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如今各地寺院或信眾組織的放生活動非常普遍，但放生究竟有哪些經典依據？放生有何等功德福報？合理放生應當採取何等方式？古代高僧怎樣看待放生？歷代政府又是何等態度？
戒殺只是消極善行，放生才是積極善行。
沙彌慈心救活群蟻，夭折命運頓時改變。
能夠既戒殺又放生，當然功德也會倍增。
「放生」典出於大乘佛經，盛行於中國內地，西藏亦然，也流傳於日本和鄰近的韓國與越南等地。放生的活動，是基於眾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輪迴生死的因果觀念，所謂「吃它半斤，還它八兩」，如果能夠既戒殺又放生，當然功德倍增，此等感應靈驗的事例史不絕書。
《雜寶藏經》卷四記載：有一沙彌的師父見他七日之內壽命將終，要沙彌返回俗家，七天之後再來，但沒有說明原因。他在返家的路上看到一處池塘缺口，池水灌入池邊的蟻巢，眾蟻慌張奪路逃生。但是螞蟻逃生的速度哪有池塘缺堤那麼快速？眼看無數螞蟻即將淹死，沙彌就用自己的袈裟包上土，把池塘缺口堵住，救活了所有的螞蟻。過了七天，沙彌在俗家玩得無聊，又回到他師父跟前。師父一見覺得驚奇，問他這幾天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沙彌以為師父說他犯了戒做了壞事，非常恐懼，答說什麼也沒做。師父是羅漢，即用天眼觀察，知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好事，那就是救起被淹的螞蟻。後來這位沙彌轉夭為壽，得以長命終老。
放生的根據，最為佛教徒所熟悉的有兩部經。一是《梵網菩薩戒經》，其中提到：「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是故六道眾生皆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世人見殺畜牲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說菩薩戒，救度眾生。」另一部《金光明經》卷四《流水長者子品》，也提到有關釋迦世尊往昔行菩薩道的一段記載：當時世尊名叫流水長者子，有一天他經過一個很大的池沼，時逢天旱，而且有人為了捕魚，把上游懸崖處的水源堵塞，使得池中水位急速下降。長者子眼見上萬大小魚類瀕臨死亡邊緣，又無法從其上游決堤引水，於是為了救活魚群，不得已向當時國王請求派二十隻大象，用皮囊盛水運到池中，直到池水滿足，並且飼以食料，方才救活這些魚群。
《梵網戒經》是放生的理論依據，《金光明經》則是開設放生池的依據，其他大乘經如《六度集經》卷三有放生記載，而玄奘三藏《大唐西域記》卷九也講到雁塔的故事。傳說在中印度摩揭陀國有一個小乘的寺院，住著若干小乘比丘，他們本來不禁三種淨肉（所謂三種淨肉，是指不見為己殺、不聞為己殺、不疑為己殺的肉類）。有一天一位比丘沒有得到肉，正好有一群雁從天空飛過，他就向雁群禱告說：「今日有僧缺供，大菩薩你應該知道時間了。」雁群應聲自動墜地而死，比丘本來不信大乘，不相信雁是菩薩，所以用戲言來調侃大乘，想不到那一群雁就是菩薩顯現而來感化他們的。小乘比丘慚愧不已，互相傳告，「這是菩薩，何人敢吃？從今以後，應依大乘，不再食三種淨肉」，並且建塔營葬雁體。
可見，放生是從戒殺而衍生的，也可以說戒殺的進一步必定是放生。戒殺僅是止惡，是消極的善行，放生救生才是積極的善行；如果僅僅止惡而不行善，不是大乘佛法的精神。因此在中國，從北齊蕭梁以來便提倡斷肉食、不殺生，且放生的風氣也從此漸漸展開，從朝廷以至民間，由僧眾而至俗人，都以素食為尚。歷代政府為了表示推行仁政，年有數日也定期禁屠；而從中央以至地方，或者為了祈雨禳災，也都有放生禁屠之舉。如梁武帝就曾下詔，禁止屠殺生命以祭祀宗廟；梁代慧集比丘自燃兩臂，遊歷諸州，以乞化所得贖生放生；隋天台智顗大師發起開築放生池，為被放的魚類講《金光明經》和《法華經》，又購買各類糧食飼予魚鱉；陳宣帝時，敕國子祭酒徐孝克撰寫《天台山修禪寺智顗禪師放生碑文》，這是中國有放生池及放生會記載的開始。此後由唐至宋及明，無不盛行放生。如唐肅宗時，刺史顏真卿撰有《天下放生池碑銘並序》。宋朝的遵式及知禮兩位大師，也極力提倡放生。明末蓮池大師雲棲袾宏，是歷代高僧之中提倡放生最積極的一位。他在《竹窗隨筆》中有《如來不救殺業》《食肉》《齋素》等文，又在《竹窗二筆》中寫有《衣帛食肉》《戒殺延壽》《放生池》《醫戒殺生》《因病食肉》等篇，在《竹窗三筆》中也有《殺生人世大惡》《殺生非人所為》《人不宜食眾生肉》等文，鼓勵戒殺放生。除了素食的文字之外，他也寫了《放生儀》及《戒殺放生文》，以備大眾於放生時對所用儀式有所依準。在現代人中，有弘一大師書、豐子愷畫的《護生畫集》計六冊；另有一位蔡念生運辰居士，一生提倡戒殺放生，他編集了歷代有關動物也有靈性和感應的故事成為一書，名為《物猶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