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殺豬，比賄選嚴重釋昭慧
七月二十五日報載：花蓮縣長選戰，為了殺豬宴客是否涉及賄選而展開激辯，屏東原住民部落大學則於二十四日進行殺豬教學觀摩。
殺豬竟可成為「教學觀摩」，而且公然秀於媒體。豬只被宰殺時，大量鮮血流下，這種血淋淋的鏡頭，竟可公開曝光在全國視聽民眾(包括幼兒與少年)之前，擺明了要「殺給你看」，這真是匪夷所思！
檢警部門關心的，只是殺豬宴客是否涉及賄選的問題；媒體的報導，則只強調原住民舊慣文化的意義。但在筆者看來，此中暴戾與血腥的不良示範，才是比賄選更嚴重的問題；而文化舊慣的價值，也無權「無限上綱」，凌駕於一切價值之上，特別是當它與「生命價值」有所衝突的時候。
好生惡死，是所有動物的本能。一個文明社會，即使無法全面戒殺，但必然對「殺」之一事，抱持「哀矜而勿喜」的態度；更深深體會得，眼見耳聞殺生過程，往往助長暴戾，無益於社會之良善風俗，所以會選在隱蔽角落以進行之。在一個文明社會裡，我們必須更為重視生命尊嚴，無論殺的是人還是豬，吾人都無權以文化舊慣為由，大剌剌地「殺給你看」！
此事非關「原漢意識」，而是普世價值。台灣過去每逢選舉，總有一、二候選人在廟口「斬雞頭」以自誓，此一惡質文化，因被動保團體嚴厲譴責，近年來已消聲匿跡。民國八十二年初，因台南天后宮文化季展開「抓春雞」活動，關懷生命協會出面強烈抗議，並未因其為漢民族之文化舊慣，而就視作免受公評的「化外之區」。古中國處決罪犯，種種酷刑不一而足，並且允由公眾圍觀行刑過程，有的還「梟首示眾」；隨著道德意識的進步，刑罰不但力求人道、減除痛苦，而且刑場隱蔽，不令民眾目睹行刑過程。這都是人道精神的展現，吾人無權以斬首示眾為漢民族之文化舊慣，即要求刑罰復古且準予圍觀。
即使殺豬宴客風波出自泛藍陣營，吾人對此事之置喙，亦非關藍、綠標籤問題。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民進黨籍立委候選人徐宜生，大鬧於宋楚瑜感恩晚會現場，將無辜的仔豬拖上街頭，拋擲於十數公尺遠，小豬當場摔死一隻，有的骨折，有的奄奄一息。關懷生命協會同樣是出面強烈抗議徐氏虐待動物，並要求其公開致歉。徐氏乃於其競選總部成立時，「向全地球的豬道歉」，過後並於民進黨中央，正式向台灣人民道歉。如果較諸拋豬更為血腥的殺豬，竟可拿來當作「教學觀摩」，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認定，徐氏當年必須為其拋豬惡行而致歉？難道政治標籤一經轉換，善惡倫理即可予以倒置？
即使不在倫理學層次討論價值優位問題，落實在法律層面，公開殺豬，而且招徠媒體以迫令民眾「觀摩」之，也並非無法可管。動物保護法第十三條明文規定：「除主管機關公告之情況外，不得於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宰殺動物。」不料農委會面對此一質詢，其答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畜牧處官員說：如果殺的是「肉豬」，就觸犯動保法第十三條規定，得處一到五萬元罰金；不過，若被宰殺的是「山豬」，那可能就屬於林業處保育科的管轄範圍了。而保育科官員則皮球一踢：「不管是肉豬或山豬，都不是保育類動物，怎麼是我們管的呢？」(25日《中時晚報》二版，陳世財報導)這令筆者不禁想起「鋸箭法」的典故：有人中了箭，請外科醫生治療，醫生把箭桿鋸斷了，即索謝禮，問他何以不將箭頭拔出？他說：「那是內科的事。」
事實上，動物保護法第三條，早已對該法所指涉的「動物」下了定義：「動物：指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動物。」至於經濟動物的定義，則是「指為皮毛、肉用、乳用、役用或其他經濟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
準此以觀，肉豬固然是經濟動物，山豬在台灣，也早已因其非屬「保育類野生動物」而被人工飼養、繁殖、買賣，且已被當作宰殺宴客的對象了，那當然也是經濟動物，最少也可涵蓋於前述定義的「其他動物」範疇之中。總不能讓這群山豬徒然長了一副「脊椎」，卻因其非保育類而被人工飼養，竟成了動物保護法與野生動物保育法都管不到的「化外之豬」吧！
九二、七、廿五於尊悔樓——刊於九十二年七月廿七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