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世紀佛學研究的成果 陳兵
20世紀初以來，隨整箇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研究風氣之大開，及佛教復興運動的掀起，佛教學術研究(時稱「佛學研究」)一度勃興，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成為文史哲研究的熱門課題之一。當時文史哲領域的一流學者，如胡適、陳垣、湯用彤、陳寅恪、蒙文通、李石岑、馮友蘭、熊十力、方東美等，無不參與佛學研究。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的僧俗學者，陣容更為龐大。50至70年代末，佛學研究在中國大陸陷入低潮，「文革」十年間幾成絕響，僅在1974年有一篇佛學論文發表。70年代末以來，隨改革開放，文化春潮澎湃，佛學研究再度掀起高潮，日趨興旺。據粗略統計，近百年間，僅佛教界創辦的發表佛學論文的刊物，總數達200種以上； 進行佛學研究及培養佛學研究人才的專門機構如「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三時學會」等，在60家以上；參與佛學研究的教內外學者多達數百名，出版的佛學專著多達數百種，發表的佛學論文在萬篇以上，成果可謂豐碩。一、佛教史的研究編寫中國漢、藏兩系佛教，都有注重撰寫僧傳教史的傳統，現代佛教界承此傳統，僧俗中頗有人從事佛教史傳之編寫。僧人中成果最著者為震華(1908—1942)，他短促的一生，留下了《僧伽護國史》、《續比丘尼傳》、《東渡弘法高僧傳》、《入華求法高僧傳》、《清代佛教年鑑》、《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夾山志》、《泰縣佛教統志》等20多種著作，多數屬佛教史傳。可惜因過度勤奮，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妙舟所撰《蒙藏佛教史》(1935)博採各種文獻，對佛教從初入西藏、蒙古直至民國初期的傳播歷史作了敘述，於歷代政府的蒙藏政策、諸大呼圖克圖的轉世系統及重要藏傳佛寺，記述尤詳。敦珠上師的《西藏古代佛教史》(劉銳之、明珠譯)，為藏族僧人所撰的本地佛教史，書中有很多佛教內部的傳說和史料。東初法師的巨著《中國佛教近代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皆為開拓性的著作，內容頗為豐贍。聖嚴法師的《世界佛教通史》第一篇《印度佛教史》，運用近代治史方法，採納海內外研究成果，為一部具近代學術水平的印度佛教史教科書。在居士界，曾任武昌佛學院教授的史一如(1876—1925)，曾編過《中華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各國佛教史》作為該院教材，大多據日人著述編譯而成。黃懺華的《中國佛教史》(1940)為現代中國人撰寫的第一部系統的中國(漢傳)佛教通史，該書雖僅十餘萬字，而內容相當豐富，史料頗為翔實，按中國佛教傳布的四大階段，分為肇始(漢—西晉)進展(東晉南北朝)、光大(隋唐)、保守(五代—清末)四章，依次論述各階段佛教狀況、政教關係、宗派分化、佛教與外道的關係，對各時期佛教思想的要義及其間傳承衍變的關係，敘述頗為精當，在今天看來仍具學術價值，被不少佛教院校用作教材。周叔迦的《印度佛教》、《中國佛學史》、《中國佛教史》三種教義專著，系濃縮多年積累的史料而撰成，「雖稱簡史，而內涵豐贍，論斷精審，自成一家之言。」(註：《周叔迦佛學論著集》蘇晉仁序言。)中國佛協編《中國佛教》是為斯里蘭卡佛教百科全書撰寫的辭條，出於教界一流學者呂chéng@①、法尊、黃懺華等人的手筆，其第一冊《中國佛教史略》、《中外佛教關係史略》、《中國佛教宗派源流》及第二冊中的《中國佛教人物》，可當作一部中國佛教史來讀，其內容甚為豐富，涵納了許多多年研究的成果。中國佛教史研究，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是學術界佛學研究的重心所在。國內第一本《中國佛教史》出版於1922年，系蔣維喬據日人境野哲的《支那佛教史綱》譯撰，有所訂正增補，為國人所見首部以近代治史方法撰寫的中國佛教簡史。在中國佛教史研究上最有威望的學者是湯用彤(1897—1964)，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1938)受到中內外學者的廣泛好評，胡適贊為「最有權威之作」(註：《胡適的日記》下冊。)，謂其方法細密，處處注重工具，痲天祥稱此書之問世使中國佛教史「才成為一門系統的科學而登上學術舞台」，「至今治斯學者，無不取之為藍本而只能在其原有的間架上有所增益」。(註：《湯用彤評傳》頁88、90。)湯氏的另一著作《隋唐佛教史稿》(1982年)，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大學講課的講義，勾畫出了全盛期中國佛教的框架。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在中國佛教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其《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二書，引用大量史料、碑記，考證精嚴，並寓以抗日救國之深意，其《釋氏疑年錄》則據大量文獻考定自晉至清初2800名僧人的生卒年，至今猶為治中國佛教必備的工具書。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 擬出8卷，1981年出第1 卷(東漢三國)，現出到第3 卷(南北朝)，該書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充分利用國內外研究成果和考古發現，內容相當豐富。郭朋自1980年以來陸續出版了《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後來又將上四書主要內容縮編為《中國佛教簡史》。日人鐮田茂雄的《中國佛教通史》，在大陸和台灣都有中譯本。開現代禪宗史研究之先河者，為著名學者胡適。他於1922年以來，先後發表過一系列禪宗歷史考辨的文章，其中重要者有《禪學古史考》(1928)、《楞伽宗考》(1935)、《菩提達摩考》(1927)等，文章中提出了對早期禪宗史的獨特見解。釋印海譯日人孤峰智燦的《中印禪宗史》，首次向國人介紹了禪宗歷史的概略。日人忽滑谷快天的《中國禪學史》雖早已由朱謙之譯出，但直到90年代才得以出版。印順的《中國禪宗—從印度禪到中國禪》，系統論述從達摩經東山法門發展至南宗禪的歷程，是書使作者獲得日本的榮譽博士。杜繼文、魏道儒的《中國禪宗通史》(1993)，系統敘述了禪宗從形成到清初「終結」的歷史。馮學成等編的《巴蜀禪燈錄》(1992)為首部系統的地方禪宗史料長篇。台灣學者關於禪宗史的著作有褚柏思《中國禪學史話》等。在其它宗派方面，研究較多的數密宗，50年代以前，有王慧蘭譯出日人伊藤弘憲等撰的《真言宗小史》印行。呂建福著《中國密教史》(1995)，是系統敘述密教在中國傳播歷程的開拓性成果，內容包括唐代密宗、元明清藏傳密教及近代密教的復興。藍吉富主編的《雲南大理密教論文集》(1990)收錄了有關滇密的研究成果，其中論文大部分是大陸學者撰寫。張錫祿《大理白族佛教密宗》(1999)是研究滇密的力作。周一良《唐代密宗》(1996)收集了作者在這一方面的多篇論文。台灣黃英傑編的《民國密宗年鑑》(1995)為研究現代密教復興的重要史料，書中所附《台灣地區四十年來密宗的變遷》是一篇用社會學方法研究台灣現代密教的論文。密教研究的重要論文還有黃心川《中國密教印度淵源》、呂建福《關於密教研究的幾個問題》等。在近現代中國佛教史和地方佛教史的研究方面，成果相當可觀。80年代後期起，台灣江燦騰陸續出版了《台灣佛教與現代社會》(1992)、《現代中國佛教史新論》(1994)、《20世紀台灣佛教的轉型與發展》(1995)等著作，其極富開拓性、原創性、持論公平、思想深湛獲得海峽兩岸學界佳評。大陸近十幾年來出版的近現代中國佛教史方面的專著有游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1988)、高振農、劉新美《中國近現代高僧與佛學名人小傳》(1990)、高振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1992)、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1994)、於凌波《中國近代佛教人物誌》(1995)、何建明《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1998)等。 蘇晉仁《佛教文化與歷史》(1998)第四部分收有近現代佛教史料14 種，近現代中國佛教方面的重要論文有蔣維喬《十年來之中國佛教》(1924)、樓宇烈《近代中國佛教的特點及其評價》(1988)、張春波《簡論中國近現代佛學的地位與作用》(1989)、何建明《民初佛教革新運動述論》(1992 )、 藍吉富《現代中國佛教的反傳統傾向》(1990)、陳兵《中國佛教的現代轉型》(1997)、鄧子美《中興與嬗變——中國近代佛教復興思潮及其啟示》(1997)、李向平《近代中國佛教僧教育的開拓》(1997)、黃夏年《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研究》(1997)、傅教石《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五次大爭辯》(1992)等。關於地方佛教史研究的專著有史金波《西亞佛教史略》(1988 )、 胡思厚《甘肅佛教史》(1993)、韓溥《江西佛教史》(1995)、鄧子美《吳地佛教文化》(1996)、釋永明《香港佛教與佛寺》(1993)等。隨藏密之東漸，自30年代以來，藏傳佛教史的研究成為學界佛學研究的熱門之一。李翊灼的《西藏佛教史》(1933)是國內首部西藏佛教簡史。此後有法尊《西藏佛教史》、恆演《西藏佛教略記》等印行。王輔仁的《西藏佛教史略》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西藏佛教的首部專著。王森的《西藏佛教發展史略》(1987)功力更見深厚。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則以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方法寫成，西藏社科院宗教所出版有藏文版《西藏佛教史》。藏族青年學者索南才讓完成了《西藏密教史》(1998)專著。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西藏佛教歷史》收有相關論文20餘篇。藏傳佛教史方面的藏文名著《佛教史大寶藏論》、《宗教流派鏡史》、《紅史》、《青史》、《主巴白蓮教法史》、《格魯派黃琉璃鏡史》、《薩迦世系史》、《雅隆尊者教法史》、《直貢法嗣》等，及米拉日巴、阿底峽、崗波巴、瑪爾巴、熱穹巴、宗喀巴等祖師傳記，也相繼被譯為漢文。關於域外佛教史，自30年代以來陸續譯出的專書有日本島地墨富等的《三國(印、中、日)佛教略史》、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渥德爾《印度佛教史》、查爾斯·埃里奧特《印度教與佛教史綱》、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愛宕顯昌《韓國佛教史》、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兩千年史》、佐佐木教悟等的《印度佛教史概況》等。中國學者撰寫的域外佛教史專著，有呂chéng@①《印度佛教史略》(1935)、周叔迦《印度佛教史》、楊曾文《日本佛教史》(1995)、淨海《南傳佛教史》、鄧殿臣《南傳佛教史略》等。近百年來，中國佛教內外學者在佛教史尤其是中國佛教史研究方面可謂成果巨大，基本上釐清了其興衰衍變的規律和歷史教訓，揭示了佛教傳播與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等的關係，對中國佛教史上的許多疑難問題進行了討論考辨，對歷來暗昧不明的西夏佛教、滇密、藏傳覺朗派等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二、佛教思想、思想史的研究對佛教教義、思想及思想史歷程的研究，百年以來一直是佛學研究的熱門課題。最早用近代方法綜述佛教思想者，為謝無量的《佛學大綱》(1916)一書。該書介紹了佛教創立及流傳的簡史、中國佛教十宗概況，將佛教教義分為論理學、心理學、倫理學三大板塊予以論述，為一本較好的佛學概論。繼之，梁漱溟在其《印度哲學概論》(1919)、《東亞文化及其哲學》(1922)二書中論述了佛家思想，提出了佛法非哲學、佛法是無神論的獨特見解。此二書享譽一時，對國人尤青年知識分子認識佛學發生過不小的影響。此後陸續問世的佛學概論著作，有蔣維喬《佛教概論》(1930)、太虛《佛學ABC》、《真現實論》(1930 )，黃懺華《佛學概論》(1935)、王恩洋《佛學通釋》(1946)、印順《佛法概論》(1949)、鄭金德《現代佛學原理》(1982)、正果《佛教基本知識》(1982)、林傳芳《佛學概論》、黃公偉《佛學原理通釋》、方立天《佛教哲學》(1986)、陳兵《自淨其心——重讀釋迦牟尼》(1998)等。國外學者的同類作品陸續譯出者有上野井清《佛教哲學》(張紱譯，1925)、邁格文《佛家哲學通釋》(江紹原譯，1927)、木村泰賢《原始佛教思想論》(歐陽瀚存譯，1970)、池田大作《我的佛教觀》(潘桂明，業露華譯，1986)等。研究佛教思想的論文為數甚多，結集成集者有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1964)、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1982)、張曼濤《佛教思想文集》(1980)、霍韜晦《絕對與圓融》(1986)、《法尊法師論文集》(1990)、印順《妙雲集》及台灣佛光山1978—1996年的《佛學研究論文集》年刊、《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1997)等。概述中國佛教諸宗思想的專書有楊文會《十宗略說》、黃懺華《佛教各宗大意》、周叔迦《八宗概要》、高觀如《佛乘宗要》等。教外學者中，任繼愈首開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佛教思想之先河。在佛教思想的專宗專題研究方面，20世紀上半葉以法相唯識學的研究最為熱烈。闡述唯識思想的著作，有太虛《法相唯識學》(1938)、王恩洋《唯識通論》、黃懺華《唯識學輪廓》、周叔迦《唯識要義》、梅光羲《相宗綱要》、梁漱溟《唯識述義》、熊十力《新唯識論》、吳汝鈞《唯識哲學》、徐典正《唯識思想要義》、楊白衣《唯識要義》等一二十種。印順的《唯識學探源》一書，溯唯識思想之源於原始佛教，是一本關於唯識思想研究的上乘學術著作。研究唯識思想的論文頗多，重要者有歐陽漸《唯識抉擇談》、太虛《阿陀那識論》、《論法相必宗唯識》，法尊《唯識三十頌懸論》、《駁歐陽漸辨虛妄分別》，福善《安難陳護四分義之看法》、《地攝兩系與奘系法相》，守培《唯識新舊兩譯不同意見》、梅光羲《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劉洙源《唯識學綱要》、景昌極《見相別種辨》、《唯識今釋補義》、繆風林《唯識今釋》、熊十力《唐代佛學舊派反對玄奘之暗潮》、蒙文通《唯識新羅學》、霍韜晦《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等。在印度佛教思想研究方面，印順的《中觀今論》、《如來藏之研究》(1981)等著作，對大乘中觀、如來藏二系學說的淵源與義蘊作了深入研究，影響不小。惠敏的《中觀與瑜伽》論述了空有二宗的宗要。演培《佛教的緣起觀》、《印度部派佛教思想觀》論述了早期印度佛教思想。郭良yún@②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1997)是一部用巴利文原典研究始佛教的佳作。李明芳《大乘佛教思想研究》、陳兵《生與死——佛教輪迴說》(1994)、永明《佛教的女性觀》、昭慧《佛教倫理學》(1995)等書，分別論述了佛教思想的某一方面。牟宗三《佛性與般若》比較西方哲學論述了佛教的佛性與般若學說。賴永海《中國佛性論》(1988)以範疇為線索，論述中國佛性思想內涵及衍變。在天台宗思想的研究方面，有聖嚴《大乘止觀法門研究》、陳英善《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王志遠《宋初天台佛學窺豹》(1989)、曾其海《天台佛學導論》(1993)等專著。研究華嚴宗思想的專著有方東美《華嚴宗哲學》、李世傑《華嚴思想要義》等。研究密教的專著有持松《密教通關》(1936)、根造編《藏密發凡》(1953)、陳健民《大手印教授抉微》、尕藏加《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1992)等。研究淨土宗思想的專著，僅有台灣廖閱鵬的《淨土三系之研究》一書。關於佛教教義及中印藏諸宗思想的論文極多，不勝枚舉。20世紀80年代以來，禪宗研究成為中國大陸佛學研究的熱點，至今尚未降溫，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最多。在禪宗思想、思想史方面，陸續出版的專著有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1986)、正果《禪宗大意》(1986)、賈題韜《論開悟》(1986)、顧偉康《禪宗：文化交融和歷史選擇》(1990)、洪修平《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1992)、潘桂明《中國禪宗思想歷程》(1992)、徐小躍《禪與老莊》(1992)、邢東風《禪悟之道》(1992)、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1995)、痲天祥《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史》(1997)等一二十部，台灣學者的此類著作有陳榮波《禪宗闡微》(1992)等。關於佛教思想的通史類專著，以呂chéng@①《印度佛學源流略講》(1979)、《中國佛學源流略講》(1976)二書最見功力，乃據作者在佛學研究班的講稿整理而成，被很多學校採用為佛教專業研究生的課本。嚴北溟的《中國佛教哲學簡史》(1986)概述了從原始佛教思想史到中國近代的佛教哲學，郭朋的《中國佛教思想史》(1995)是訖今為止卷帙最大的中國佛教思想通史。郭朋還與廖自力、張新鷹合著有《中國近代佛學思想史稿》(1989)，同類著作另有痲天祥《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1991)、李向平《救世與救心》(1993)。呂chéng@①的《西藏佛學原論》(1933)是藏傳佛教思想方面的開創性著作，班班多傑的《藏傳佛教思史綱》(1996)則為藏族學者用漢文所寫的一部較為系統的藏傳佛學通史，班班多傑還著有《拈花微笑——藏傳佛教哲學境界》(1996)一書。如果說佛教哲學思想的研究屬佛教「三學」中慧學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那麼戒、定二學的研究則相形薄弱。戒律學方面的專著，只有聖嚴《戒律學綱要》和真慧《七佛通誡偈思想研究》二書，這方面的論文為數亦不多。定學方面，南懷瑾的《禪觀正脈研究》(1989)闡釋了《禪秘要法經》所述小乘禪法。南氏的《禪法蠡測》(1955)、《如何修證佛法》(1989)二書，運用現代生理、心理、物理學知識，聯繫密法、丹道、氣功，從實修的角度，對禪宗之禪法作了深入闡發，被譽為佛教修持法的力作，在海峽兩岸影響較大。陳健民的《禪海塔燈》亦屬同類著作。陳氏在國外用英文口述的《佛教禪定》一書，從實修角度對佛教顯密禪法作了系統闡述，該書中譯本已在大陸出版(1997)。陳兵《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1992)一書，從氣功人體科學角度，對佛教諸宗的禪定之學及禪定與東方文化、當代「人學」的關係進行了全方位的論述。在佛教人物思想的專題研究方面，陸續出版的專著有方立天的《慧遠及其佛學》(1984)、《法藏》(1991)，田光烈《玄奘哲學研究》(1986)、楊廷福《玄奘論集》(1986)、塗艷秋《僧肇思想探究》、果詳《紫柏大師研究》、鄧克銘《大慧宗杲之禪法》、見正《印光大師的生平與思想》、洪金蓮《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郭朋《印順佛學思想研究》(1991)、江燦騰《太虛大師前傳》(1993)、陳慧劍《寒山子研究》、潘桂明《智@③評傳》(1997)、張風雷《智@③評傳》(1995)等。這方面的學術論文為數甚多，論文集有黃心川主編的《玄奘研究文集》(1995)、霍韜晦主編《太虛誕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論文集》(1990)等。隨法相唯識學的一度復興，與此學密切相關的佛家因明學研究自20世紀初以來再次掀起高潮，梁啓超、章太炎、章士釗、譚戒甫等名家競相研習因明，將其與中國名辯學作比較研究。呂chéng@①的《因明綱要》(1926)為現代首部因明學的通論性專著。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刪注》(1926)雖有失誤，而基本刪注得當。語言學家陳望道的《因明學》(1931)為首部以白話文寫作的因明學通論。名作家許地山的《陳那以前中觀派與瑜伽派之因明》(1931)是一篇長達6萬字的論文， 乃當時因明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虞愚也有題為《因明學》的專書出版。邏輯學家陳大齊的《因明大疏蠡測》在邏輯學和因明學的比較研究方面，被譽為「至今沒有一本著作可以與之媲美。(註：鄭偉宏《佛家邏輯通論》頁213。)陳氏還著有《因明入正理論疏悟他門淺釋》。50 年代以前關於因明學的著作還有太虛《因明概論》、周叔迦《因明新例》等。50年代以後，因明學研究在學術界仍然相當興盛，有石材《因明述要》(1981)、沈劍英《因明學研究》(1995)、霍韜晦《佛家邏輯研究》、鄭偉宏《佛家邏輯通論》(1996)及《因明論文集》(1992)、《因明研究—佛家邏輯》(1994)論文集等著作出版。50年代後因明學研究的新氣象，是對漢傳佛教界一向十分生疏的藏傳因明學研究的興起。60年代初，呂chéng@①《西藏所傳的因明》和法尊《法稱因明學中「心明」差別略說》二文，對藏傳因明學作了介紹。此後，藏文因明要典《正理滴論》(王森、楊化群各有譯本)、《集量論》(法尊譯)、《因明七論入門》、《因明學啟蒙》、《因明學名義略集》、《量學》(以上皆為楊化群譯)、《量理寶藏論》(明性譯)等，相繼譯漢出版。楊化群《藏傳因明學》(1990)、劇宗林《藏傳佛教因明史略》(1994)二書，對藏傳佛教因明學作了系統介紹。三、佛教文獻、制度、文化等的研究佛教典籍文獻的整理研究，作為弘揚佛法和發揚傳統文化之要務，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為教界、學界佛學研究的重點。《頻伽大藏經》、《普慧藏》、《中華大藏經》、《大藏經補編》、《佛光大藏經》、《藏文大藏經》等佛教全書的編纂，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是本世紀佛教文獻研究的重大工程。海峽兩岸各自編集的《中華大藏經》，至今尚未完工。方廣@④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收錄多種歷代藏經未收的佛教文獻整理本，附有研究論文，於1995年出版了第一輯(已出三輯)。用新發現的敦煌文獻、趙城金藏等古本及梵文、巴利文、藏文等文字的佛典校勘補遺，是20世紀佛典整理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金陵刻經處選編的《藏要》，其選擇、校勘之精審，為識者所讚賞。在佛典的注釋今譯方面， 重要成果有江味農《金剛經講義》(1940 )、太虛《瑜伽真實義品講要》、《辨中邊論頌釋》、《唯識三十論講錄》，蔣維喬《大乘廣五蘊論注》、圓瑛《楞嚴經講義》(1951)、南懷瑾《楞嚴大義今釋》(1960)、《楞伽大義今釋》(1965)、成觀《楞伽經義貫》(1987)、韓清淨《瑜伽師地論披尋記》、《唯識三十論詮句》，梅光羲《因明人正理論節錄集注》、范古農《八識規矩頌貫珠釋》、《觀所緣緣論貫珠釋》，郭朋《壇經校釋》(1983)、方立天《華嚴金獅子章校釋》(1983)、韓廷傑《三論玄義校釋》(1985)、杜繼文《大乘起信論今譯》(1991)、 黃念祖《大乘無量壽經解》(1981)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有重要佛典的今譯今注8種。台灣佛光出版社出版有《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數十種佛典的今譯今解。在佛典的考據、辨偽、校勘方面，教內外學者做了大量工作。《起信論》、《楞嚴經》的真偽之辨，為20年代以來佛典考辨的熱點，捲入了很多人，發表了數十篇論文，論辯直到20世紀末還在進行。周叔迦有《大藏經雕印源流記略》、《房山石刻大藏經叢考》、《宋元明清譯經圖記》、《北平圖書館藏西夏藏經小記》、《漢文大藏經中大乘經分類法的商榷》等有關佛典研究的論文發表，其《釋典叢錄》對180 余種佛典一一作了考據、評論。陳垣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1942)一書辨析考證了35種文獻的版本、源流、作者、內容等。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的研究》對印度早期佛典的形成作了細緻的研究。呂chéng@①《佛典泛論》收集了研究佛典的有關論文。中國佛協編《中國佛教》第三、四輯《中國佛教典籍》對132種佛典作了提要，皆出名家手筆。陳士強《佛典精解》(1992 )對226部佛典作了詳細的考據、提要。 關於佛典研究的專著有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道安《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方廣@④《佛教大藏經史》(1991)、杜斗城《北涼譯經論》(1995)等。佛典目錄方面的專著有呂chéng@①《新編大藏經目錄》(1983)、黃顯銘《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總目錄》(1993)。在佛教制度研究方面，周叔迦《法苑談叢·佛教的制度》對中國佛教的四眾弟子、寺院建制、管理制度、法事儀式等首次作了介紹，考證了其源流變革。南懷瑾《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1975)首次對禪宗的叢林制度作了系統研究，論述了其與中國宗法社會、中國文化、幫會社會的關係。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版的關於佛教制度研究的著作，有何茲全主編的《五十年來(1934—1984)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1986)、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文書》(1987)，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1990)、丁剛《中國佛教教育：儒釋道教育比較研究》(1988)等。台灣吳永猛出版有《中國佛教經濟發展之研究》一書。80年代後期以來，大陸佛學研究出現一股「文化熱」，將佛教看作一種文化，看作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繫，通論佛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著作，有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1988)、蘇淵雷《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1988)、孫昌武《中國佛教文化序記》(1990)、魏承思《中國佛教文化論稿》(1991)、中華書局編《佛教與中國文化》(1990)、賴永海《佛學與儒學》(1992)、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歷程》(1995)、王堯、陳楠主編《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1996)論文集等。在佛教與文學方面， 孫昌武陸續出版了《唐代文學與佛教》(1985)、《佛教與中國文學》(1988)、《禪思與詩情》(1994)、 《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1996)等著作論述佛教與中國文學的關係。這方面的專著還有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1988)、蔣述卓《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1991)、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詞》、張伯偉《禪與詩學》(1992)、周@⑤楷《中國禪宗與詩歌》(1992)、姚儀敏《盛唐詩與禪》、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1997)等。在佛教與藝術方面，周叔迦《法苑談叢·佛教文化藝術》對佛畫、佛曲、寺塔、石窟、金石文物等首次作了介紹考證，他還有《漫談佛畫》一文發表。此後，關於佛教藝術的專著有劉長久等編《大足石刻藝術研究》(1985)、羅哲文《中國古塔》(1985)、閻文儒《中國石窟藝術總論》(1987)、段文杰《敦煌石窟藝術論集》(1987)、《常任俠藝術考古論文集》(1984)、丁明夷、邢軍《佛教藝術百問》(1988)、吳焯《佛教東傳與中國佛教藝術》(1991)、陳聿東《佛教與雕塑藝術》(1992)、韓軍《五台山佛教音樂》(1992)、田青主編《中國佛教音樂選粹》(1993)、范瑞華《中國佛教美術源流》、《禪學與禪意畫》(1996)、黃河濤《禪與中國藝術精神的嬗變》(1994)、田光烈《佛法與書法》(1991)、王海林《佛教美學》(1992)、祁志祥《佛教美學》(1997)等。在佛教寺剎的研究方面，四川省民委編的《藏傳佛教寺院資料選編》(1989)和蒲文成主編的《甘青藏傳佛教寺院》(1990)二書，據史料和實地考察，對甘、青、川三省的約1600座藏傳佛寺的歷史、沿革、現狀作了詳悉介紹。漢傳佛寺研究方面，80年代以來陸續有《龍華寺》、《靜安古寺》、《玉佛禪寺》、《大興善寺》、《法門寺》、《香積寺》、《草堂寺》、《淨寺古剎玄中寺》、《白馬寺》、《廣勝寺志》、《新編少林寺志》、《山西寺廟志》(1994)等書出版。謝重光的《漢唐佛教社會史論》(1990)將寺院看作社會文化中心，論述了其多重社會功能、文化功能。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1997)長篇從文化視角，對自漢至唐佛寺的建造、沿革、制度、社會文化功能及與之相關的文學藝術、茶道、醫藥、歷算等作了系統論述。在佛教辭書方面，自華人所編首部《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編， 1919)問世以來， 相繼出版的佛教工具書有孫祖烈編《佛學小辭典》(1919)、上海佛學書局編輯部編《實用佛學辭典》(1934)、熊十力著《佛家名相通釋》(1937)、朱芾煌編《法相辭典》(1939)、明復編《中國佛學人名辭典》(1974)、王沂暖、健白平主編《藏漢佛學辭典》(1986)、萬長春編《佛教文學辭典》(1986)、慈怡等編《佛光大辭典》(1988)、佛光山出版社編《中英佛學辭典》、林忠億編《中英梵巴佛學名辭彙集》(1990)、李明權編《佛學典故匯釋》(1990)、任道斌主編《佛教文化辭典》(1991)、陳聿東主編《佛教文化百科》(1993)、寬忍主編《佛學辭典》(1994)、陳兵編著《新編佛教辭典》(1994)、吳汝鈞著《佛教大辭典》(1994)、袁賓主編《禪宗辭典》(1994)、劉保金著《佛書解說辭典》(1995)等，以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發行量最大，《佛光大辭典》卷帙最巨。論述佛法的現代意義，及將佛學與現代新思潮作比較研究，從20世紀初以來便為太虛、梁漱溟、熊十力等人所注重。太虛「抱定以佛教為中心的觀念，去觀察現代的一切新的經濟、政治、教育、文藝及科學、哲學諸文化」(註：《太虛全書》第二冊。)，發表了數十篇文章和講演，論述佛學與東西方諸家哲學、宗教、社會學說、倫理學、心理學、文藝等的關係。80年代以來，港台和大陸的各種佛刊上，這方面的文章逐漸增多，重要者如陳榮波《禪與存在主義》，陳兵《佛法與現代文明》、《佛法依正不二論的現代意義》、《自我實現與自性成佛》、《佛學與死亡學》，楊惠南《從境解脫到心解脫——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態學》、洪啟嵩《器官捐贈與佛教生命關懷》、呂建福《佛法與時代文化之省思》等。法音編輯部編印的《佛教與現代文明》，選編了該刊發表的此類文章十餘篇。台灣出版的此類著作有曉雲《佛教與時代》、聖嚴等《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蕭武桐《禪的智慧VS現代管理》等。這方面的譯作有鈴木大拙等的《禪宗與精神分析》(王雷泉、馮川譯)、阿部正雄《禪與西方思想》(王雷泉、張汝倫譯)等。百年來的佛學研究，中間雖經低潮，但於80年代後日趨興盛，正如黃夏年《四十年來漢傳佛教研究綜述》一文結語所說：「佛教研究的成果一方面保持了傳統的佛教史、佛教哲學、教義、經典、宗派和人物等領域，另一方面又擴大到佛教心理學、倫理學、政治、經濟、醫學、語言學、文學、藝術、音樂、教育、文獻學、美學等新領域，……並且形成了專題和普及知識兩個寫作系統」。 (註：《佛學研究》創刊號頁258。)成果儘管豐碩，前景無疑輝煌，但回顧歷史，不難發現20 世紀的佛教研究明顯存在薄弱環節：如對宋代以後的佛教、西域佛教、南傳佛教、淨土宗、居士佛教、女眾佛教、戒定二學等研究較少，海峽兩岸，至今尚未能完成一部分量重、水平高、持論公允的中國佛教通史；對傳統佛教尤明清佛教的弊端批判不力，對當代佛教的現狀和問題研究太少，整個佛學研究存在著與佛教現實脫節的傾向；很多著作、論文中，對佛學理解有失準確的地方太多，佛學論文雖然不少，但真正有水平、有價值的嫌少，重複勞動和可有可無者太多。佛學研究的廣度、深度、精密度，都有待於在下一世紀的不斷提高。
字型檔未存字注釋：@①原字為澄的繁體字@②原字上半部為均下加金@③原字左半部為山加豆組成右加頁@④原字為鐵的左半部右加昌@⑤原字為袖的左邊右加答字去掉一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