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慈善環境：
觀念在進步，質疑會變少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你參與慈善有二十多年了，從歷史的視角看，大的慈善環境有哪些變化？
王健林：最大的變化，是中國人的慈善觀念變化了。在1980年代做善事的時候，有人說你是在「鬧妖」(大連話，搞怪事的意思)，而且那個時候絕大多數人不認為慈善是一種光榮的，也沒有認可的。到後來頒發第一屆中華慈善獎，加上社會進步，人們收入水平提高，慈善被看做是一種比較光彩、光榮的事情。所以也就有些人打著慈善的幌子來做什麼事情。在我看來，最大的變化就是人們慈善的觀念在進步，和對慈善事業的關注。
現在美國企業家為什麼流行捐款，是因為社會的氛圍。不這麼做進不了主流，上流社會或者主流社會不太容納。我相信中國，再過一段時間，也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第二個變化，就是黨和政府的慈善觀念的變化。以前官方是從來不對慈善有什麼說法的，現在認為是很重要的事情。每年國家來頒布中華慈善獎，連頒8屆，有兩屆是胡主席出席的，國家的一把手出席慈善頒獎，這是極少見的。黨和政府也認識到慈善是社會事業的非常重要的補充。他們不再認為政府是萬能的。以前認為政府包攬天下，要你們這些企業家出來做什麼慈善；還有的認為，你們企業家出來做慈善，是不是證明政府工作沒做好，給政府抹黑？還真有這個想法的。但是現在政府不這樣想了。隨著NGO組織越來越多，今後政府將會逐漸退到本位。
第三個變化，這些年，真心實意做慈善的企業家越來越多。搞假慈善的還是少的。有些企業家知名度可能不是那麼高，但是我真的看到有些人在做。我去四川的一些山區，看到真有一些學者、記者、小企業家在那裡做了好多年慈善，很感人。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做慈善這麼多年，你個人的慈善觀念是否也發生某些改變？
王健林：最早的時候，我做慈善就是扶貧助殘。後來我認識到慈善是一個完整的事業，扶貧助殘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問題是要喚起社會民眾的知覺，這個比我單純扶貧助殘更有意義。怎樣讓社會認可慈善事業，或者讓民眾自覺參與到慈善事業中，這個意義更大。所以將來一定要靠一個組織來做慈善。過去我都是自己每年花點錢，去貧困點走一兩趟。現在我覺得身體力行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我覺得以後要靠組織體系，靠社會體系。將來要找對的人做對的事。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儘管你提到中國人的慈善觀念在進步，但對包括你在內的慈善家，尤其是邊做商業邊做慈善，一直有質疑的聲音。你怎麼看？
王健林：我覺得在中國社會這個聲音是越來越少的。首先做商人和做慈善本身就不矛盾。第二從社會現實來看，做慈善最多的就是商人，因為商人拿得出錢。慈善最重要的是要解決資金，不管你是助貧還是其他社會事業，首先就是解決資金，資金從哪裡來？商人。所以說一邊做商業一邊做慈善，被認為是一種矛盾，這個觀念太落後了，以後社會上的這種聲音應該會越來越小。
中國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做慈善的主要是房地產企業家。這裡面包括一點點房地產商人的贖罪心態，但不是主要的。因為房地產企業總體來講，還是賺錢比較多。比如製造業利潤薄，就一個點兩個點，幹了一百億，就一兩個億的利潤，他怎麼去做慈善？當然也可以去做，就是比較小。還有一個行業，金融業，也很賺錢。但為什麼金融業做慈善的也相對較少呢？因為金融業是國有的，拿錢出來費勁。將來民營銀行開放了，十年後看，中國假如有30家、50家民營銀行，出來幾十個民營金融大老闆，可能民營金融業也會是慈善的主力軍。
談參照系：
欣賞比爾·蓋茨和胡雪岩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萬達進入全球擴張時代，成為一家跨國公司。從洛克菲勒、福特到比爾·蓋茨等跨國公司的企業家，都在全球做慈善，你有怎樣的考慮和布局？
王健林：我是這麼認為的，全球慈善要從兩方面看，不能簡單地認為做全球慈善就是好的。全球慈善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打著慈善的幌子，實際是在為他的國家戰略、國家經濟甚至是國家安全服務的。很簡單，索羅斯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他做了很多的慈善，但是他針對性非常強，就是對他們所謂的不民主國家，去做慈善。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在你看來，索羅斯這樣做不好？
王健林：我認為不好。民主當然是不錯的事情，但是民主應該是內生性的，需要自身發展。外力是行不通的，像烏克蘭，民主有了嗎？還有埃及、伊拉克、利比亞等這些國家。外部力量推翻，結果國家更亂了。為什麼呢？強人政治，沒有社會力量。如果有兩個基本大的組織，那就可以托起來。在強人政治的時候，這些東西都是分散的，一邊倒。
還有一些美國的在非洲搞工程慈善，也不完全是真實的慈善。所以我覺得全球慈善應該兩分法，有一些人，像比爾·蓋茨、巴菲特，那是真心實意地在做，而且推動全球慈善意識的發展和提升，他們到中國及世界各地去遊說，這些是比較讚賞的。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慈善機構是出於政治目的。所以我覺得國際慈善應該兩分法，不能簡單說美國在做善事，我們就該完全接納，或者完全給予讚揚。
我將來肯定會走向國際慈善界，這是毫無疑問的。隨著企業國際化，我也會參加這些活動，但我可能會有選擇性地參加。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在慈善家這一塊，你個人有沒有一個參照系，你提到了比爾·蓋茨？
王健林：我比較欣賞比爾·蓋茨。他在那麼高的位置急流勇退，而且專心做慈善，確實不錯，值得學習。蓋茨夫婦都是親力親為。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在中國歷史上也有眾多的慈善家，有沒有哪位是你欣賞的？
王健林：在中國歷史上，胡雪岩不錯，中國最大一筆慈善就是胡雪岩做的，出了幾百萬兩白銀支持左宗棠把新疆收回來，是多麼大的善事。當年所謂的借，可是借了能還得了麼。借給左宗棠的銀子相當於國庫兩年的錢。左宗棠打了幾年的仗，幾十萬軍隊的吃喝，多大的事情。就因為這筆借款，胡雪岩自己也不行了，實力受到很大的影響。再加上他靠向左宗棠的勢力，被另外一派勢力整死了。他應該是比較偉大的，生意做得那麼大，特別是有這種家國情懷。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他的官商一體的身份把他的慈善給淹沒掉了。
王健林：那個年代都是那樣，他沒有辦法分開。那個時候公開就賣官，可以捐官，這個是很正常的，是個人都會去捐個官的。只是正三品、從三品還不一樣。什麼叫從三品？就是候補的，沒有實權。有三品的頂戴花翎，有榮譽身份，一來個什麼活動，可以穿著官服去參加，七品官也同樣給你作個揖鞠個躬，但實際上沒你什麼事。也可以叫正部級銜，國家不給你一分錢，就給你一個銜，這是很搞怪的，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情況，但是那個年代就是如此。
為什麼現在寫胡雪岩的作品這麼多，到他故居參觀的人也還這麼多？如果他本人不是一個比較正面或者比較偉大的人物，國家也不會把他的故居保留下來，現在每年參觀的人也有上百萬。
談夢想：
為民營企業增一份光彩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相比商業和財富的成就，慈善會給你的內心帶來哪些變化？怎麼看慈善與內心的關係？
王健林：對於慈善，過去中國人有一個傳統觀念：樂善好施，或者叫助人為樂。慈善最重要的就是在幫助別人的同時能獲得自身心靈滿足感。所以真正做慈善的人，不是為了面子，而是為了自身心靈的一種滿足。在幫助別人的同時自己活得快樂。這是真實的很舒服的感受，所以可以長遠的做下去。所以我覺得做慈善對於我本身來說是一種很好的完善，心靈的提升。
我做慈善的時候，中國哪有什麼做慈善的概念。我從1989年開始做第一筆慈善，到1998年，大概十年的時間，做慈善是要繳稅的，那個時候沒有抵扣，沒有免稅政策，萬達還真為了做慈善繳稅，還是一樣做了慈善。很多同事說第二年不做了，但我說咱們該怎麼做還怎麼做，我相信以後會有變化的。1997年還是1998年，出台了可以抵扣應納稅額的2%，後來是5%，一直到現在的12%。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像海外似的，只要做慈善，可以全額抵扣。因為誰也不會傻到把所有利潤全部拿來做慈善，那樣企業沒有持續性，沒有持續性，也就無法持續慈善。
所以我看法是，慈善是對萬達自身的一種完善，對我個人的一種完善。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這種完善是對獲得財富後的完善？
王健林：不光是財富，是心靈，是對萬達文化的一種完善。我經常用一個事實告訴我的員工，我們最早堅持做慈善，每年開始安排1個億，後來2個億、3個億，到前年開始每年4個億的預算安排，實際執行中可能還會略多一點。你們大家想一個問題，我們這樣每年拿出四五個億現金來做慈善，影響萬達的發展了沒有？沒有，可能這種好的名聲在某種意義上是看不到的，但這種看不到的名聲可能有助於萬達的發展，好的名聲可能會得到別的地方政府的信任。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你的夢想之一是做中國最大的慈善家，這反過來是不是會推動你的更大的商業抱負，以此更好地實現最大慈善家的夢想？
王健林：也不能這麼說。當然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做最大的慈善家，就要賺最多的錢。真正推動我的還不是慈善這個夢想，而是為中國民營企業增一份光彩，這是我的夢想。因為中國的民營企業，說實話，地位是比較低的，跟國有企業的待遇確實是不一樣的，不同等的。
隨便舉個例子，國有企業在全國開企業，可以一個系統彙算清帳，就是統一到總部來結帳。但是民營企業就不可以，只能是子公司，不能幹分公司，就是到武漢成立武漢公司，到四川成立四川公司，到北京成立北京公司，各算各的帳。只有報表可以合併，其他的不能動，資金、利潤、稅什麼的不可以。還有一個，說起來社會可能都不一定知道，是很大的一個笑話，國有企業總部的費用可以對下屬公司直接分攤，民營企業不可以。這不是個笑話麼，民營企業做成像萬達這麼大的，或者比萬達小一點，已經是全國性的企業了，它總部的費用從哪裡來？你要分攤費用，可以，到國家稅務總局一年一批，批得多痲煩。你每年報上去，哪怕一個星期批下來也行，但是最長的時候6、7個月才批下來。還有很多很多。
在中國的國土裡，因為經濟基礎和政治體制所決定，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在資本方面的地位，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就想，我們完全靠市場，不依靠政府資源，看看我們能不能做出一個世界超一流的企業出來。既是為中國企業爭光，也是為我們民營企業正名。這個是更推動我一直不放棄發展，在別人似乎認為已經很成功了，我還這麼努力的重要原因。
談儒家：
「文革」滅不了儒、佛、道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你曾多次提到儒家的思想對你的影響很大，能否具體談談？
王健林：這不是我提的，這是中華文化的根源，是我們國家民族文化的根源，根之所在。但是個人或者組織有沒有這個文化自覺，願不願意主動去傳承它，還是被動的甚至是被逼的去接受它，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自己有這個文化自覺，我認同這個文化，我認同我們的根是儒家。所以在十幾年前，于丹還沒有出來的時候，我們企業內部就開始講《論語》了。內部發檔案，推薦這本書，組織《論語》的演講比賽等等，多了去了。很多學者還奇怪說你們房地產公司，怎麼還大規模組織員工學習《論語》。宋代不是有句名言「半部《論語》治天下」嘛，我當然不是說半部《論語》就真的治天下了，但是我覺得整體思想很好。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滅不了的。歷史上很多人滅佛滅儒，有些皇帝不喜歡，南北朝的時候皇帝滅佛幾十年，最後還不是他死了，佛還照樣傳承著。「文革」滅儒、滅佛、滅道，什麼都滅了，但現在照樣還在傳承著，滅不了。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如此說，儒家對你作為企業家的商業倫理和慈善，是不是有很大的影響？
王健林：當然，決定性的因素。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孝善」兩字。這裡的孝，更多的是忠君、忠父母，天地君親師，這是孝的排序。天是什麼？天就是它的這套教化的東西。這套東西它起碼強調的是孝，第二就是善，這是核心。儒家是勸孝勸善，當然更深的一個層面是包括治國、社會倫理、言行舉止、道德約束，都有。但是最核心的東西還是孝善，你看它創造出來的二十四孝圖，勸人們行孝、行善。所以這些思想在中華民族傳承了兩千年，很正面。我從小在家受教於父母，很大的一個思想就是，要做善事，要守規矩。這對我從商以後很早就開始做慈善，有直接的影響。可以說我是中國慈善事業的先導者，或者叫做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