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陀山志的修訂
印光大師在普陀山駐錫數十年，修訂《普陀山志》是他的夙願，但是自民國七年下山印經弘法之後，一直法務繁忙，未能做這件事，直到在報國寺閉關之後，才完成了這件事情。
修訂舊志最早是由安徽無為人陳錫周居士勸請的。民國六年(1917年)，王采臣、周孝懷、陳錫周三位居士到普陀山拜訪印光大師。王、周二位居士認為普陀為觀音大士聖道場地.中外景仰.應該講經弘法。請印光大師發心講經.他們願意籌備道糧。大師以固陋力辭。
陳錫周居士則說：普陀山志很久沒有修訂.板已模糊.師父若肯修訂.我當出資刊刻。
大師說：「此事頗不容易，若照舊例，則文人皆能為之。若將大士往劫本跡修證，及此方感應事跡，一一略敘大端。令閱者鹹知大士恩周沙界，慈濟無疆，從茲發起正信，身心歸依，近獲人天之福，遠證菩提之果者，非遍閱大藏，備考群籍不可。若不發揮大士本跡感應諸事理。則成遺主志賓，捨本逐末，與尋常山經水志何異。何以顯普陀為大士應化道場，又何以顯大士為法界眾生之大慈悲父母，而與娑婆眾生，因緣最深也。然(光)以宿業，致令心無知識，目等盲瞽，尚須懺悔一二年，待其業消智朗，障盡目明時，當不惜身命，勉令成就。如其業重，不能感格，當往江西，求黎端甫居士，代為了此公案。此公學貫儒釋，筆超儕伍，必能發揮大士之慈悲心跡也。
民國七年(1918年)，徐蔚如居士刻印《印光法師文鈔》流通，大師名聞於世，因此問道者絡繹不絕，從茲信札來往，日不暇給。八年春間，黎端甫居士歸西，大師請他修訂普陀山志的打算也落空了。
民國十一年(1922年)春，定海知事陶在東公來普陀山，對大師說，山志流通，令人由信向而改惡遷善，返妄歸真，實為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務，急宜重修。大師以陶公護法心切，救世情殷，即令普濟，法雨兩寺主人，懇請陶公親自擔任修訂的主編。陶公以公事無暇，於是請邑紳王雅三先生擔主編。一切事宜，外有陶公，山有開如退居，商酌料理。大師以無暇，絕不過問。1923年，陶公升於杭縣，猶復魚雁往還，與印光大師商酌山志的編輯辦法。印光大師與陶在東在修志體例上意見不完全一致，與王亨彥修志的思想取向也不太相同，印光大師着眼於弘揚觀音菩薩的慈悲精神和感應事跡，王先生則因為不信佛，仍然是傳統儒生山經水志的修志思想。陶在東提出折中辦法，分內外兩篇，內篇是許止淨居士編輯的《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外篇是對原山志的修訂。實際修訂過程中，由於印光大師幾次提出意見，王氏不能採納，大師於是乾脆完全不過問。
民國十三年(1924年)，王亨彥完成了《普陀洛迦山志》的修訂，為印光大師也作一傳，大師極斥其非。王亨彥於儒可稱博洽，於佛未涉門徑。印光大師對這個版本並不滿意。書稿放大半年後，山中長老請大師鑑定，大師以刻印流通各經書事繁，無暇顧及。
民國十七年(1928年)，王亨彥修訂的《普陀洛迦山志》刻印出版。大師要求王亨彥所錄印光之書併名者，通通刪去，故此書絕無印光法師的名字。
民國十九年(1930年)掩關報國寺後，大師方得暇對王亨彥所修的《普陀洛迦山志》重新修撰。更名為《普陀洛迦新志》。大師謙德，未將自己名字列入修撰作者中。德森法師在九華山志新編後跋中指出：「老人全不露有改正之跡」。該版本卷一署名「彭澤許止淨敬述，古翁山王亨彥輯」，其它卷署「古會稽陶鏞鑑定、古翁山王亨彥輯」，實則應再加上「釋印光修訂」，才符合整個修撰情形。
民國二十年(1931年)仲夏(五月)，《普陀洛迦新志》由上海國光印書局印刷，國光印書局和弘化社藏版，國光印書局、弘化社和普陀山同和號和錦泰號流通。大師所用序仍用民國十三年所撰的《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緣起序》，列為序四。序題下註明「此序雖為流通單行本頌文而作。實於修志撰頌各緣起，言之綦詳。」並增加了大師修改後的觀音贊：「觀音誓願妙難思，赴感應機不失時。救苦尋聲磁吸鐵，現身說法月印池。塵剎國中鹹事濟，娑婆界內更垂慈。深恩窮劫莫能贊，冀愍群萌普護持。」各卷卷末附錄了一些觀音靈感見聞事跡。
普陀洛迦新志例目介紹：「普陀之名，原由大士而著，實以大士為主體。今輯山志，應先從大士本跡感應敘起。故將許止淨居士所撰之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列於第一，名本跡門，為一卷，是為內篇。其下形勝靈異等十一門，各為一卷，是為外篇。內外共十二卷。則佛恩之洪深，道場之原委，均可悉知矣。」
印光大師修訂普陀山志的貢獻是，在舊志的基礎上補充了觀世音菩薩往劫本跡事理及此方感應因緣，闡明了眾生與觀世音菩薩感應道交的基本原理，從而弘揚了菩薩慈悲利生的精神，使觀世音菩薩的教化因緣傳承不絕。
如大師將《石印普陀山志序》收入新志，該序闡明了觀世音菩薩感應的種類和原理：
「其感應之跡，有顯感顯應，冥感冥應，冥感顯應，顯感冥應，亦冥亦顯感而顯應，亦冥亦顯感而冥應之不同。(顯感顯應者，現生竭誠盡敬禮念供養，即蒙加被，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及業消障盡，福增慧朗等。冥感冥應者，過去生中曾修竭誠禮念等行，今生雖未修習，由宿善根，得蒙加被，不知不覺，禍滅福臻，業消障盡等。冥感顯應者，宿生曾種善根，今生得蒙加被。顯感冥應者，現生竭誠禮念，不見加被之跡，冥冥之中，承其慈力，凶退吉臨，業消障盡等。亦冥亦顯感而顯應者，宿世曾種善根，今生竭誠禮念，顯蒙加被，轉禍為福等。亦冥亦顯感而冥應者，宿世曾種善根，今生竭誠禮念，冥冥之中，承其慈力，獲種種益也。了此則知功不虛棄，果無浪得，縱令畢生不見加被之跡，亦不至心生怨望，半途而廢。感應之道，微妙難思。略書梗概，以勖來哲。)其應之大小優劣，在其誠之至與未至而已。縱令心不諦信，致誠未極。但能一念投誠，亦必皆蒙利益。但隨己一念之誠，而分優劣，不能如竭誠盡敬者蒙益之殊勝超絕耳。如昏水中，亦有月影，但晦而不顯。盲人雖不能親見月光，又何嘗不蒙其照燭也。」
總之，觀世音菩薩的靈感有六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二、《清涼山志》、《峨眉山志》和《九華山志》的重修
《普陀新志》完成後，由於李圓淨居士的啟請，大師又主持完成了《清涼山志》、《峨眉山志》和《九華山志》重修。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春，上海李圓淨居士來報國寺拜訪大師，提出：「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四大菩薩，實為一切眾生之恃怙。師在普陀，曾請許止淨居士，作觀音本跡頌，發揮觀音之深恩重德，至為周到。師又另修王雅三所修之普陀志。何不將清涼，峨眉，九華志，亦按此例而修之乎。況清涼志，亦無請處，而體裁尚好。峨眉志，則只是志山，不復以發揮普賢之道為事。九華志，則更可痛嘆。當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極之時，固宜亟亟修而流通，以作挽回之據。」大師接受了李居士的建議，於是請許止淨標示提綱，大師親自修治，德森法師和陳無我居士擔任校對。
修訂《清涼山志》過程中，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夏，大師應華嚴嶺僧瀞棲法師的請求，撰寫了文殊菩薩贊：「文殊菩薩德難量，久成龍種上法王。因憐眾生迷自性，特輔釋迦振玄綱。為七佛師體莫測，作菩薩母用無方。常住寂光應眾感，萬川一月影鹹彰。」
修訂過程中，一方面增加菩薩聖跡一門，同時糾正舊志的訛誤。如《峨眉山志》菩薩聖跡門包括六章,「一釋名，略釋普賢名義。二修證，節錄悲華，楞嚴二經，以明菩薩因地修證工夫。然據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則菩薩久已成佛，其本地非佛莫知也。三德相，略引華嚴經，稱讚菩薩不可思議神通道力。四法要，略明菩薩所說法要。而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普勸善財，及華藏海眾，一致進行，回嚮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而為華嚴一經之歸宿。是知此一卷經，大開淨土法門，實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三根普被，聖凡齊攝，末世行人，皆當依止。故錄其全文，以期同登蓮邦焉。五利行，節錄法華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略明菩薩衛護行人之事。六應化，明菩薩證窮法界，故於十方法界，隨類現身，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故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薩道場。然欲眾生投誠有地，故特於峨眉山，示應化焉。」
《峨眉山志》沒有完全修訂完，大師的目力又受傷了，所以接下來的工作主要由德森法師承擔。特別是《九華山志》，主要由德森法師修訂。德森法師在《九華山志》新編後跋中說：「老法師近年印行各書，多其自行訂定底稿，森與陳無我居士助校對。及峨志尚未訂完，老人目力銳減，由森逐一奉命以蕆其事。至茲志，但由許居士標出編訂大意，一切訂定安頓手續，老人目力日差，概命森次第料理。森本苦惱譾陋，何堪勝此重任。幸李居士徵集書籍頗富，許居士標明大意甚妥，及森常在老人座下，隨時可以請問。但各門多須重新編輯，實非清峨略修之比。」同時，德森法師由於為保護江西寺產而奔走數年並生病，所以《九華山志》遲至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才最終完成。
佛教四大名山的修訂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意義在於：使四大名山，同得良好志乘，使未讀佛經之士，也有了解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四大士助佛宣化、救度眾生、不可思議之大威神力，並知四大士之殊勝道場，漸增信仰，佛法前途，也多有賴於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
摘自：《印光法師的故事》作者：余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