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覺學佛網 : 法師開示


時間:2020/3/20

十九問——濟群法師答《新民周刊》記者河西

1.您出生於福建省福安縣一個佛教家庭,家庭對您皈依佛教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您出家之後,您父母也相繼出家了?

答:福安民風淳樸,有深厚的佛教信仰基礎。雖然在文革期間受到衝擊,把寺院變成工廠或生產隊,但在人們內心,還多少保留著對佛教的好感。我們家從祖母開始,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家中經常有出家人來往。這樣的環境下,我從皈依到出家,似乎是水到渠成的,沒有遇到任何來自家庭的違緣。在我出家後,全家六人都先後出家了。

2.怎麼在寧德支提寺、閩侯雪峰寺體驗寺院生活的?

答:去支提寺,是因為母親發心到那裡幫忙修補藏經,我就跟著同去,並以行者的身份住了下來。到雪峰寺的時候,已經明確將出家作為未來的人生道路。雖然當時對出家的意義並不是十分了解,但我天性就喜歡寺院的生活。後來通過聞思和修學,越來越覺得出家是我生命中的唯一選擇。

3.1979年怎麼在鼓山湧泉寺從普雨法師正式剃度的?「文革」期間,湧泉寺受到很大衝擊,您了解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答:當時,鼓山湧泉寺正準備恢復,出家人不多,要從周邊寺院找些人過去,我就從雪峰到了鼓山。湧泉寺在文革期間的情況,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寺院變成了園林景區,出家人多數被趕回家去,一部分留下變成了園林工人,而且要改僧裝為便裝。我師父普雨老和尚也是如此,還被打成黑教頭,吃了不少苦。

4.怎麼對戒律和唯識情有獨鍾?

答:學戒律,和廣化寺圓拙老法師有關。圓老早年親近過弘一大師,非常重視戒律弘揚,視之為住持正法之本。所以在主持恢復廣化寺期間,有心成就幾位年青僧人學律,並為我們創造了良好的修學環境。藉由這個因緣,我得以在廣化寺安心讀了幾年律典,對我後來思考僧團建設等問題有莫大幫助。戒律不僅是三無漏學之一,是修行不可或缺的基礎,還代表著佛陀建立僧團的管理思想,是佛教健康發展的指南和保障。後來在教學中,我也多次開講戒律,對一些律典作了解讀,有兩百多講音像,已經出了五本,還有一百多萬字的書稿在整理中。

說到唯識,也不完全是我的主動選擇。我在佛學院學習時,對唯識和中觀都有興趣,不分伯仲。在福建佛學院擔任課程後,因為教學的因緣,就對唯識下了更多功夫。在深入學修的過程中,發現唯識對心性的挖掘、修學原理的開顯,以及認識和世界的關係,闡述得非常清楚。即使對沒有信仰的人來說,也可以從理性的層面接受。而且唯識是立足於妄心建立修行,更適合普通人契入,所以在弘法中也運用得更多。

5.禪宗在佛教歷史上,有其激進的一面,不喜歡一級級階梯,而追求頓悟成佛,是否就能擺脫戒律的束縛?像濟公一樣酒肉穿腸過,您認為是否也是可以修行得道的?

答:用「激進」來形容是不恰當的。佛陀說法是應機設教,即現代所說的因材施教。因為人有鈍根和利根之分,所以依此建立了頓漸兩套系統的修行。頓悟是直接立足於真心,故能「一超直入如來地」,但這隻適合上根利智,屬於精英教育。或者說,是針對特殊人才實施的特殊教育,不具有普遍性,更不能因此否定傳統的修學次第。

此外,禪宗也不否定戒律的修行。雖然禪宗提倡「搬柴運水無非是道」,似乎不講究形式。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更為嚴格的修行。因為它直接立足於起心動念,要時時保持覺知,這種用心是綿綿密密的,貫穿於一切時,一切處,可以說,比重點落在身口上的持戒更微妙,要求更高。

至於我們現在對濟公的印象,更多是來自各種文藝作品的演繹,其中有不少以訛傳訛的誤讀。事實上,這樣一個成就者的遊戲神通,並不在常人理解的範疇。要知道,濟公的行為不是一種修行,而是一個成就者的示現。對於沒有證量的凡夫來說,「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藉口罷了。濟公也特別告誡說:學我者是要下地獄的。最保險的,還是按戒定慧的常規理路修行。

6.講到唯識學,熊十力的《新唯識論》,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熊十力將儒家的體用論融入到唯識學中,即體即用,而就佛學而言,體用隨緣而起,隨緣而興,您認為這兩者是否是矛盾的,怎麼看熊十力的學說?熊十力其出發點,是要改變佛學空寂超世的態度,而以儒家積極入世的一面來看待人生,在您看來,這和太虛法師「人間佛教」的理念是否是一致的?您如何理解太虛法師提出的「人間佛教」?

答:「即體即用」本身就是佛學的思想,而熊十力走的主要是宋明理學的路線。應該說,他是立足於儒家思想來了解佛學,在學習過程中,並沒有以完全開放的胸懷去接納和了解,而是一種拿來主義式的學習,根據自身立場對一些佛學義理進行重組。但因為他對佛法的理解並不完整,甚至有一定的誤解成分,所以這種思想嫁接是有問題的。

在不少人的觀念中,佛教和儒教分別是出世和入世的代表,覺得將兩者結合起來就完美了。事實上,佛教雖然有出世的層面,如聲聞乘,但也有積極入世的層面,如菩薩乘。在很多大乘經典中,我們都可以讀到佛菩薩對眾生的無盡悲願,他們正是在利益眾生的過程中,成就慈悲,圓滿佛果。

所以,人生佛教不是來自儒家的入世,而是源於大乘佛教的精神。兩者的區別在於,儒家的入世,因為沒有出世的超然,容易陷入我執和名利。而大乘佛法不僅有入世的一面,還有空的智慧,幫助我們超越對世間的執著。只有在超越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做到「以出世心行入世事」,不為名利所染,不為世事所累。

7.在唯識學中,阿賴耶識是最核心也是最神秘的部分。廢名曾作《阿賴耶識論》,對熊十力的《新唯識論》提出了批評,廢名站在一個比較傳統的唯識學的立場上來論述阿賴耶識,認為說阿賴耶就是心,或者我們說真如佛性,世界就是它幻化而成,舍爾巴茨基稱之為「存在的現象部分」,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否認外部世界的實在性,如何把握這種極為抽象的阿賴耶識而走向解脫?

答:唯識要告訴我們的,就是「認識與存在」的關係。從唯識的角度來說,不認為有一個純粹客觀、獨立不變的世界,因為每個人的心都會影響世界的產生和存在。換言之,每個人認識的世界,是沒有離開各自的認識。

在唯識學的傳承中,有真諦三藏的舊譯唯識和玄奘三藏的新譯唯識。舊譯認為第八識也是真如佛性,而新譯認為阿賴耶識還是屬於妄識,其中既有雜染的種子,也有清淨的種子。這些雜染種子就是貪嗔痴等種種煩惱,會染污整個心靈世界。修行的過程,就是不斷排除雜染種子,最終將之徹底清空,轉染成淨,轉迷為悟。這就是唯識所說的「轉依」,通過解除迷惑來走向解脫。

8.我們知道,熊十力和廢名,都認為自己已經領悟了佛教的真諦,熊十力自稱菩薩,寫《新唯識論》署名「黃岡熊十力造」,廢名也自稱已頓悟成佛,可是在文革中,兩人都抑鬱而終,熊十力高呼「中國文化亡了」流淚而逝,1967年,廢名的遺體被擱在一輛平板車上被送往殯儀館。這樣的結果,我們是說,他們對於佛教的理解出現了偏差,沒有真正開悟,抑或從空宗的角度來看,一切都是幻相,是絕對的空無,還是說,面對時代的悲劇,個人的修行和思考也可能會變得渺小和無力?

答:熊十力對佛學的理解有嚴重偏差,至於廢名,我並不了解。但有一點,如果是一個成就者,是不會抑鬱而終的。因為修行是要超越自身的迷惑煩惱,對聖者來說,不論面對什麼樣的世界,也不論遭遇的是順境還是逆境,都是一樣的。他的心始終是自在的,如如不動的。這是修行成就的重要標準。

至於一個成就者對世界有多大的影響,一方面取決於他的悲心和願力,一方面也取決於這個時代的共業。比如聲聞行者是以個人解脫為目標,雖然他也會弘法利生,化世導俗,但不以此作為自己不可推卸的使命。而菩薩行者是發願以幫助一切眾生共同解脫為目標,在這樣的願力下,就會更積極地去投入,去承擔。雖然發願,雖然努力,但佛教認為世間一切由眾緣和合而成,願力可以是無限的,但具體做到多少,對世界有多少影響,還要看時節因緣。

9.在唯識學中,因明學是非常獨特的邏輯思辨方式,您認為這樣的邏輯思辨方式在佛教中出現,對佛教的發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答:唯識學的理論建構和傳播都是立足於因明。通過因明的邏輯來建立理論體系,同時也通過因明的思辨去推廣唯識學說,引導更多的人了解唯識。《因明入正理論》說:「能立與能破,及似唯悟他。現量與比量,及似唯自悟。」也就是說,通過因明,可以達到達到自悟和悟他的效果。

當然,這只是修行的一個階段。真正的修行,要在確立正見的基礎上,通過禪修來體證。因為佛法修證還有超越邏輯的層面,需要以無分別智契入。

10.《心經》是《西遊記》中唯一全文引用的經文,從《西遊記》中「心猿意馬」的隱喻關係來看,心與孫悟空是對應的,而師徒五人西天取經也是一個克服心魔的過程,但是其中著名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論斷,如果一切都是空,那麼存在還有什麼意義?會不會走向一種虛無主義?如何看待包括龍樹在內的中觀派思想家論空的學說?

答:魔由心生,降妖伏魔其實就是降服心魔的過程。從《西遊記》中唐僧遇到問題就念《心經》的描述,我們也可以把《心經》理解為一部降魔的寶典。

《心經》是六百卷《大般若經》的精髓,而「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正是其中的核心思想。這句話並不像常人理解的,一切都是空的,是什麼沒有的。這種思想在佛教中稱為頑空、斷滅空,是佛教所批判的。

佛教所說的空,是要否定對「自性」的認識。所謂自性,即認為客觀上有一個獨存的、不變的、不可分割的實體。眾生因為無明和我執,自性見可謂與生俱來。《心經》所要空的不是其他,正是這個自性見,告訴我們:有的當下都是無自性的。但這種無自性並不否定緣起現象的存在,也不否定因緣因果的存在。

再如《金剛經》「所謂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的三句式,也是說明同樣的道理,幫助我們正確認識色(物質)和空的關係。在此基礎上,通過禪修,體認到一切現象,乃至每個念頭的本質就是空性。具備這樣的認知,就不會被魔所擾了。

11.空有二宗對世界本質的理解是不同的,您自己更傾向於哪一派?

答:在佛法修行上,空有二宗各有所長。有宗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心性差別,了解認識與存在的關係,同時對菩薩道的修行有非常詳盡的闡述。而空宗是幫助我們對一切存在的現象做本質透視,了解到一切物質和精神都是因緣假相,從而掃除內心執著。對於這兩種方法,我沒有特別傾向,根據不同的對象,適合什麼就用什麼。

12.我們知道,佛教在發展的過程中分化成多個宗派,各宗派之間對於佛教的理解、修行的方式都有不同,您是認為殊途同歸還是有所偏廢?

答:從最終目標來說,佛教的所有宗派和法門都是殊途同歸的。但也不能否認,某些宗派在發展過程中,會因為特彆強調某一點而有所偏廢。佛教雖然有八萬四千法門,但核心要素不外乎皈依、發心、戒律、正見和止觀,不可或缺,否則就會影響它的健康發展。

13.在佛教歷史上,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經書又會有不同的解釋和爭議,像《壇經》中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句,按照敦煌本,應為「佛性常清靜,何處惹塵埃」,差別這麼大,理解上自然會有很大的差異,還有對馬鳴《大乘起信論》是否為偽經歷來就有很大的爭論,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去偽存真、正確地理解和閱讀佛教典籍?

答:佛法博大精深,如果對修學缺乏正見和整體認識,除了不同版本和翻譯帶來的困擾,還會面臨不同經論和修行體系帶來的困擾。我經常說,有些人沒學佛前一大堆人生問題,學佛之後,人生問題沒解決,又增加了一大堆佛法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關鍵是在一個什麼高度來看待。如果我們對佛法的根本精神有充分了解,並具備一宗正見,那麼,版本的差異也好,宗派的分歧也好,其實都不是問題。因為這些只是代表不同的角度,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

那麼,對尚未具備正見的人來說,又該怎麼辦?最保險的辦法,就是在善知識的指導下,有次第地深入修學。因為我們現在能力有限,所見所聞所思都是片面的,很容易迷失方向,南轅北轍。親近善知識,就是讓我們藉助善知識的高度來看問題,避免彎路和陷阱。等你達到一定高度,再回望來時路,就盡覽無餘了。所以佛陀在《阿含經》中,將善知識的作用稱為「全梵行」,即修行的一切成就都取決於善知識。

14.怎麼在南普陀寺的圓通講堂和湛如法師一起為信眾開設了「正信佛教系列」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講座,開始弘法的?您認為個人的修行和弘法哪個更重要?

答:在南普陀開始弘法,一方面是受到台灣佛教的影響,被他們的弘法熱情所感染;一方面是自己覺得,面向社會弘法,以所學利益大眾是很有意義的。有了這個願力,就會有條件,有辦法,所以佛教特彆強調願力的作用。

對我來說,內修和外弘一樣重要。事實上,這也是每個大乘佛子必須承擔的使命,那就是自利利他,自覺覺他。沒有內修的基礎,外弘就無從談起。沒有外弘的實踐,就不能在利他中圓滿慈悲和智慧的修行。

15.在這樣一個非常浮躁,生活節奏如此之快的現代社會裡,現代人面對各種壓力,您覺得他們如何能保持內心的平靜?

答:我覺得主要有三點,一是保持簡單自然的生活,凡夫心隨境轉,環境簡單了,心就容易安住;二是學習佛法智慧,對人生有了正確認識,才能看清內心是怎麼回事,知道什麼是最有價值的;三是通過禪修,學會覺知、觀照和調整心行的方法,即調心之道。這三點,也符合佛教的戒定慧三學。其中,戒是營造心靈環境,慧是確立生命方向,定是掌握實戰技術。

16.印光法師在自己的臥室里掛著一個「死」字,了悟生死,您如何看待死亡?莫言受到佛教輪迴概念的啟發,寫出了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在這部小說里,我們看到,死亡不是解脫,而是另一個痛苦現實的開始,如果真有輪迴,您認為一定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嗎?

答:通常,人們是從生活來看生死,似乎有開始有結束。而佛教是從生命來看生死,在生命海洋中,我們這一期的生死,不過是一個泡沫的形成和消失而已。

所以,死亡的確不是結束,而是生命延續過程中的一個中轉站。到了這個站點,你就需要轉車。但會轉到哪裡去?下一站的車票,就取決於我們的業力,也就是身體、語言、思想行為形成的心理力量。

很多人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存疑甚至否定,因為從局部現象來看,似乎不見得是這樣的結果。要知道,佛教的因果觀是立足於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境。當然對沒有信仰的人來說,理解起來也許有些障礙。所以,我現在更多是從心靈因果來談。當我們行善的時候,會因此增長愛心和慈悲,會立刻收穫喜樂和安詳,這是當下就感得的回報。至於未來的果報,其實只是這個善行帶來的副產品。事實上,對人生來說,沒有什麼比改善生命品質更重要的了。

17.又是怎麼和蘇州西園寺結緣的?

答:我1980年去中國佛學院上學,寒暑假回鼓山時會路過蘇州,多次在西園寺小住。當時,安上老法師非常重視文化建設和教育弘法,對我很是關照,這個緣就越結越深。安老生前一直希望創辦「戒幢佛學研究所」,臨終時留下遺命,讓我完成這一心愿。我既為他的這種精神所感動,同時也願意盡己所能地為佛教做些什麼,可以說,內因和外緣都很契合。安老之後,接任的普仁大和尚一如既然地重視教育,支持弘法,為四眾弟子創造了良好的學修條件。二十多年來,我雖然經常在全國各地弘法,但西園寺始終是我教育和弘法的基地。

18.您現在每天的起居生活是怎麼樣的?各種講座各種邀請,這麼忙,會不會影響到您每日的修行?

答:除了外出弘法和研究所的教學任務,日常就是靜修和學習。弘法事務雖忙,但這本身就是修行的重要內容,可以使我不斷印證所修所學。同時,看到社會對佛教的需求越來越多,也在不斷推動我以更大的願心去承擔。當然,日程太滿的話,對個人自修肯定會有影響,這就需要把握好內修和外弘的關係,學以致用,用以促學。

19.怎麼開始寫書,並在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這五卷本的文集的?

答: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陸續在《法音》和香港《內明》等雜誌發表了一些論文。開始面向社會弘法後,也出版了一些演講集。華東師大出版社的這套文集,主要根據我歷年的文章和演講選編而成,按內容分為《處世》等五本,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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