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人生?人之一生，從出生、成長、老大、衰頹，到死亡，便是每個人的一生。借用孔子描述自己一生的話：「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但是孔子只活到七十三歲，他不曾活到八十的耄和九十的耋，更沒有到長命百歲的期頤。
唐伯虎有詩說：「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年幼後除老，中間所剩已不多，還有一半睡掉了。」所以古人認為活到七十，便是古稀之年，事實上能夠活到六十歲，花甲子，(天干地支)六十年，便不為夭折了。
在這個地球上，用億萬年計「時間」，用三千大千世界計「空間」，一個人即使長命百歲，百年不過一瞬，我們卻為千秋萬世在憂慮。在這個洪荒宇宙中，我們有如滄海一粟，「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所以古人方才「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幼時只盼著過節、過年，日子過得好慢。
到了老年，剛剛看見冉冉日出，剎那間，便又見茫茫日落。不由得不使人想：「我生從何處來?我死向何處去?」這個問題，愚夫愚婦都問過，可是古今中外聖哲們都解答不出來。
此生、此身、此心為我所有，死了就沒有我，所以蘇東坡有詩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所以人們便想在這短短一生中，尋求長生不老的靈藥。得不到，便只好留個足跡了。
於是就有了「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立德的，如孔子、孟子;立言的，如老子、莊子、管子、孫子;立功的，如秦皇、漢武、成吉思汗。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
這些想要留下足跡的人，是千千萬萬人中的「一人」。這「一人」和文天祥的想法一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不願死如燈滅。雖死，還要讓現在和後世的人，知道曾有「我」的存在，「我」曾在「人」間「生」活過。
他們這些立德、立言、立功的人必須有智慧，有魄力，有才幹，有環境，有機會，還要有他人的協助，甚至很多人的犧牲，方能完成。但是他們被勝利和榮華沖昏了頭腦時，智慧也逐漸消失，常常落得悽慘的結局，完結了一生。
智慧二字的組成，是日知而心彗。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有真正智慧的人，深知人性，了知人生，所以方能寧靜淡泊以處事，忠厚仁義以待人，便成為眾望所歸的大好人。有真智慧的人，方能使人生真平等，真自由，真幸福，真圓滿。
有真智慧的人，他的一生消極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句俗話說：「我們希望別人如何待自己，我們便如何去待別人。」這便是「智慧人生」。
人生雖短暫，智慧卻廣大無邊，而產生形而上的文化和形而下的文明。論到文化，遠古的三大文化：埃及、巴比倫和漢文化。前二者只留下形而下的物質文明，只有漢文化歷七千年，久而猶鮮，譬如發明電腦的人聲稱：中國人在7000年前就已經發明了電腦，他指的是八卦。
伏羲畫八卦， 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八卦代表了一陽一陰和自然界的現象。獨陽不生，孤陰不長，相合而成三爻，復分內卦外卦，而有六爻。此一陽一陰六爻的八卦交相，變化而成六十四卦，便是後來三聖文王、周公、孔子加以解說的《易經》。
中國的文化和文明能如此相互輝映，全仗智慧的《漢書·藝文志》，把中國文化分為儒、道、釋。
儒家孔子把智仁勇列為中心。智者不惑，不惑於名利權情;仁者不憂，不憂於得失榮辱;勇者不懼，不懼於威迫壓榨。道家則提出了「常」，「知常明，不知常，妄作凶」。釋迦雖然是印度的一個王子，但是他的大乘佛法卻被中國同化了，而有八大宗。尤其是禪宗，到了六祖慧能所留下的壇經，其中有名的偈子很多，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
佛陀二字，古音為「菩達」，即是覺者，是覺知人人具足佛性的人。釋迦在中國，最常提到的是般若，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前五度都是待人處事的標準，其目的就是般若，欲想超越生死，從輪迴六道的此岸到達無生死的彼岸，必須用大智慧。般若便是梵文的原文發音。波羅蜜多，即為「已到了」的意思。
所以說人生，生必有死，生死是必然的。唯有有智慧地度此一生，方才不辜負來人間走了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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