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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9/20

20世紀的亞洲的佛教研究

編輯:黃夏年 來源:閩南佛學

亞洲是佛教的發源地,2500餘年來,佛教一直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和國家流傳,對各國的宗教和文化產生了深刻地影響,成為各國的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18世紀以後,亞洲一些國家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由於西方思想文化的傳入,也影響了亞洲各國對佛教的研究,改變了以往那種傳統的治學模式,不管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論,以及研究成果上都發生了巨變。今天,我們正處在世紀末的時期,總結這一個世紀的宗教、思想、文化的成果,找出它們的得失,無疑是一件有意義也是不可少的一項重要工作,對即將來到的下一個世紀的佛教發展和學術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考察歷史,是為了更好的未來,基於這個目的,本文將20世紀亞洲各國的佛教研究作一次總的回顧,謬誤之處,請專家匡正。

一、日本

18世紀日本開始進行民治維新,派遣學生向外留學和考察,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佛教界也在這個背景下,紛紛派人到歐洲和印度等地學習、考察。1876年日本淨士真宗東本願寺大谷派南條文雄受遣到到英國牛津夭學隨麥克斯.繆勒學習比較宗教學,重點是梵語和梵文原典研究,他在學習期間整理了佛經目錄,撰寫了《英譯大明三藏聖教目錄》的博士論文,這是採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來研究佛教的最早的成果,南條本人也成為日本引進西方宗教學研究法的先驅之一。他回國後,在東京大學教書,培養了不少日本的新人。l890年高楠順次郎也跟隨麥克斯.繆勒學習,回國後仍在東京大學教書,培養梵語和巴利語人才,同時又編纂辭書和叢書,主持《大日本佛教全書》和主編翻譯《國譯南傳大藏經》,出版刊物,撰寫文章,對印度佛教、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進行了多項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有九卷本全集面世。此後還有淨土宗的渡邊海旭、荻原雲來、姊崎正治等到德國學習,他們同樣對印度佛教的研究取得了成績。這時在國內的學者原坦山、井上圓了、村上專精等人對佛教研究同樣有名,村上專精撰寫的《日本佛教史綱》己在中國有了漢譯本,他是日本近代佛教史學的奠基人。日本研究印度佛教有成就的學者還有前田慧雲、木村泰賢、赤沼智善、宇井伯壽、中村元和平川彰等人,木村泰賢是高楠的學生,著有《原始佛教思想史論》、《小乘佛教思想史論》和《大乘佛教思想史論》和《印度哲學宗教史》(與高楠合著)。宇井伯壽畢業於東京大學,又到德國、英國留學,對印度哲學和中日佛教都有研究,著有《印度哲學史》、《中國佛教史》、《日本佛教史》,他對釋跡牟尼的出生年考證,影響很大。中村元研究印度的宗教哲學的範圍很廣,還對東西方思想的比較有特別的研究。平川彰除了治印度哲學以外,在佛教研究方法論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本世紀以來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國佛教方面的成績最顯。境野黃洋的中國佛教研究對中國學者影響很大,中國最早出版的關於中國佛教史的著作就是他撰寫中國佛教史的譯本。常盤大定曾經五次到中國考察,拍攝和記錄了不少資料,這些資料己經成為中國佛教重要的史料,他對中國佛教的研究往往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山西淨土宗主庭玄中寺就是他考證出來的。望月信亨是研究佛教經典的專家,他主編的“望月佛教大辭典”至今仍是內容最全,經常被學者使用。他對淨土宗的研究和疑偽經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影響的。矢吹慶輝對三階教的研究是公認的最好成果,所著的《鳴沙餘韻》是敦煌文獻的結集。冢本善隆對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的《肇論研究》和《慧遠研究》是為方面的精品。道端良秀的中國佛教通史研究著作是大學生的課本,他和牧田諦亮對中國佛教的民俗也有很多的論述,後者對疑經的研究也有影響。鐮田茂雄撰寫的八卷本中國佛教史,目前己經出版了五卷,台灣譯出了前三卷。另一本《中國佛教簡史》則在大陸譯出。他還是研究華嚴宗和宗密的專家。在世界禪學研究的論壇上,日本的禪學研究可以說是比較強的,不光是出的成果最多,最有影響,而且研究問題也最細。忽滑谷快天是日本早期禪學的集成者。1884年他入東京曹洞宗大學(現名駒澤大學),致力於曹洞宗學的研究,畢業後從善長寺住持忽滑谷亮童受法。後又入慶應義熟大學深造二年。畢業後,在曹洞宗的高等中學,曹洞宗大學及慶應義熟大學等處任教,兼及禪學研究。I911年冬奉曹洞宗當局之命赴歐美考察宗教及學術。1919年擔任曹洞宗大學教頭,後任該校校長。1925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出任駒澤大學校長。一生著述甚豐,有《禪學批判論》、《禪學講話》、《禪之妙法》、《禪家龜鑑講話》、《清新禪話》、《參禪道話》、《樂天生活之妙味》、《達磨和陽明》、《養氣煉心之實驗》、《禪學提綱》、《信仰和民力》、《禪的理想和新人生的曙光》、《禪學思想史》、《普勸坐禪儀》、《朝鮮禪教史》等十餘種。其中《禪學思想史》是他禪宗研究成就的代表作。全書體系龐大,分為“印度部”和“中國部”兩大部分。印度禪學論述了“外道禪”(婆羅門教和數論的瑜伽禪法)和“小乘禪”的特點和其歷史文化淵源,旨在說明佛教的禪法是源於《奧義書》等古代印度哲學名著,但有發展。“中國部”是全書研究和論述的重點。他按禪學的發展脈胳,分為六編;第一編為“準備時代,時限從東漢未安世高到北朝梁武帝的時的昔提達磨來華,論述了這一時期禪法經典的譯介情況。第二編為“純禪時代”,指從達磨至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時止,論述了禪學的發展(禪宗的醞釀)和禪宗的形成的發展經過。第三編是“禪機的時代”,從慧能圓寂至五代末時止,論述了禪宗各分支的形成歷史和各支的宗教風格,第四編是“禪道爛熟的時代”(前期),主要論述北宋禪宗的發展特色。第五編是“禪道的爛熟時代(後期),主要論述南宋禪宗的發展特色。第六編是“禪道變衰時代”,論述了元代到清乾隆時期禪宗逐漸衰敗的情況;這一時期儒釋融合,王陽明學說的興起,念佛禪的盛行—這些實際標誌了禪學的名存實亡。全書結構嚴整,條理清晰;在論證中利用了豐富的傳統佛教和禪宗的資料,不僅對研究佛教而且對研究哲學也有參考價值。本書是日本近代以來第一部禪學思想史,由於時代的限制,書中存在不足之處也所難免。主要表現在:第一,作者沒有看到敦煌遺書中的大量早期禪宗文獻和禪宗史書;第二,沒有充分利用保存的《全唐文》、《金石萃編》各種文集中的碑文,撰記和其它實證資料;第三,對禪宗的早期歷史和禪宗形成過程沒有作出全面客觀的評述。他晚年著的《朝鮮禪教史》講述了禪佛教在朝鮮半島的傳入和發展,突出各個不同時期的佛教事件和重點入物。忽滑快骨天在禪宗研究上的地位和他發揮一承先啟後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鈴木大拙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現代日本思想家和學者。1870年他出生於日本名川縣金澤市。1891年入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東京專門學校,並在這一年參訪圓覺寺今北洪川禪師,對禪宗發生興趣。又拜新任總管宗演禪師參禪,進東京帝國大學。1893年隨宗演大師赴美參加世界宗教大會,擔任翻譯。1897年赴美,留居拉薩斯,擔任編輯,在美期間翻譯了《大乘起信論》、《老子道德經》等名典。1909年回國任學習院講師,兼任東京普國大學教授,講授英文及佛教禪學。1921年任京都大學教授,創設“東方佛教學會”,發行《東方佛教》季刊。1933年因《楞枷經研究》(英文)-書而獲文學博士學位。1936年出席倫敦世界信仰大會,會後在英國各大學講授“禪與日本文化”。1950年至1958年在美國各大學講授“禪與華嚴”課程。1966去世。鈴木大拙對禪學的研究可以歸納為兩方面:一是對禪宗歷史的考證,即利用敦煌發現的禪籍校核禪宗歷史上的疑團。他先後撰寫了《敦煌出土少室逸書》、《校刊少室逸書及解脫》等著作。1934年他與胡適在北京大學進行了面對面的討論。認為《壇經》的作者是六祖慧能。另一方面是對禪學思想的研究,為後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主要有《禪學入門》、《禪與念佛心理學的基礎》、《神秘主義與禪》、《禪與日本文化》、《禪與生活》、《禪學隨筆》、《禪問答和悟》、《禪佛教論集》等等。鈴木大拙曾這樣概括禪宗的目標,他說:“禪本質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藝術,它指出從奴役到自由的造路……可以說,禪把蓄積於我們每個人身上的所有能量完全而自然地解放出來,這些能量在通常環境中受到壓抑或扭曲,以致找不到適當的活動渠道……因此,禪的目標乃是使我們免於瘋狂或畸形。這就是我所說的自由,即把所蘊藏在我們心中的刨造性的、仁慈的衝動自由地發揮出來。我們都具有使我們快樂和互愛的能力,但通常對此都視而不見。”20年代以後,日本學者對陸續發現的《壇經》各種不同的版本進行了比較研究。松本文三郎是這方面研究最早的學者之一。他在《六祖壇經的書志學研究》一文里,認為敦煌本的《壇經》是唐末的本子,但不是善本,但卻為後來本子的基礎。宇井伯壽在《壇經考》里,對十幾種不同版本的《壇經》進行考證,指出《壇經》有敦煌本、惠昕本、德異本或宗寶本三大系統。柳田聖山的《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對敦煌本《壇經》的作者、形成作了考察,認為《壇經》是牛頭禪派與神會禪派互相影響的結果,作者法海原是牛頭派禪僧,後來被說成是慧能的弟子。現本《壇經》編纂時間當在《曹溪大師傳》與《寶林傳》之間。後來他又進一步認為,《壇經》實在是從神會的《壇語》發展而來的,“敦煌本《壇經》正是開元初期神會的新佛教運動的紀錄”,可以看作是“八世紀禪佛教思想史的成果”。日本駒澤大學禪宗史研究會還於1978年發表了《慧能研究》一書,將有關慧能的十八種資料進行了整理和比較研究,是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日本學者對敦煌禪籍中冠以菩提達摩之名的語錄和其它早期禪宗文獻進行了研究。鈴木大拙認為《二入四行論》一書中,第一、二部分為達摩所說,第三部分為慧可所述。宇井伯壽認為大部分為慧可所述。柳田聖山則認為,前二部分為曇林所傳,與慧可無關,第三部分為達摩和慧可師徒間的問答。對《觀心論》,神尾(式)春認為由神秀所撰,鈴木大拙則認為是達摩述,弟子記錄而成的。對《絕觀論》,久野芳隆和關口真大認為系牛頭法融所作,鈴木大作則認為是達摩所作。此外,日本學者還整理了《達摩禪師論》、《修心要論》、《大乘五方便北宗》、《楞枷師資記》、《傳法寶紀》、《歷代法寶記》等禪籍,推動了早期禪宗,特別是北宗禪的研究,使禪宗的歷史變的更加清楚。1926年胡適校訂出版了《神會和尚遺集》一書,日本學者對此非常重視,於是也開始進行了有關神會的研究。石井光雄和鈴木大拙等人都對神會作了研究,出版了校本。日本學者還對許多敦煌的禪宗典籍進行了重點研究,比較有影響的著作有:鈴木大拙的《敦煌出土少室遺書》、《校刊少室遺書及解說》、《禪思想史研究第二》、《禪思想史研究第三》等,對早期禪宗歷史研究有價值;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第二禪宗史研究》對禪宗的禪法、宗派及《壇經》等有不少研究;關口真大《達摩大師的研究》對有關與達摩有關的資料做了詳細的梳理;(竹條)原壽雄和田中良昭的《敦煌佛典和禪》和田中良昭的《敦煌禪宗文獻的研究》,對敦煌禪宗典籍做了全面論述。1969年,日本學者編寫了二十卷《禪的語錄》,對中國禪宗的代表著作進行了譯註,其中包括新校訂的原文、日本訓讀、現代日語譯文、注釋和解說,介紹了各書的原作者、編寫的時代背景、書的內容和特色、在禪宗史上的地位及各種版本等內容。柳田聖山主編的《禪學叢書》影響了近代在中國、朝鮮和日本發現的一批禪宗典籍。近年研究禪宗的學者還有阿部肇一《中國禪宋史的研究》、鈴木哲雄的《唐五代的禪宗》、石井修道的《宋代禪宋史的研究》等。l978年日本出版了《禪學大辭典》,收辭彙三萬二千餘個,包括印度、中國、朝鮮、日本的禪宗歷史、思想、人物、著述等內容,還附有禪宗史跡地圖、法系、年表、禪籍分類要覽等。此外,日本學術界還編纂過五套南北傳人藏經,各種佛教辭典和年表、索引等工具書。日本的著名佛教學術單位以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最為有名,此外,各個佛教派別辦的佛教大學,如駒澤大學、大正大學、立正大學、佛教大學等也一研究某一宗派或某一方向而闡名於世界學術界。日本的佛教刊物非常多,重要的學術刊物有《印度學佛教學研究》、《日本佛教學會年報》等等。

二、韓國

本世紀初韓國的佛教研究開始走上新途。從l912年到l959年是韓國佛教研究的始發期。l9l7年問世的權相老的《朝鮮佛教史》和翌年出版的《朝鮮佛教通史》是韓國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此二書按編年體形式,將韓國的佛教歷史進行了梳理,材料豐富,但在觀點和分析上還不夠深入,仍然帶有舊時期史學的特徵。以後,金包光的《朝鮮佛教史稿》作為院校教材而被使用。40年代末,東國大學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該校佛教研究室的《新羅佛教全書·藏外雜談》是韓國資料整理的開端。1960年至1979年是韓國佛教研究的展開期,這時韓國的佛教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一些從歐美等國留學回國的學者,成績突出,並且改變了以往的研究受日本的學風影響較大的情況。李箕永是留學比利時的學者,他對佛教論藏哲學的研究有較高的水平,對元曉的哲學思想有一定的研究,一生撰寫了有關佛教的著作百佘篇本。還有李民庸的《關於彌勒思想的研究》,以及金瑛泰的《新羅真興王信佛思想研究》、朴貴出的《關於圭峰禪師禪教一致論》等文,是這一時期的優秀成果。除了佛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外,在佛教宗派的研究上也有很大的進展,特別是禪宗的研究,表現突出,像禹貞相的《關於西山大師的教禪觀》、韓基斗的《關於韓國思想史中的三宗禪和二宗禪的論爭點》,《高麗後期的禪思想》、安啟賢的《曹溪宗和五教兩宗》、崔昌植的《關於高麗時代禪宗清規研究》、金瑛泰的《高麗曹溪宗名考》等文,都對韓國佛教的主流宗派曹溪宗的研究具有專題性的意義。此外,對其它宗派,也有不少文章面世。如安啟賢的《新羅淨土教諸問題》、金智見的《新羅華嚴學的譜系及思想》,《新羅華嚴學主流考》、崔炳憲的《天台宗的建立》、黃成基的《圓測的唯識學說研究》、吳亨根的《元測的和思想》、高(立羽)晉的《西明唯識即基本立場》、朴泰和的《新羅時代密教傳來考》、朴弼奎的《關於密教的特質及在韓國傳播》、金在景的《新羅密教修行及其性質》等文。在佛教民俗和儀禮方面的研究也有深入地開展,撰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文章,所有這些,為後來的研究打下了基礎。l980年以後,韓國的佛教研究進入了成熟期。這一時期正是韓國經濟進入繁盛的時期,為韓國的佛教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動力,使佛教研究和出版事業有了迅速的發展。韓國的學術界出版了像《佛教百科全書》、《韓國佛教全書》等系列工具書和資料集成,基礎研究得到了加強,推動了佛教研究地深入。除了傳統地宗派研究繼續進行之外,韓國學者對當代的佛教予以更多的關注,特別是本世紀上半葉殖氏地時期的佛教,有南俊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佛教革新運動研究》、韓鍾萬的《韓國近代氏眾佛教的理念及傳播》和韓龍文的《朝鮮佛教維新論》、俞鎮采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寺剎土地所有關係研究》等文,這些文章對當時人們的思想狀態、認識理念、理論建設等做了回顧,冷靜地看待過去。密教的研究在這時有繼續發展的趨勢,發表的文章有鄭泰赫的《關於韓國佛教的密教性質的考察》,《高麗時各種道場的密教性質》、金瑛泰的《三國時期的神咒信仰》、佛教文化研究院編輯的《韓國密教思想研究》、徐潤吉的《韓國密教思想研究》、金容煥的《關於佛教的真言研究》,這些研究著重點是在韓國密教的理論、儀式、思想等等,尤其對考察韓國佛教的民俗化過程有重要的意義。此外,韓國佛教的哲學研究也有了加強,金瑛泰的《百濟的佛教思想》、李南英的《高句麗的佛教哲學》、李箕永的《新羅佛教哲學的傳播》、李鍾益的《高麗的佛教哲學思想》、徐京洙的《朝鮮後期的佛教哲學》是韓國哲學會的努力結果,對總結韓國的民族思維有積極的意義。在韓國佛教理論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文章發表,如趙容吉的《現代往生論考》、朴虎南的《佛教基本戒律表現的實踐思想》、韓基斗《韓國佛教思想的研究》、法性的《關於韓國僧家的反思》、朴善友的《韓國佛教倫理對韓國社會的影響》等等。這時對韓國佛教的美術研究的成果是顯著的,出了文明大的《石窟岩佛教造像研究》、洪潤植的《韓國佛教美術》、鄭炳浩的《韓國石燈樣式史研究》等等。此外,有關韓國佛教文學和經版的研究也有新的進展。韓國的佛教大學最著名的是東國大學,圓光大學也有一定的影響,此外,漢城大學、高麗大學、慶應大學等各個學校都有研究佛教的人才或機構。佛學刊物有多種。

三、蒙古

本世紀上半葉,蒙古國取得革命成功以後,佛教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台,無神論信仰是社會思想的主流。下半葉後,蒙古國的社會隨著前蘇聯的解體,佛教的活動開始恢復,佛教的研究也隨之開展。H·珠格德爾院士對蒙古佛教哲學進行了研究,他將佛教哲學在蒙古的傳播和發展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l6—l8世紀的注釋階段,代表人物有咱雅班弟達·羅布藏波爾萊(17世紀)、松巴堪布·益西班達(18世紀)、拉然巴·阿旺丹德爾(18世紀末—l9世紀初)、格西·羅布桑楚勒特木(18世紀)。他們對古印度和西藏的哲學遺產做了注釋和整理的工作。第二個階段是19世紀的改革階段。代表人物有堪布·阿姆海都布及其門生阿旺巴登、呼圖克圖·丹津拉傑、日然巴·丹達爾、嘎布合·達木丁等人。他們是具有愛國熱忱的喇嘛,提出要求清除宗教的束縛,改革宗教學校的教育,改造佛教理論,引進西方的文化及哲學體系。H.珠格德爾還撰寫了《3.阿旺丹登的哲學觀》一書,分析了蒙古哲學的背景和佛教哲學的適應環境,指出正由於落後的社會經濟關係和知識水平,造成了蒙古佛教哲學的不發達的原因。m.魯布桑旺丹院士對中觀哲學做了較深入的研究。—魯布桑策倫探究了龍樹的方法論,認為龍樹的哲學將空看作無定性的質,以此證明空是離開感知對象和現象,離開具體特徵和關係的高度抽象。龍樹始終堅持同唯理主義的片面性、同形上學作鬥爭。T·索德諾木達爾根分析了蒙古佛學思想家阿旺丹達爾的佛教邏輯。r·勒哈格巴蘇倫研究了l9世紀的蒙古思想家和詩人丹津拉布札的社會政治思想和哲學觀點。W·達格瓦道爾吉撰寫了系列的佛教知識讀物,指出了喇嘛在革命前的蒙古社會中的落後作用,以及研究了宗咯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中的關於人的思想。此外,還有一些蒙古佛教史、佛教醫學和現代佛學的問題得到了討論。

四、越南

佛教研究在越南早期主要受到法國學術界的影響,因為越南曾經是法國的殖民地國家。50年代以後,越南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佛教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陳文呷的《越南佛教史略》,對越南的佛教歷史勾出了線條。以後有討論古代中越佛教僧人的論文發表,但所引的材料皆為中國史料《高僧傳》的記載,也有人寫過佛教史一類的著作,作者是信仰者。l978年以後越南學術界開始對佛教的研究作了不少的工作,由越南國家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阮才書主編的,發表在哲學雜誌上連載的《越南佛教史》一書,是學術界的重大成果。此書系越南學者寫的第一本用科學的角度來公正地討論越南佛教的著作。系統地介紹了佛教開始傳入到越南一直到本世紀的佛教活動。主編阮才書50年代曾經在中國留學,長期研究中國的哲學和宗教,因此對中國的史料比較熟悉,同時也大量地利用了越文史料,特別是抓住了禪宗、淨土宗這二個在越南佛教中最有影響的宗派為線索,同時也強調了中國佛教傳入到越南以後發生的民族化衍變歷史,論述客觀,實事求是,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越文版重印二次,並己經被譯成了英文發行。此外,有關越南的佛教寺院畫冊也得到出版,這本書比較集中地介紹了越南現存的寺院,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佛教研究現在在越南社會科學界中非常流行,許多大學都有學者和研究生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重要的學術機構是越南國家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呋喃研究所和哲學研究所。主要刊物是l999年剛創刊的《宗教研究》。

五、寮國

寮國是一個內陸國家,過去只有初級教育學校。佛教寺院是國家最基本的學校教育場所之一。本世紀以來,寮國長期受到戰爭的影響,佛教的研究沒有什麼成果面世。l975年寮國獨立以後,佛教的研究主要與社會政治相結合,寮國佛教聯合會會長坎丹法師專門撰寫了《寮國僧侶與革命》、《政治與佛教》、《佛教與社會》幾書,為新的社會制度從佛教理論上給予解釋。他說:“如果聯合會的成員正確套用佛的教義,遵循其道德,就能成為革命性變革的參與者,為國家和人民做出貢獻。”另一位著名僧人鮑禪則認為“佛陀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自己一無所有。”在佛教界出版的一些刊物中還對佛教教義的基本概念賦予了新的內容,如將“西方世界”解釋為世間的美好;地獄是現實中的磨難,可以被轉化;勤奮工作是善的來源,傷害他人的心靈是惡的表現,等等。除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的討論之外,還曾經流行過其他的思想流派。萬象巴利高級學校校長摩坷·坎奮·披羅風針對殖民主義的侵略和傳統宗教文化的喪失現象,提出保護和弘揚傳統文化的主張。在他的一系列著述里,高度讚揚佛陀教法,讚美佛陀生平、佛教儀禮與節日以及寮國傳統習俗和道德等等主張。居士胡·阿帕伊(NhuiAphay)等人受現代西方思潮的影響,推崇改革。認為對寮國傳統宗教需要重新認識、補充和改革,使之適應現代社會,為此,需要革新教義,改革儀禮,重建僧枷,開辦佛教學校,編纂符合現實社會需要的新教科書,普及佛教育,選派優秀僧人出國學習,使佛教更好地和現實社會結合在一起,改變以往那種佛教徒光是追求自我解脫涅槃,忽視社會的冷漠態度和利己主義的做法。改革派的主張自50年代後一度影響甚大,他們提出的很多主張都得以實現,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民族聯合黨主席蓬·蘇萬納馮等人對上述兩派主張採取了折衷調和的態度,試圖把無神論與原始佛教、現代科學和佛教教義統一起來。他們提出天堂就是物質和精神上的幸福,涅槃是死亡的存在,地獄就是現實世間,它既無幸福也無苦難。神和精神都不存在,人類世界沒有一項是實在的。他們還用佛教因果理論來解釋自由問題,用佛教五戒說來解釋社會公正原則。不能看出此派理論在哲學上受到西方存在主義和無神論的影響,在政治學上表現了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在社會學說里有宿命論的因素,在宗教觀上保持了東方傳統主張,是一種東西混合、諸家雜糅的理論。萬象僧人摩坷·波爾·阿難陀(MahaPalAnantho,19l1--l068)為首的佛教復興派是來自國內僧界的代表。此派在總體上強調佛教的傳統性,要求回到佛陀的昔日時光,被認為是寮國原教旨主義的代表,但在局部問題上又認為面對現代複雜的社會,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改革,特別是在佛教教育和慈善福利事業方面做些改革,以適應現代社會。阿難陀17歲時皈依佛教,系統地學習了佛教理論和禪定實踐,並且遊歷了不少佛教國家,汲取了不少佛教知識。回國後力倡佛教復興運動,建造寺院、創辦佛教學校、發行刊物、成立佛教組織、孤兒院和青年修煉中心等,他還撰述佛教論文、專著多本,對寮國佛教復興運動的發展起一重要作用。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主張,都是佛教民族主義在寮國表現的不同形式,都是為解決寮國現實社會問題、國家的前途而開出的一張張處方。手段不同,目的一樣,反映了處於殖民地和外國侵略者奴役下的寮國人民反對侵略,爭取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共同心聲。

六、高棉

50年代是世界佛教全面復興的時期,新獨立的高棉在政府的扶持下,掀起了一個佛教活動熱潮,與世界佛教復興運動呼應。高棉過去沒有高級佛學院,培養高級人才都要到泰國或越南等國。1955年國內建立以國王名字命名的“蘇拉馬里特佛教中學”,普及培養佛教初級人材。1959年西哈努克佛教大學正式落成。該校為高棉佛教高等學府,學僧來自僧界,考入此校學習3年者可獲一般畢業文憑;再學4年者,經考試合格可獲學士學位;已獲學士學者繼續深造,通過答辨可獲博士學位。至此,僧人教育形成了多層次的立體教育體系。學僧在校既要學習傳統佛教理論和語言知識,還要學習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和實踐禪修活動,以培養行解雙優的佛教入材。1968年編纂翻譯了近40年的高棉文佛教三藏終於全部出齊,這部高棉三藏共110卷,其律藏13卷,經藏63卷,論藏34卷。1969年4月1日國家為此舉行隆重的慶典,主要領導人都出席了儀式。現代高棉著名僧人學者有:章納法師(PreahChuonNath,1833—1969),曾於1948年起擔任大宗派僧長達20年之久,對古代和現代語言有精深地研究,所編纂的高棉文字典最為著名。胡達法師(PreahHoutTat,1981—),曾任西哈努克大學校長,1970年繼任大宗派僧長,還擔任了三藏編譯委員會主席,為高棉文三藏編譯工作立下了功勳。喬摩法師(PreahKhieuChum)是一個豐產的作家,一生致力於佛教知識的普及工作,而且對現實存在之問題,根據佛教教義提出可行的答案,主耍譯撰有:《治國知識必讀》、《生命之問題,據佛陀和學者而言》、《涅槃的概念》、《戒律的概念》等11部。潘卡法師(PreahPang·Khart)是最著名的佛教史學者,擅長於佛教和印度教的研究,著有《高棉佛教》、《高棉文化與文明》、《吠陀、婆羅門、印度教教義》和《高棉與印度文化、文明》等等。

七、泰國

佛教在泰國是一個全民信教的民族信仰,但是泰國的現代化的佛教研究則起步較晚。1871以前,泰國沒有大學,所有的教育幾乎都是由寺廟承擔的。本世紀初,泰國實行了政治改革,開始學習西方現代制度,作為傳統的思想—佛教的詮釋開始與西方的學術結合。當時的教育部長曾經寫過形式邏輯的課本,這與佛教的因明關係還不是太大。1916年,泰國開始有了大學,但佛教研究的單位似乎還沒有。1933年,泰國皇家學院成立,出版過佛教與科學關係的書籍。1950年泰國的佛教徒到印度學習,回國以後,就在摩訶蒙固大學和朱拉隆功大學開展了從哲學角度來看待佛教的研究,他們把佛教看作是哲學思想中的一個流派,用分析論證的方法來理解佛教。過去泰國傳統一直相信佛教存在著物質的地獄和天堂的教義,但是在現代西方科學引進之後,人們愈來愈多地理解為地獄和天堂是精神層面的內容,涅槃是精神而不是物質的。而一些政治家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待佛教,認為佛教是“無法解決泰國問題的一種唯心主義”。教育學家則希望以佛教為基礎來發展教育思想。據統計,1957年到1977年間,泰國發表的哲學類著述共2113項,其中屬於佛教的有1254項,內容涉及了佛教倫理學、形上學佛教、佛教入門和佛教的其它領域等。而在泰國哲學學科內,佛教學是單列出來的,與倫理學、形上學、政治哲學、宗教哲學、美學等並列,說明佛教在泰國的影響是巨大的。當代泰國最大的佛教思想家是佛陀達沙比丘(Buddhadasa)。佛陀達沙的父親是華人,祖籍福建,母親是泰國人。他1906年生於泰國南部地區,8歲曾入寺受教,以後繼承父業經商。21歲時正式出家,修習禪法。1923年成為一名佛教教師,翌年赴曼谷深造,並在親友資助下,成立了修禪打坐的“解脫園”(SuanMonk)主要著述有《布施》、《善提樹的心木》、《關於上帝、業和非自我的問題》、《涅槃》等多種,還將中國佛教禪宗典籍《壇經》和《傳法心要》譯成泰文。佛陀達沙思想敏銳,不囿傳統,好發議論,自成一家,在現代泰國佛教中影響甚大,稱為“南傳佛教自5世紀覺音著《清淨道論》以來的集大成者,以現代觀點深入而系統地重新詮釋上座部佛教教義”。由於他對佛教的卓越貢獻,曾獲泰國“暹羅學會”的徽章,1980年泰國僧王親自為他頒發了朱拉隆功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成為當今泰國最高爵位的比丘之一。佛陀達沙對現代社會採取了強烈的批判態度。他抨擊資本主義制度,認為“由於執著物質上的財富,資本家的貪慾被體系化之後,就在貧困的工人和富有的僱主之間,產生社會性的衝突。”所以“當國家是由一群窮困的人組成,農民貧病交迫,正在飢餓邊緣掙扎時,國家的支柱就要腐朽崩塌了,又如何維持國家的安定?”佛陀達沙就是這樣把政治經濟問題轉化為人的道德問題。他代表了佛教徒所持的共同立場和態度。佛陀達沙認為“共產主義不可能和佛教一樣,最主要的差異:佛教的教理並末教導我們把任何事物據為己有”,在他看來,社會主義主張資產國有化的政策也是一種貪慾,會造成另一種剝削制度。資本主義的勞資對立和社會對抗無法解決,將會導致窮人走向共產主義和暴力革命,因此他主張應先解決資本主義剝削成性的問題,這樣就可以避免共產主義到來,國家也不會發生暴力對抗和獲得安定。他標榜佛教既“不會認同資本主義,也不會是共產主義……佛教因此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佛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唯心主義,而是兩者間的恰當狀態。或者也可以說,它以恰當的比例融攝兩者。”而且“只有在宗教式微之際,共產主義才會興起。”反映了一個佛教徒的立場。佛陀達沙把佛教的“四諦”解釋為:“事物本質自身,本質的法則,人的行為與本質的法則相一致的義務和因這種行為而獲得的利益。”由此出發,他對上座部佛教的“涅槃”和“輪迴”做了新解,認為兩者之間並不絕對對立,涅槃在輪迴中得到體現,與生俱來俱來俱去;苦難與歡喜同時相依存。它們出現在哪裡,勢必也在那裡消失,並不伴隨著生滅之作用而分別。此外,泰國學者維特·維薩達維特還著有《佛教中的非自我》、西提·布因著《佛教社會學》等書。披耶阿努曼特拉查東是研究泰國民俗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原名李光榮,“披耶阿努曼特拉查東”是泰國國王授予的爵位,筆名“沙天哥色”。出生於1888年月12月14日,祖籍廣東潮州。年輕時依靠自學成才,曾在海關工作,後到國家藝術廳工作,曾任藝術廳長、皇家研究院院長,先後在朱拉隆功大學、政法大學、藝術大學任教,被授予名譽教授、文學和考古學名譽博士,並被選為泰國正史編纂委員會及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主席、泰國教科文組織委員、暹羅學會會長、歷史考證委員會主席、印度加爾各答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考察人等重要職位。多次獲得泰國國王授予的“白象”等高級勳章和“披耶”等衍頭。披耶阿努曼特拉查東一生著作達200餘種,重要的有《文化與人類》、《印度支那半島古代史》、《泰族古代生活》、《氏族、語言、文化》、《語源學》、《泰族固有習俗集成》、《回憶泰國、回憶生活》、《語言學》、《比較宗教》、《泰國傳說研究》,主編《泰語辭典》和《泰國大百科全書》等。豐碩的成果,使他成為公認的“泰國文學和語言界的權威”。他的著作現己經有中譯本。此外,彎歪塔雅哥親王對泰國佛教藝術有深入的研究,是世界知名的佛教藝術學者。佛教是泰國的國教,故在泰國研究佛教是人文科學界必不可少的一項重要工作。摩訶蒙固大學和朱拉隆功大學是最主要的佛教大學,重要的刊物有《泰國通訊》、《暹羅學會學報》、《佛法》月刊,英文版《吠舍怯節》專刊和《法言》書刊等。

八、印度

ll世紀以後,佛教在印度逐漸衰亡。l750年以後,印度各地發現了不少石刻銘文石柱,但是人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837年,印度殖民政府孟加拉官員伽米·彭斯根據英國學者特納對斯里蘭卡的《大史》的研究,成功地破譯了一些銘文,並把它們譯成英語,為世人開始知曉。1874年彭斯主持了印度西部和南部地區的考古,在1883年寫出了《佛教寺窟和它們的銘文》知名著作。與此同時,曾是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國官員亞歷山大·枯寧漢姆在釋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和山奇大塔處等地發現了石刻銘文,1854年他將這些銘文收集後整理出版。l86l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後他被任命為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屆考古部長宮。幸運的是,當時法國學者M·斯坦拉·鞠林翻譯出版了中國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一書,枯寧漢姆根據玄奘的記載,核實了發掘考古資料,確定了石柱的銘文性質,指出了他們都是佛教的遺物,出版了考古報告。1870年他再次對釋枷牟尼成道地菩提大寺進行了考古工作,撰寫了《菩提伽耶的摩訶菩提或偉大的佛教寺院》報告。以後他又進行了巴忽特佛塔的以佛教藝術為主題的考古工作,於1879年寫出了《巴忽特的佛塔》報告,找出了中印度地區的佛教遺址。到1885年,他己經寫出了24卷的《印度考古調查報告》,其中有一卷是專門研究阿育王敕柱銘文的內容。以後他退休回到了倫敦,但是仍然沒有停止對印度古代歷史的研究,寫出不少著作。枯寧漢姆主持的考古工作開創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時代。這一時期在印度考古作出成績的還有布格萬拉爾·因陀羅傑,他在l882年於孟買附近的蘇波羅塔考釋了阿育王敕文,特別是確定了這些石柱有五根的年代是在公元前l60年。印度學者拉爾·米特拉也在這時作出了成績,他撰寫了《孤獨的菩提伽耶》、《釋伽·沙伽的隱居處》(1877)和《尼泊爾的梵文佛教文學》(l882)等薯作。正是由於這些考古研究的偉大發現,使印度的佛教重新為人所重,為l891年阿納迦里卡·達磨波羅開始的印度佛教的復興活動奠定了基礎。20世紀佛教在印度得到了復興,作為佛學,也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阿納迦里卡·達磨波羅是斯蘭卡人,因到印度旅行,痛感佛教在印度的衰滅,於是為印度佛教奔走呼籲,使印度佛教得到了世人的重視。達磨難陀·高善比是當代出色的巴利語學者。1899年l0月他離家到蒲那開始學習梵文和佛教,以後又到貝納勒斯、尼泊爾、斯里蘭卡和緬甸等地學習和研究梵文、巴利文、佛教等等。1907年以後,他在加爾各答大學、民族學院,孟買的大學、蒲那的歐洲學院等地教學。他對南傳佛教的根本經典《清淨道論》研究很深,曾經為之作疏,並將其譯成英語。他用瑪拉蒂文撰寫的《聖人佛陀》一書,被譯成了印地文、阿薩姆文、古吉拉蒂文、卡那塔文、瑪爾亞拉姆文、奧利亞文、辛地文和泰米爾文等,此書影響很大,1956年印度“憲法之父”安倍德伽爾從事的賤民改宗佛教的運動,這是受到這本書的影響。此外,高善比還寫過其它介紹佛教的書,推動了印度人民對佛教的了解。摩訶潘迪·羅睺羅·桑科利特耶耶那是印度的著名學者和作家。他曾進入尼泊爾和中國西藏,取走不少梵文佛經,寫了至少l50本著作,涉及了大小乘佛教、梵文、巴利文和藏文等內容,其中有不少是佛經原典的翻譯,像《俱舍論》這樣的大部頭著作,都是經他的手譯出來。菩丹特·阿難陀·庫舍爾耶耶那是旁遮普人,用烏爾都文、英文和旁遮普文寫作,編輯過《巴利——印地語辭典》,寫過有關斯里蘭卡僧伽羅佛教的書。巴魯博士對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獨特之處,曾經出版過《印度佛教哲學前史》、《阿育王銘文》(2卷本)等等。普拉巴德·禪·巴格奇,中國名師覺月,曾經寫過《印度與中國》一書,對中印的文化交流作了介紹。由於佛教產生在印度,故現在印度各個大學都有研究印度的學者,新德里大學中文系、哲學系、佛教系,泰戈爾大學中國學院、貝納勒斯的那蘭陀大學都是研究佛教的重要單位。佛教學術刊物有《摩訶菩提》、《佛學研究印度季刊》、《印度博物館學刊》、《印度歷史評論》、《宗教研究季刊》、《達磨》、《亞洲研究所所刊》等等。

九、斯里蘭卡

佛教是斯里蘭卡的傳統宗教,古代的斯里蘭卡僧人,一直有註疏作釋的傳統。l8世紀初,斯里蘭卡淪為英國的殖氏地,佛教的研究開始受到了英國學術界的影響,但是佛學院仍然保存了傳統的研究模式,注重佛經的註疏和教授巴利語。在大學裡,佛教是學生學習的一門重要的課程之一。特別在哲學系,除講巴利佛教哲學以外,還要開大乘佛教的龍樹哲學和藏傳佛教的課。在學術界還召開有關國際間的宗教對話、馬克思主義者與佛教對話的會議等等。20世紀下半葉,斯里蘭卡獲得了獨立,佛教復興。l958年原有的維迪約迪耶佛學院(Vidyodaya,亦名智增佛學院)和維迪耶楞伽拉佛學院(Vidyalqnkara,亦名智嚴佛學院),先後升級為佛教大學。在全國性的佛教組織——全斯里蘭卡佛教大會,下設有研究部,組織一些學術研討會的活動。50年代開始編纂的《佛教大百科全書》,組織了世界各國的佛教學者參加,現在己經全部完成,是一部在當代世界佛教界享有盛名的工具書。己故的會長馬拉拉色克則是本世紀國際佛教界的著名人物。1899年他出生於斯里蘭卡巴納杜拉的一位印度草藥醫生家庭,早年習醫,後改攻東方思想文化。I922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獲東方語言學碩士學位。1936年他被選為全斯里蘭卡佛教大會會長,為爭取祖國獨立和民族解放而鬥爭。獨立後他領導全國佛教徒致力於改善佛教的地位和待遇的活動,推動佛教復興運動的蓬勃開展,倡議成立了世佛聯國際組織,並被選為首任主席。1957年退休後,他出任斯里蘭卡首任駐蘇聯大使,在世界是首次用僧枷羅語寫作和宣讀國書。1967年擔任國家高等敦育委員會主席,1973年病逝。馬拉拉色克拉對佛教和語言有很深地造詣與研究。1939年他撰寫了《錫蘭與巴利文學》,該書勾勒了斯里蘭卡巴利語佛教文學的發展線索,對歷史上許多重要佛教入物和佛教經典做了詳細的考證,史料豐富,受到學術界的好評。他注重佛教教育的普及工作,認為沒有斯里蘭卡傳統文化知識,會使國人愚味。他精通僧伽羅、巴利、梵、英、德、法、拉丁、希臘、俄多種語言和其它幾種印度方言,對佛學、斯里蘭卡史、考古、印度學、哲學等都有獨到的研究,桃李滿天下,被稱為“師中之師”。他還任斯里蘭卡《佛教百科全書》的主編,參加過撰寫僧伽羅文大藏經的工作,編纂了《巴利語專用名詞辭典》(二卷)、《英僧字典》以及對《大史》的註疏和10多部有關佛教的小冊子,並在國內外雜誌用多種文字發表論文百篇以上,被認為是“斯里蘭卡的偉大居士之一”。訶摩拉伐·真諦(HammalavaSaddhatissa)長老是斯里蘭卡佛教在國外活動的著名僧人。1914年他誕生於一位醫生家庭,國小畢業就加入僧團,1939年成為一名教師。50年代他到歐洲弘法,以倫敦為基地熱心傳播佛教,經多年努力,斯里蘭卡佛教在歐美增加了影響,原來一度沉寂的摩訶菩提會倫敦分會再度開始工作。真諦長老認為佛教不僅是一門宗教哲學和一種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實踐的道德修煉活動,佛陀的教法適用於國內、國際一切社會、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當今世界上之所以問題叢生,與其說是由於經濟的原因,不如說是根源於道德的墮落,而佛教能夠有針對性地解決這些思想問題。1990年2月真諦逝世。他生前曾擔任倫敦佛寺住持、英國摩訶菩提分會主席、大不列顛僧伽委員會主席和大不列顛大寺派僧團長老,能曉梵、巴利、僧伽羅文,曾在歐美、斯里蘭卡、日本、印度、加拿大等地學院或大學講學或開過佛學講座,有《佛陀之道》、《佛教徒倫理》、《佛理入門》等著作留世。羅睺羅(WalpolaRahula,1907—)教授是斯島著名佛教學者,他少年落髮出家,以後又在大學學習,獲文學學士、哲學博士,並先後在斯里蘭卡、印度、法國、美國、等多所大學研究和講授佛教。羅睺羅著述等身,重要的著作有:《錫蘭佛教史》、《真理的弘揚》、《佛教徒的命運》、《禪和馴牛》、《佛陀的啟示》、《西方世界的佛教》等數十部。他通曉大乘、上座部學說,又懂僧伽羅、梵、巴利、英、法等文字,研究佛教屢屢有新意,被學術界公認為佛教學權威,他主張佛法不離世間覓求,積極參加各種活動,為多數人的利益奔走吶喊。他認為世界是變化的,所以佛教也不能一成不變,應該適應形勢而調整、發展,有革新的思想。由於他對佛教研究做出的卓越貢獻,1965年斯里蘭卡佛教僧伽大會授予他“三藏大師”的稱號。世界各國佛教學者編輯出版了《祝賀羅睺羅的佛學研究》一書,總統賈亞瓦德納親自參加該書首發儀式,表達對他的敬意。現在他的很多著作被譯成法、德、西班牙、意、中、緬、泰、僧伽、泰米爾、越南、英等多種文字,在世界上也有重要影響。此外A·W·P古魯吉(AnandaWpGuruge,1928—)也是當代佛教界有名的學者。他曾獲梵文和印度史名譽博士,哲學博士,擔任過斯里蘭卡文化部佛教百科名譽顧問、智增大學梵文系主任、教授、名譽校長等職,發表有關僧伽羅語和英語論文百篇以上,第十六屆世佛聯大會被選為副主席。

十、結語

以上我們對除中國外的亞洲各國20世紀的佛學研究的情況作了一個全面的回顧與綜述,通過這些介紹,我們現在大概可以勾勒出這樣的印象:20世紀的西方的佛學研究,促進了亞洲各國的佛教研究,並且隨著東西方之間各國學者的學習交流,東方國家的學者都西方留學或自覺吸納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佛學的研究開始變成了全世界的學術界的活動之一。日本學術界在這方面的成果顯著,其它的國家正在努力趕上。20世紀的佛教研究最重要的是表現在觀念的改變。以往的研究雖然也是在經典的整理、注釋方面,但是在認識上是不同,因為過去研究者往往或是以信仰主義或是以反信仰的立場來看待佛教。當代的學者在研究佛教時,不管是在文本的詮釋,還是在話語的權利,都有是以理性的態度來嚴肅、認真的對待。當學者們在研讀文本時,不僅在意於各個文本之間的不同的表達,更注意到文本之間的歧異所在和其背後隱含的涵義,由此再進行比較之後,找出更加清晰、合理和完整的敘述,找出文本的最早源頭,以取得了對佛教的客觀認識。20世紀的佛教研究變化還在於新方法論的建立。早期的學者多從語言學或校勘學或文獻學方面來做文本的研究,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文本的研究轉變到義理的研究,繼而再到哲學、心理學、文學、政治、經濟、文化、建築、藝術、經濟、民俗等領域的全面研究。早期學者們爭論的問題是經典的版本、語言的使用,以後又發展到教義的爭論,像日本學者鈴木大拙與中國學者胡適之間發生的關於禪宗的性質的討論,鈴木認為研究禪宗要有親身的體悟,胡適認為沒有親身體悟也可以對禪宗作學術研究等等,以及在日本和中國發生的《大乘起信論》真偽的爭論從某種角度來說都是因認識方法上的歧異而引起的,而正是這些爭論無疑又促進了佛教研究方法論的拓展。本世紀下半葉後,國際學術界曾經發生了一場“批判佛學”的討論,兩位日本佛教學者,駒澤大學松本史朗和侉谷憲昭認為,“本覺”、“如來藏”思想不屬於真正的佛教,甚至把漢傳佛教思想稱為“偽佛教”。這種“偽佛教”,在社會實踐上維護現狀,守反動,與他們所認為的“真佛教”背道而馳。受西方批判哲學的思想影響,他們認為,佛教本應是一種批判哲學,真正的佛教應該是有社會關懷的“批判佛教”。這場討論反響熱烈,1993年“美國宗教學會”年會專門為此安排了專組討論,並且出版了專門的論文集。這次討論是一次國際學術界的較大爭論,涉及到的是中國佛教的性質問題,因此顯的很有必要,也引起了中國台灣和大陸學者的注意,發表了評論。如今,20世紀即將過去,新的世紀馬上來到,佛教在新世紀仍然要不斷地發展,佛教的研究也必然要走自己的路。回顧上個世紀的佛教研究,展望21世紀的佛教研究,佛教的研究不是己經走向末途,而是剛剛開始起步。上世紀中開始建立的西方的文獻學和哲學的研究雖然仍是學者們的傳統學問,但它已不像早期歐美佛學界那樣熱鬧了,隨著東方學者逐漸掌握了歐美的研究方法,西方學者的研究必定會受到熟悉母語和受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東方學者的挑戰,東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將在世界佛學界裡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20世紀是世界歷史發生巨變的時代,人類居住的地球似乎變的越來越小,大家都住在一個地球村里,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聯繫愈來愈緊密,整個社會都在發生裂變,學術界之間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各宗教之間的對話趨勢加強,同時競爭也變得更加歷害,因此有人提出文明的對抗將成為21世紀的主題,面對此景,佛教也要不斷地調整自己,不斷地去適應社會的發展,這種適應一方面是調整心態,積極向社會靠攏,另一方面就是要提出自己的現代意義上的理論,就像當年慧能大師面對盛唐佛教的繁榮,適時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口述了《壇經》,使禪宗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確立了以後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20世紀下半葉世界佛教學術界發動的“批判佛教”運動,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被看作是對未來佛教的一種重新定位的理論探討,這是一種後現代的“憂患意識”,因此不管從佛教的層面,還是從佛學的層面,對佛教教義的研究,特別是結合當代社會的現實問題來重新闡述佛教的教義,是未來僧俗兩界和學者的一個重要的任務,而學者將在這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佛教博大精深,對佛教的研究可以涵蓋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許多領域,20世紀的佛教研究在許多領域取得的成果,已經證明了這個事實。隨著人們的視角擴大,研究的深入,研究領域的擴大將是必然的結果。人們將不再沉溺於原有的哲學、歷史、文獻、語言、文學等傳統的學科,而會把它推向更廣泛的領域,佛教與科學、佛教與社會、佛教與地域、佛教與政治等與現實生活和科學技術的關係日益會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特別是當吸收了現代知識以後的研究成果,必將會產生出一些新的觀點和理論,有些理論或許與原有的傳統主張不符,甚至相悖,但是它確實能適應現代的社會,所以,對這種百花齊放下的研究成果,人們將不會感到驚奇,會用一種平常心和寬容的心態去接納它,去看待它,當然也有人會提出相反的意見,甚至針鋒相對,未來的佛學研究還會不斷發生許多爭論,而且有的爭論甚至會超出20世紀的規模,與之相應的是學術評判的標準也會發生一些變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推動人文科學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20世紀上半葉,學術界要了解當前的學術成果,最主要的途徑是藉助於已經發表的刊物。今後,人們將會愈來愈減少對學術刊物的依賴,很多學術成果的發布和討論在網路上就能夠解決,包括宣教也在網路上進行,既使不是專門研究佛教的學者也可以找到自由地發表言論的園地,因此,未來的佛教研究與高科技結合的更加緊密,信息的傳遞和學者間的聯繫勢必加強,同時也預示了學者與非學者之間的界限將會變的更加模糊,只要對某一問題有專門研究的人才都可以被看作研究這方面的專家。所以佛學研究人才的擴大化是歷史發展的未來趨勢。總之,未來的佛教研究仍然會有一個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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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
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請常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切重罪悉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