坦堡大學的歷史系，但他們對這種地方史無甚興趣。他還查閱了Karakas逝世期間發行的一份報紙，但沒有找到任何相關信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時，報紙的新聞大多限於戰事報導。

在Hatay地區，JK採訪了一個亞美尼亞村落，遇到一位叫Kirant的先生，他曾在伊斯坦堡居住過，但Karakas活著時他年齡尙小，記不清那時的事情。他只說他的母親曾提到過Yordan家族，此外沒有更多細節。

在又一次探訪Karakas的房子時，JK在附近遇到一些老年人，他們說這幢房子過去又叫做Yordan的房子。在Karakas逝世後，房子還繼續歸於Yordan家族名下大約十五年，但Karakas的妻子和孩子並沒有繼續住在裡面。JK還在Karakas房子後面找到了之前他沒有注意到的希臘東正教會的教堂。

在獲得以上這些Karakas的細節信息之後，JK又一次採訪了KA。KA看到從水邊拍攝的Karakas房子的照片，顯得特別感動，他相信自己能夠認出以前住過的房間。但對於JK找到的其他更多信息，KA顯得一無所知。JK問他，Karakas的妻子是不是希臘東正教徒？他說記不得了。

KA意識到，當1999年JK再次訪問他時，他已忘記了很多細節。當時他已經八歲了。但在他的生活環境中，仍然沒有任何人和他的前世有什麼牽連，或者知道任何相關信息。

三、存有筆錄的其他案例報導

在找到前世亡者之前便存有筆錄的案例非常稀少。維吉尼亞大學的人格研究部門記錄了2500多個兒童回憶前世的案例，但其中只有33個案例是在找到前世之前便保存了兒童回憶前世的筆錄。其中的一些案例已經公開發表，這表明儘管這樣的案例很少，但不是完全沒有。如果有人試圖把本案例視為異常個例並加以否定，那麼也勢必需要否定前述的所有類似案例。為此，本文有必要回顧一下其中的幾個案例。

3.1 Sujith Jayaratne案例

史蒂文森於1977年報導了這個案例。Sujith Jayaratne是生活在斯里蘭卡首府科倫坡郊區的一個男孩，他說他的前世生活在12公里之外的一個名叫Gorakana的村莊。Sujith兩歲半時，一位僧人記錄了兩人間關於他前世回憶的談話。

史蒂文森得到了這些記錄的翻譯資料。這些資料指出，Sujith自稱來自Gorakana村，居住在其中的Gorakawatte地帶，他的父親叫Jamis，有一隻眼失明（Sujith還指出是右眼）。他讀書的學校名為kabal iskole（意為「破爛的學校」），那裡有個老師叫Francis。他把錢給一個名叫Kusuma的婦女，為他做一種叫string hoppers的食物。他還暗示他供養錢給Kale Pansala或森林寺，有兩位僧人住在那裡，其中一個叫Amitha。他還說，他的房子粉刷成白色，而廁所在籬笆旁邊，他用冷水洗澡。

這位僧人後來前往Gorakana，在那裡證實了Sujith的所有回憶。他的前世是個名叫Sammy Fernando的男子，五十歲時被一輛卡車撞倒而逝世；之後六個月，Sujith便出生了。

一年後史蒂文森調查這個案例時，他了解到Sujith鄰居中有兩個人和Sammy Fernando有關係。Sujith的家人稍微認識兩人中的一個，該人是Fernando從前的酒友；根本不認識的另一個則是Fernando的妹妹。本來Sujith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說的是誰，直到這位僧人去Gorakana村證實了這些信息。事實上，在這之前Sujith的母親和這位僧人從來沒聽說過Gorakana村，而Fernando的酒友或他妹妹悄悄向Sujith說這些事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2 Kumkum Verma案例

Kumkum Verma是一位印度女孩，她說她的前世居住在離她村莊有40公里遠的Darbhanga市。在試圖認定她前世的六個月之前，Kumkum的姨媽記錄了她對前世的回憶。

史蒂文森得到了這份記錄的摘要，共有18條。這些信息完全符合Kumkum出生五年前逝世的一名婦女，包括她在Darbhanga市居住區的名字，Urdu Bazar；她兒子的名字和兒子工作時使用鐵錘這一事實；她孫子的名字；她父親所住城鎮的名字和父親家住芒果園附近，要到達必須過河這一事實。此外還包括她的房子旁有個水池，她家裡有個鐵保險柜，她的帆布床附近掛了一把劍，以及保險柜旁邊有一條蛇，她常常餵牛奶給它。

有個來自Urdu Bazar的男子，從前給Kumkum父親的一位朋友幹過活，他最終確認了Kumkum的前世。她前世的家庭屬於較下等的工匠階層，而Kumkum的父親則是一位莊園主、順勢療法醫生和作家，因此儘管他去Urdu Bazar和Kumkum前世的家庭會面了一次，但他不允許Kumkum再回去那裡。

3.3 Jagdish Chandra案例

這個案例發生在印度，當史蒂文森著手調查時，當事人Jagdish已經三十多歲了。但他父親，一位著名律師，把Jagdish小時候的回憶和他們的核實過程都做了記錄。

Jagdish出生在北印度的一個大城市Bareilly，三歲半時開始講述他前世曾在500公里之外的Benares市居住。他的父親給一家報紙寫信，請求幫助確認兒子的陳述。他在信中說，Jagdish聲稱他前世的父親名叫Babuji Pandey（「Ji」是加在人名後的敬語，因此Jagdish父親的名字其實應該叫Babu。），在Benares市有一所房子，房子的門很大，有一個起居室和一個地下室，地下室的牆上固定著一個鐵保險柜。他說Jagdish還提到有個後院，Babuji常在晚間坐在那裡，和一些人一起喝大痲優酪乳，一種印度飲料。他說Babuji常做按摩，洗臉之後把粉或粘土塗在臉上。他還提到兩輛汽車和一輛四輪馬車，還說Babuji死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妻子。

這些信息刊登出來的第二天，在前往Benares市之前，Jagdish的父親找到一名地方法官為Jagdish的陳述做了官方記錄。這些記錄包括了報紙上列出的信息，此外還有Jagdish的前世名叫Jai Gopal，他的哥哥叫Jai Mangal，死於中毒。他說恆河在他家附近，Dash Ashwamadh Ghat也在那裡。（Ghat是碼頭的意思，很多人去那裡沐浴，而他父親Babu Pandey則是某個碼頭的管理員。）他還說一個叫Bhagwati的妓女為Babu唱過歌。

這樣，Jagdish去了Benares市。在那兒，以上所有的前世回憶都被證實了（除了Babu Pandey只是使用那兩輛汽車而並非擁有它們），Jagdish也認出了很多人和很多地方。

四、討論

本文介紹的是個典型的兒童回憶前世案例，當然亦有其特殊之處。本文報導的男孩很小就開始談論前世，這在這類案例中很正常，即兒童在非常年幼的階段就開始談論自己的前世。我們在所記錄的2500個案例中選了1200個案例，加以編號後輸入電腦資料庫，發現孩童開始談論前世的平均年齡是32個月。還有一個類似之處，就是他說忘掉了一些細節；這也是很常見的，因為平均長大到72個月時，兒童自然就停止談論前世。此外，他前世被子彈擊中的地方有個明顯的胎記，這也是該類案例報導中早就注意到的一個普遍現象。

但這個案例有些不同尋常之處，例如男孩的前世生活在距今世很遠的地方。在記錄中，前世和今世相隔的平均距離是14公里，僅有少數幾個案例超過了500公里。男孩前世死亡和今世出生間隔的時間是50年，這也很少見，當然並不是唯一的。資料庫中平均間隔時間僅僅是16個月，只有少數幾個案例有類似的時間間隔。此外，在一些案例中並沒有最終確認前世，因此除非孩童自己提起具體的某一年，否則確切的間隔時間是無從調查的，如此一來，也許還有不少類似的案例未被家人和研究人員證實。如同本文的情形，若時間和距離有太長間隔，確認前世會變得相當困難，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能夠證實兒童的回憶，這樣的案例就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KA的案例證據確鑿，但並不是唯一存有筆錄的案例。而事先筆錄則證明了這些案例並非出自兒童家人「強加」給兒童的前世回憶，因此這些案例也對解釋轉世的社會心理學假說構成了嚴峻的考驗。

這些案例也可為那些沒有事先筆錄的案例提供間接證明。1998年，Schouten 和史蒂文森對比了來自印度和斯里蘭卡的21個具有事先筆錄的案例和另外82個沒有筆錄但經過詳細調查的案例。他們發現：事先筆錄的案例平均有25.5條陳述，而沒有筆錄案例的陳述明顯比較少，只有18.5條。但在兩組案例中，陳述的正確率基本相同，有筆錄的案例正確率是76.7%，沒有筆錄的是78.4%。正如他們指出的，這些數據表明兒童的今世和前世家人會面後，並沒有編造出更多或更正確的陳述；至少也能說明，家人的會面並沒有明顯影響這些數據。

在KA的案例中，其家人根本不知道KA所描述的那位亡者是否真實存在，僅僅是通過JK極大的努力才最終確認了他的前世。這種情況排除了信息來源錯誤的可能性，而且逐步證實陳述也排除了KA聽多了人們談論他的事情，然後才得知其前世信息的可能性。這也使得用常規方法來解釋這一案例變得非常困難。

五、結論

以常規方法來解釋兒童回憶前世的很多案例時，推測其根源是信息錯誤所致的社會心理學假說聽起來最為合理。但面對存有事先筆錄的前世回憶案例時，這一假說完全失效了；因為在這些案例中，兒童的家人不可能把不是兒童回憶的信息，誤認為是兒童說過的。

此外，從整體上來說，這些案例使兒童記憶前世變得更加真實可信，因為這些案例證明有些兒童確實會對亡者生平作出很多描述，而這些描述隨後被證實是準確的；這也讓人嚴重質疑社會心理學假說能否準確解釋轉世這一超科學現象！

致謝（略）

參考文獻（略）

來源：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2005; 19(1): 91–101.

智悲翻譯中心

翻譯：釋傳明

校對：阿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