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愷、真諦與早期唯識學的命運徐文明摘要：本文對於慧愷從學真諦的史事進行了考察，指出慧愷前後兩次從學真諦，但真正參與譯經並發揮核心作用始於第二次。真諦弘法非時、屢受挫折有多種原因，其不諳政治、所投非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這不僅決定了真諦本人及其僧團的命運，也使早期唯識學註定了偏居一隅、不絕如縷的悲慘遭遇。關鍵字：慧愷，真諦，唯識學，玄奘，命運。慧愷(518-568)是真諦(499-569)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也是他譯經的得力助手，二人是真諦僧團和早期唯識學派的核心人物，他們的命運也決定了早期唯識學派的命運。學界對於慧愷與真諦的關係及其在真諦門下的地位早有定論，然而對於他何時從學真諦尚有疑意，需要進一步的考察。據《續高僧傳》卷一慧愷傳：智愷，俗姓曹氏，住楊都寺。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諦。愷素積道風，詞力殷贍。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結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1]如此慧愷是與法泰等前後到達嶺南，在那裡奉事真諦的。據《法泰傳：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轢淮海，住楊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匠當時。有天竺沙門真諦，挾道孤游，遠化東鄙。會虜冠勍殄，僑寓流離一十餘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為廣州刺史歐陽頠固留，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艱辛，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文義。[2]這裡說得比較清楚，法泰與僧宗、慧愷等一起到達嶺南，從學真諦於廣州。又據《真諦傳》：至文帝天嘉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準、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勞問。諦欣其來意，乃為翻《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覆疎宗旨。而飄寓投委，無心寧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述眾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修人事，權止海隅，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發自梁安，泛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請翻新文。諦顧此業緣，西還無措，乃對沙門慧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3]這裡的敘述有點顛倒。真諦由於在華弘法不順，又至晚景，故意欲歸國。於天嘉三年(562)九月從梁安(今福建省南安市)泛舟西行，結果被風吹還廣州，於其年十二月中登岸，時刺史歐陽頠延住制旨寺，請譯新經。法泰、慧愷、僧宗、法準、僧忍等就是此時聞風來到廣州。然據慧愷《攝大乘論序》：愷昔嘗受業，已少滌沈蔽。服膺未久，便致暌違。今重奉值，倍懷蹈舞。復欲飡和稟德，訪道陳疑。雖殷懃三請，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圖，心魂靡托。[4]這表明慧愷於天嘉三年末或四年正月來到廣州，是與真諦再次相見，以往曾經受業於真諦。然而慧愷何時初次見到真諦的呢？真諦於太清二年(548)首次來到建康，而慧愷為都下阿育王寺僧[5]，二人相見，最早應在此年。據慧愷自述，二人初次相值時間不長，「服膺未久，便致睽違」。真諦太清二年(548)至京，不久侯景亂梁，他便東至富春。大寶三年(552)他被侯景請入台城，承聖三年(554)二月他再次離開京城，來到九江、豫章。據《真諦傳》：以太清二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雲殿竭誠供養。諦欲傳翻經教，不羨秦時；更出新文，有逾齊日。屬道銷梁季，寇羯憑陵，法為時崩，不果宣述。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大寶三年，為侯景請還，在台供養。於斯時也，兵飢相接，法幾頹焉。會元帝啟祚，承聖清夷，乃止於金陵正觀寺，與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保度嶺，至於南康。並隨方翻譯，棲遑靡托。逮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止臨川、晉安諸郡。[6]這是真諦來華後到再次見到慧愷前的一段經歷，其間兩度居於京城。初以太清二年(548)八月至，然不久侯景叛亂，其年末攻建康，圍台城。真諦遭此變亂，便步入東土，逃至浙江富春。雖然真諦何時離開京城不明，但從其來京到侯景入寇時間很短，慧愷這段時間從學的可能性很小。大寶三年(552)，真諦為侯景所請，重歸京城，然其年三月侯景敗亡，其受請當在年初。從大寶三年(552)初到承聖三年(554)二月，真諦在京兩年，其時侯景已平，京城粗安，是以他在正觀寺與願禪師等名德二十餘人翻譯了《金光明經》，慧愷從其受學當在此時。令人驚奇的是，真諦偏偏在京城安定時選擇了離開，由此開始了他的顛沛流離之旅，這應當不是他本人的意願。對於他再次離京的原因，史傳皆未明述，然而他被侯景「請還，在台供養」，肯定為其主要原因之一。作為一個外來僧人，真諦雖然學識淵博，但對政治卻是一竅不通。大寶三年(552)初侯景已是窮途末路，此時真諦卻受其迎請，是十二分的不明智，當然以侯景之凶暴，不能直接拒絕，但稍事遷延亦無不可。梁元帝心胸狹隘，雖兄弟子侄不能見容，對於此事肯定心中不快，然初時天下未安，戰事頻發，顧不上管這類小事，等到武陵授首，長沙亂平，他就開始算帳了。承聖二年(553)末，王僧辯回到建康，三年二月，王僧辯加官晉爵，為太尉、車騎大將軍，就在此時，真諦被迫離開了京城，來到九江，不久又來到豫章。真諦這次離開，事實上是被放逐，因此匆匆出行，慧愷很可能未及跟隨。真諦在豫章時，結識白馬警韶(508-583)。據《警韶傳》：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將通道務。時逢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為戒師。會外國三藏真諦法師，解該大小，行攝自他，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諦嘆曰：「吾游國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為翻《新金光明》並《唯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諺「瀉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7]可見警韶也是在建康平定之後離開的，其理由是「從危難後，世改情浮」，可能也有難言的苦衷。在豫章，他受到占據新淦的黃法??的敬仰，受請為菩薩戒師，還在這裡遇到了真諦，得到真諦的稱讚和指授，時以提婆、顏回譽之。他還協助真諦翻譯了《金光明經》、《唯識論》、《大般涅槃經論》、《中論》、《長解脫》、《十四音》等。然而真諦在豫章時間也不長，後遷居新吳，他既然可能得罪了元帝，此地也在其勢力範圍。就在這時，真諦似乎遇到了一個新的機遇。其時元帝已經一統江南，但嶺南一帶原屬曲陽江侯蕭勃的勢力範圍，因元帝勢大，蕭勃不能自安，請求入朝，元帝乃以王琳代其為廣州刺史，蕭勃於是退居始興以避之。蕭勃內心裡對元帝肯定不滿，又手握重兵，成為當時嶺南唯一不受元帝直接轄制的力量。因此真諦於承聖三年(554)九月來到始興，開始了與蕭勃的一段因緣。據偽智愷《大乘起信論序》：值京邑英賢慧顯、智韶、智愷、曇振、慧旻，與假黃鉞大將軍太保蕭公勃，以大梁承聖三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興郡建興寺，敬請法師敷演大乘，闡揚秘典，示導迷徒。遂翻譯斯論一卷，以明論旨，《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緣經》兩卷，《九識義章》兩卷。傳語人天竺國月支首那等，執筆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訖。[8]此序為偽托慧愷之作，自不待論，然陳寅恪以為其中一段為真實史料[9]，因為承聖三年(554)九月蕭勃、真諦確實在始興，完全有可能一起譯經。不過，慧愷當時不可能在始興，其為筆受亦是妄傳。慧愷已經說得很清楚，他初次從學真諦，時間很短。真諦離京西行豫章，情勢危急，慧愷應當未能從行。在此偽序出現以前的史料中，未有一言提到真諦流浪江西時與慧愷有涉，在《攝大乘論》、《俱舍論》二論翻譯之前亦未有一部譯著與慧愷有關。真諦自言「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結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這表明真諦感嘆早期的翻譯因為缺少慧愷這樣得力的助手而頗多欠缺，足以證明慧愷此前未曾參與真諦譯事。由於有了蕭勃這樣強勢的人為外護，真諦度過了一生中難得的安定的日子。承聖三年末，江陵覆沒，元帝被殺，蕭勃復據廣州，勢力再振。然而好景不長，由於陳霸先殺王僧辯，謀奪梁室社稷，蕭勃不得已，便於太平二年(557)二月起兵，派部下歐陽頠等度嶺至南康，真諦亦隨行，然而歐陽頠為周文育所擒，送歸建康，蕭勃三月便敗亡。真諦頓時又陷入無處安身的困境，永定二年(558)七月回到豫章，又到臨川，再到晉安，再次被迫過起了顛沛流離的生活。真諦再到豫章時，警韶尚在，以他這樣曾經追隨叛臣的身份，不受追究就已經不錯了，自然無人敢於收留，幸好警韶曾受時任高州刺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的功臣黃法??的崇尚，並為陳武帝所重，自然可以對之照應。然陳文帝「敕請還都，戒范承仰」，其時大概在天嘉元年(560)，警韶自然無法再照顧真諦了。於是真諦又流落到臨川，再到福建晉安(福州)，後至梁安。天嘉三年(562)九月，真諦從梁安出發，欲往故國，結果被大風吹到廣州，由此開始與慧愷的再度合作，這也是他晚年成就最大的一段時光。與蕭勃的知遇，決定了真諦一生的命運。如果說他可能由於受侯景之招而不能見容於梁，而與蕭勃的因緣又決定了他終生不能受崇於陳。然而後來蕭勃舊部歐陽頠因與陳霸先有舊，復主南海，真諦飄還廣州，又受到歐陽頠父子的支持。天嘉四年九月歐陽頠卒，其子歐陽紇繼為廣州刺史，繼續充當真諦的外護。可謂成也蕭勃，敗也蕭勃。萬幸的是，真諦於太建元年(569)正月去世，因為是年九月歐陽紇由於受到朝廷的猜忌，被迫舉兵造反，二年春便被平定，歐陽紇被誅，真諦算是避免了最後一次受到牽連。由於在政治上缺乏頭腦，使得真諦始終過著艱難的生活。在廣州的最後近十年，雖然得到了慧愷等人的幫助，在譯經說法上成就很大，但生計依然難以保證。表面看來，真諦得到了歐陽紇的大力支持，生活應該不會出現問題。事實上卻不然，據《真諦傳》：一日氣屬嚴冬，衣服單疎，忍噤通宵，門人側席。愷等終夜靜立，奉侍諮詢，言久情諠，有時眠寐。愷密以衣被覆之。諦潛覺知，便曳之於地。其節儉知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喟然憤氣，衝口者三。愷問其故。答曰：「君等款誠正法，實副參傳。但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跪而啟曰：「大法絕塵，遠通赤縣，群生無感，可遂埋耶？」諦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後，當盛弘之。但不睹其興，以為太息耳。」[10]真諦晚年還是過著幾乎是啼飢號寒的生活，冬天連衣服都不足，這恐怕不能簡單地說成他的「節儉知足」，雖然真諦對於艱苦的生活能夠忍耐，而對於「弘法非時，有阻來意」，卻是無法釋懷，至陳光大二年(568)六月，他因「厭世浮雜，情蔽形骸」，於南海北山「將捐身命」，雖然這體現了他「早生勝壤」的理想，而在俗世看來，這確實是企圖自殺。這一事件對於真諦的門人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們充分感受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企圖設法解決問題,據《真諦傳》：時宗、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楊輦碩望，恐奪時榮，乃奏曰：「嶺表所譯眾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陳世。[11]這段文字被廣泛引用，成為唯識理論不能流行於中國的經典解釋。這裡有兩個方面需要解釋，一是不讓真諦回建業的主要責任人是誰，二是唯識理論是否真的在政治上有害。僧傳顯然是將阻撓真諦回歸的主要責任人歸之於佛教內部的「揚輦碩望」，以為他們「恐奪時榮」，害怕真諦一來，他們的利益會受到損害，這些京城名僧當然是指當時最為興盛的三論宗和成實宗的大德，其實當時據說曾經和他共同譯《十七地論》的寶瓊(504-584)任京邑大僧正，其弟子警韶也是京城名僧，將責任推到京城名德身上不一定符合事實。換句話說，即便名德反對，如果皇帝執意邀請，他們又豈能力阻！最為關鍵的是「帝然之」，朝廷對真諦一直心懷疑慮，根本沒打算讓他入京。第二個方面，所謂「言乖治術，有蔽國風」，其實是針對有陳一國。真諦同蕭勃曾經合作，這是陳朝最為不能容忍的，其後又受蕭勃的舊部歐陽頠父子的供養，難免會引起朝廷的疑慮。另外真諦所傳的唯識學說與陳朝所崇尚的空宗大相逕庭，這也是致命的因素。據《法泰傳》：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翫《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三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閴爾無聞。[12]法泰於太建三年(571)回到建業，並攜帶了真諦新翻的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雖然他極力宣揚新說，但卻無人信受，以致「法座絕嗣」，默默無聞。帝王對宗教的干預不可低估，梁武帝崇尚《大論》和《成實》，於是學人望風歸靡。陳武帝雖然在佛學的造詣上與梁武帝無法相提並論，卻有「好異前朝」、顯示自己的習氣，於是推崇《大品般若經》和三論，這是三論宗在陳朝極為興盛的重要原因。真諦一派在政治上受到猜忌(「言乖治術」)，在學風上與朝廷所崇空有異趣(「有蔽國風」)，其在陳朝不能流行就非常自然了。由於陳朝朝廷打定了讓真諦學說流於荒服的主意，因此「南海新文，有藏陳世」，基本上終陳一朝，真諦譯典在南方默默無聞，無人信受。這表明朝廷事實暗地裡採取了對真諦一派封殺的措施，即便是真諦卒後，其後學和思想依然受到影響。非但法泰未能成功，其他門人亦然。真諦卒後，僧宗、法準帶著經論來到廬山，道尼也到九江，他們根本未回建業。真諦菩薩戒弟子曹毘晚年回到江都，在白塔寺等處開演諸論，聽講學士如禪定僧榮、日嚴法侃等都是名僧，然斯時已經到了隋朝。智敫在廣州「相續敷弘，最多聯類」可以說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一個，「同聽諦席，未有高者」，但也只能限於嶺南一隅。任繼愈等指出，瑜伽行「學派的性質，要求從事研究者必須有錢有閒有文化，三者缺一不可……爭取一個政治穩定而又富有財產的權勢者的支持，是它得以傳播的最重要的條件」[13]。由於唯識學派的特殊性，其生存發展對外部環境的要求更高，需要一個穩定的場所，豐厚的供養，還得有水平極高的老師和智商極高的一批人才，這些條件是真諦一系所無法完全滿足的。首先，由於遭逢亂世，真諦長期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根本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場所讓他安心譯經。其次，雖然也有有實力的外護的支持，但這種支持都是一時的，也未必都是真心供養，因此其生計經常陷入困境。雖然佛教徒不追求奢華的生活，但唯識學因其繁雜細密的理論體系研究起來極為吃力，自古號稱難治，要耗費大量的腦力和時間，因此必須有足夠的供養，而這一點真諦一系始終不能具足。再次，真諦的水平是勿庸置疑的，但由於時艱世亂，飄泊不定，在他的早期無法在身邊聚積一批得力的人才，使得其翻譯和研究工作無法正常進行，直到晚期最後數年身邊才有了慧愷、僧忍、法泰、僧宗、法準等一批人才。將真諦學派與玄奘學派相對比，就可以明了為何二者在成果上差別如此巨大了。由於直接得到皇帝的信任和大力支持，玄奘可以集中精力從事翻譯工作，根本不必為生計費神，身邊又有傾一國之力而集中起來的一大批優秀人才，人力、物力、財力樣樣具足，難怪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了。而真諦一系除了他自身水平極高之外，其他樣樣不如玄奘，在政治方面甚至經常受到打壓，怎麼可能出成果呢！北山神清曾對真諦、玄奘僧團及前後唯識學的遭逢進行過比較，據《北山錄》卷四：南土四朝克尚玄理(宋齊梁陳)，資於龍樹提婆為不拔之論。真諦雖譯《對法》、《唯識》等部(真諦三藏陳朝至)，會王室多虞，天步孔艱(孔甚艱難也，後主變亂也)，承業學徒，所究未弘。有法遇鑽研講記，殆乎過半。惜哉短命，不極其志。將死之日，勒焚遺草，聞者為之涕零。自後其徒沒沒焉(遇法師所討唯識未盡其旨，而至唐慈恩著《唯識疏》十卷)，洎真諦南回，綜習無聞。故色心之學終少聞於盡善，章疏之家必先意於空理(自真諦去後，少傳法相，多弘空性也)。 國初玄奘(貞觀年)譯《唯識》授門下基(窺某姓尉遲，字洪道，鄂公敬德之猶子也，造百本疏，慈恩和尚也)，兼之《瑜伽》也(並大乘論)。譯《俱舍》授門下光(未詳)，兼之婆沙也(並小乘論)。可謂法相光華，名數淵弘，精搜真俗，通乎大道。彼空宗之學悄若乎不紓其志也(奘三藏，自貞觀年往西國，學經論法相。至貞觀回，大弘法相。空性之徒睹之，若風恬而波偃)。[14]這段評述並不十分嚴謹準確，但也道出了空有兩宗在中國此消彼長的一段歷史。生計的艱難，弘法的受阻，不僅使得真諦自己情緒低落，健康受損，還使他最為得力的助手慧愷不幸早亡，這對真諦可說是致命的打擊，次年他便鬱鬱而終，也使得整個僧團「法侶凋散」。在兩個核心人物相繼去世後，早期唯識學派的命運事實上已經終結了。然而唯識法門並未徹底消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為真諦四傳弟子(第一法泰，第二靖嵩，第三道基)的玄奘遠走印度，回國傳法，終於使唯識學派大盛於天下，不僅實現了真諦的預言(西北大國，當盛弘之)，更是完成了他的心愿，其於淨域亦應為之欣然。[1] 大正藏50冊，431頁中。[2] 《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50冊，431頁上。[3] 《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50冊，430頁上。[4] 大正藏31冊，112頁下。[5] 慧愷《律二十二明了論》後記，大正藏24冊，672頁下。[6] 大正藏50冊，429頁下至430頁上。[7] 《續高僧傳》卷七，大正藏50冊，480頁上。[8] 大正藏32冊，575頁上中。[9] 《梁譯大乘起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真史料》，《金明館叢編二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 大正藏50冊，430頁下。[11] 大正藏50冊，430頁中。[12] 大正藏50冊，431頁上。[13] 《中國佛教史》第三卷，22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14] 大正藏52冊，599頁下、600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