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中華傳統八德詮解叢書》由中國方正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據了解，這是國內首部以叢書形式詮釋中華傳統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主要內容的通俗理論讀物，共70餘萬字。叢書由楊朝明、宋立林主編，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出版時間：2017-02-28
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擔任叢書主編。叢書共分《孝德詮解》《悌德詮解》《忠德詮解》《信德詮解》《禮德詮解》《義德詮解》《廉德詮解》《恥德詮解》8冊，分別闡釋了德目的起源、涵義和本質，論述了該德目與個人修養、社會和諧和國家治理的關係。
延伸閱讀：
人生不能離「八德」
楊朝明
為什麼要講「德」?
民間有句罵人的狠話，叫作「王八蛋」，據說是「忘八德」的訛傳。中國自古重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些觀念早已深入人心，「八德」不齊就被人不齒。對那些不忠不孝、沒有信義、粗暴無禮、寡廉鮮恥的人，往往斥之以「忘八德」。還有一種說法，因為在「八德」中「恥」列最後，無恥之人被罵為「王八蛋」，就是忘了「第八德」。這些說法，或許是後來的附會，但「話粗理不粗」，它顯示了歷代對「德」的重視。
那麼，什麼是「德」?說起來，「德」很抽象。不過，《說文解字》說得很容易理解：「德，升也。」德有登高、攀登的意思。這就不複雜了，人有了德，便不再是「俗人一個」，就進步了，就與原來不一樣了。
在古籍中，「德」有時與「得」相通，有的註解說「德者，得也」。中國傳統的人文教育要「止於至善」，《大學》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人知道努力方向，明白走向哪裡，才能神定心靜、踏實安寧、思慮周全，才會有「得」。人生不迷茫，就能登，就能得，就具有了「德」。
「道」與「德」可合成一個詞，即「道德」。「道」與「德」本來也有分別。「道」無言無形，卻承載一切，只能用思維意識去感知它;「德」則用來昭示「道」，有德的人順應道，按照自然、社會、人生的需要去做人做事。
正像老子的著作被稱為「道德經」一樣，孔子的《論語》《孔子家語》等也可以說是孔子的「道德經」，其中所談也是「道」與「德」的問題。孔子常說「修道」與「立德」的問題。孔子說：「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這話說透了「道」與「德」的關係。為什麼「善惡到頭終有報」?為什麼「多行不義必自斃」?仁、義是「人道」的要求，人不仁不義，必定不會有好結果。只有遵道而行，德行才好。
春秋末年，孔子認為「天下無道」「禮壞樂崩」。「道」就是價值體系，「天下無道」意味著價值觀混亂、是非觀扭曲。「天下無道」時，德行的好壞就失去了標準，人們紛紛跨越是非界限，令人咋舌的「缺德」現象頻頻上演。
「德」不「明」，則「道」不「尊」，就意味著失去了應有的價值體系，長此以往，後果就極其嚴重。孔子說：「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馬是良馬，若不遵循駕車之道，也不會順利前行。治國同樣如此，「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國家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如果治理無「道」，國家就不會真正強大。
「知識就是力量」，但「力量需要方向」，所以《中庸》說「道前定而不窮」。無論大事小事，都有「好」與「不好」的標準，《莊子》說「道」就在人的日行坐臥之間。遵「道」而行便是「德」，德行的好壞、高低，要看與「人道」契合的程度。在人生的道場上，每個人都是舞者，都是表演者，我們不妨「把崗位當道場」，以工作為「修煉」。事實上，人有沒有「格局」，有沒有「氣象」;「目標」對不對，「結果」好不好，其實都由「德」來決定!
「八德」是怎樣形成的?
早在幾千年前，中華民族就崇德、尚德，強調「有德於民」「克明俊德」等等。《尚書》中說到了「九德」，那時，仁、義、聖、智、信、孝、慈等概念已被普遍使用，各種「德」都圍繞這些概念鋪陳闡發。
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春秋時期的思想家繼續凝練提升，認識更加全面、系統、嚴謹。如管子較早提出了「四維」的概念。《管子·牧民》篇說：「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戰國時期，人們更為關注君臣、父子、兄弟、長幼、夫婦這些社會關係。如《郭店楚墓竹簡》中有「六德」說，即聖、智、仁、義、忠、信。孟子提出了仁、義、禮、智「四端」之說。無論「六德」還是「四端」，所論都是中國早期思想家探討的中心話題。從「四維」 「六德」到 「四端」「五常」，雖然角度不同，卻都為「八德」的出現作了充分準備。
到宋代，人們對儒學與社會改良的認識更為清晰。他們更加注重自身修養，注重向人心「內求」，同時也從社會結構出發，立足於「中國」文化立場，更注重個人、家庭對於國家和諧穩定的關係，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家國情懷。
最晚從北宋真宗時期，人們已經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連用，天禧年間的楊億(字大年，974—1020年)有《楊文公家訓》，其中說：「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此後，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並稱連用的越來越多，有的稱其為「八德」，有的稱其為「八行」或者「八端」。
「八德」之間是何關係?
「八德」雖然有一定的並列關係，但也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孝、悌、忠、信為第一個層面，即正心誠意的內在修為;禮、義、廉、恥為第二個層面，即個人修為的外化，是修身的體現。二者緊密相聯，是遞進的關係。
如果細緻探究，在「八德」之中，「孝」與「悌」、「忠」與「信」、「禮」與「義」、「廉」與「恥」意義相鄰相近，可分別組成一組概念，而且它們同樣層層遞進，有內在的關聯。「八德」實際上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一、孝悌
人來到這個世界，首先得到的是父母的悉心呵護以及兄長、姐姐等人的照顧，沒有父母的生養和兄姊的扶持，就沒有自己的一切。人之為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必須理解和感恩這種關愛與照拂，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就失去了做人的前提。因此，子孝於父，弟敬於長，是做人的第一要義。
孔子晚年，魯哀公認為孔子教導自己很多、很完備了，可是，要從哪裡具體開始做起呢?於是，孔子給他開出了良方。孔子說：「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之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因此，孔子當年施教，「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
「立愛自親始」，這話極其重要!孔子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人有仁德才算是「人」，做人最基本的就是「親親」。在這樣的邏輯起點上，孔子儒家展開論述，中國傳統倫理大廈也由此築牢了根基。「為仁」便是修身，修身需要「恕道」，需要推己及人。由「親親」而「不獨親其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進而「愛眾」「愛物」。
由此，我們讀懂了孔子。人「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才能社會和睦，人心和順。培養愛、敬之心，就要從孝悌著手。
二、忠信
在「孝悌」之後，孔子接著就講「忠信」。《論語》記載孔子的話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後來《弟子規》總結為「首孝悌，次謹信」。「謹信」與「忠信」意思相同。
如果說「孝悌」是講做人，「忠信」則是講做事;如果說「孝悌」是講情感，「忠信」則是講理性。「忠」是無私，盡心竭力;「信」是誠實，真心誠意。
理解「忠信」，「忠」是關鍵。如果僅僅把「忠」理解為臣下對於君上的忠心，則是將它的內涵看得太狹隘了。「忠」字從「中」從「心」，是說一定要把握「中」、把握「度」，不偏不倚，不「過」亦不可「不及」。
孔子從衛國返回魯國，路過大河時，發現河水十分兇險，可偏偏有一位壯年男子竟從那裡渡河，而且成功地從對岸游出。孔子感覺奇怪，於是問他緣故。那人說：「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原來，他就是順遂波流之性，而不敢逞一己之「私」。這便是「忠信」!
孔子弟子子張向老師請教，到底怎樣做才能處處通達，到哪裡都能行得通。孔子告訴他六個字：「言忠信，行篤敬。」孔子認為，人應時刻將「忠信」「篤敬」裝在心中，指導行動。否則，在哪裡都行不通。
三、禮義
人修身，是為了適應社會，處理好與他人、集體、國家乃至自然環境的關係，做一個「社會的人」。為此，人應該把自己放在社會中，遵守社會規範。《禮記》說「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這裡的禮義，指禮的內涵。
怎樣修「禮義」呢?中國古代非常注重「成人」教育。所謂「成人」，就是具備人的內涵的人。《左傳》中說：「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人能「自曲直」表現在「赴禮」上，這就具備了正確的價值觀，符合「禮」的要求。這個「禮」就是指禮義，即「禮」的本質內涵。
人之成人，要從最基本的行為做起，所以《禮記》說：「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在談到儒者的行為方式時，孔子說「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乾櫓」，以忠信為盔甲，把禮義當盾牌，具有忠信的修養，遵守社會的禮義，人的修身功夫就差不多了。所謂「器利則事成」，一個人把禮義作為器具，做事才成效可期。「禮義」可理解為禮的本質，也可理解為「禮」與「義」。
在「八德」中，「禮」與「義」是分別說的。「禮」是指具體的儀式或者規則，「義」則是與之相適應的、適宜的做法。孔子曾說：禮者，理也;義者，宜也。廣義地講，「禮」是德與法的有機統一，內涵極其豐富寬泛。作為「八德」之一，「禮」則有道理、規章與法則之意;「義」則是「事之宜也」，人們按照該做的去做就是「義」。
孔子、孟子都十分重視「禮」與「義」。孔子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孔子用「出必由戶」來說明人遵循社會規範的必要性、合理性。比如觀察一個人，只要「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也就無法隱藏真實的自己了。孔子說的「所由」，就是看你走陽關大道，還是熱衷於歪門邪道、旁門左道。孟子也發揮了這個思想，說：「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他認為，人行走時從路上走，出門從門裡過，自然而然，天經地義，人人都應如此。
四、廉恥
「廉恥」即廉操與知恥。人修禮義，才有廉恥;對於國家治理，「廉恥」二字十分重要。《淮南子》說：「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
從字的本義講，「廉」指堂屋的側邊、稜角，比喻正直、剛直，廉潔、廉正、廉明，有節操、不苟取，指品行端方而有氣節的人。「恥」即恥辱、可恥，指內心裡的羞愧感、羞辱感。明禮義，知廉恥，才有行為界限，從而循理而動，否則就是不廉，就是恥辱。
中國早期特別重視為政者的廉恥教育。孔子說：「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管理「君子」時，首先用「禮」駕馭其思想，在具體管理細節上融入「廉恥」觀念。
「君子」的本義是對統治者和貴族男子的統稱，它的本義與引申義之間的聯繫，明確昭示了一個道理：對於為政者，因為責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貴的人，就應該是高尚的人。
以前有「刑不上大夫」的說法，人們以為這是貴族享有特權的證據，其實不然。孔子與弟子冉有討論過這一問題。孔子說得明白，這不僅不是什麼特權，恰是對「古之大夫」的更高要求。大夫行為不廉，罪名是「簠簋不飭」;淫亂而男女無別，罪名是「帷幕不修」;欺騙君上、心不忠誠，罪名是「臣節未著」;軟弱無能、不勝任工作，罪名是「下官不職」;違反綱紀，罪名則是「行事不請」。這些都是從正面說明該怎樣做。之所以故意諱言，就是為使之「愧恥」。
還有，如果大夫所犯罪行屬於五刑範圍之內，就讓他們自己前往宮闕請罪，而不讓官吏捆綁牽引凌辱他們;犯了重罪，則接受君命北面跪拜自殺，也不派人揪按而刑殺。這樣，雖然「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仍「不失其罪」。
繼續講好「八德」的故事
上世紀20年代，著名學者柳詒徵撰文指出：「今日社會國家的重要問題，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敗壞社會國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為也。苟欲一反其所為，而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焉，則必須先使人人知所以為人，而講明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他說的話雖然已經過去近百年，但對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孔子儒學教人修德做人，正如一位西方作家所說：「在孔子學說的影響下，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從孔子到今天，雖然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孔子所確立和闡述的很多價值觀念仍然是我們的立足點。
從「八德」的形成及其內在關聯看，它已融入了古代中國思想精英關於德性問題的全部思考。我們不宜動輒說「道德是束縛人的枷鎖」，「聖人」可不是來教訓人的。「八德」之中含天理、有人意，它是武裝自己的盔甲，是防身護身的盾牌，是為政做人的底氣。
不同歷史時期會有重點不同的道德要求，有的時候，人們也思考在「舊道德」的基礎上建構「新道德」，但萬變不離其宗，「八德」所深深蘊涵的道德之魂卻不能離棄。近代以來，有人主張以「孝、悌、忠、信」為基礎，吸收西方近代道德，建構中國道德;有人確立「禮、義、廉、恥」這「四維」的地位，發動新生活運動。這仍然看到了「八德」的價值與意義。
也有人特彆強調時代的變化，試圖在傳統「八德」的基礎上進行改進。孫中山、蔡元培等人就曾提出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所謂「新八德」，因為它調整了「孝」與「忠」，「家」與「國」的位置，以表示民族和國家高於家族的觀念，被譽為中體西用、中西道德精華融合的「傑作」。
其實，現代「國家至上」觀念與以人為本、重視家族並不矛盾。且不說中國的「邦國」觀念本身有發展變化，僅傳統的「教孝即教忠」的思維方式，就足以告誡我們不宜將「家」與「國」對立，更何況道德的時代性受到道德本質的制約。不論何時，人與人相處的根本原則都不應改變，正因如此，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才成為歷久彌新、相對穩定的道德規範。
進入新時期以來，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中國從全新的角度進行道德建設，提出了愛國主義、團隊精神以及個人品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等。我們在國家、社會和個人不同層面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與當今人際關係相協調、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的新倫理、新道德。這是繼承前人道德智慧，推陳出新發展道德，在修養方式和道德追求上，與傳統「八德」血脈相連。修好「八德」，提升個人素養，就能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自覺認同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今天進行道德建設，需要與社會的全面進步相適應，需要與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相一致。優秀傳統文化是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豐厚文化土壤，「八德」是最具代表性的中華傳統美德，已經沉澱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構成我們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成為歷代中國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因此我們不能淡忘「八德」的歷程，應該繼續講好「八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