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佛教與學者佛學
釋永信
立這個題目，緣起於1995年9月份「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慶典法會」。因為慶典法會中有一項「國際禪文化研究討論會」活動，是我們少林寺委託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承辦的，於是，來了國內外一百多名佛教學術界著名人士，比如周紹良老居士、吳立民教授、黃心川教授等前輩，歡聚少林寺，盛況空前。由於這個機會，我身為主人，與學者們有了廣泛的接觸。以後，通過合作編輯論文集、資助學術機構、贈《大藏經》等活動，與學術界便有了進一步的相互理解。過去我們總認為：佛教的主體是出家眾，居士是大護法。通過與學術界的交往，使我認識到：學術界的學者們，也是一支很重要的護法力量。儘管大部分學者不是佛教徒，但整體來說，他們都是非常關護佛教的發展。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其主辦的《佛教研究》學術雜誌上，還專門開闢「佛教與現代化」欄目，討論佛教前途和命運。這些關護佛教的熾熱之心，是非常讓人感動的。對於我們出家人來說，也是有力的鼓舞和促進。
我想說明的是，目前的佛教界與學術界，總的說來，相互之間還是不很了解，甚至還有誤解。學者有個方便之處，有什麼想法，可以寫出來，大家都能看到。佛教徒則少有這個方便，他們大多在日常修持上用功，注重受用，所以，學者們也難得聽到佛教徒的真實想法。為了講述方便，我對本文使用的「信徒」和「學者」兩個名稱的含義說明如下：「信徒」指皈依三寶的信眾，包括僧人、居士，「學者」指沒有皈依三寶的研究佛教的學者。僧人學者如台灣印順法師、居士學者如歐陽竟無居士，他們歸入「信徒」，不歸在「學者」。
信仰佛教的信徒與尚未信仰佛教的學者，還是有些區別的。信徒入信佛教，相信因緣果報、六道輪迴，相信皈依三寶，通過學佛，獲得人生解脫；對於信徒來說，學佛是人生一輩子的追求，從發心到投入，他們通過學佛，消除自己貪執習氣，最終達到人生的解脫；學者研究佛教，目的是為了獲得有關佛教的知識，提高自己的學識。在具體做法上，信徒皈依三寶後，先反省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後根據佛教的律儀要求，對自己日常生活開始有所約束，包括守戒、課誦、拜佛、供養、坐禪，等等，他們就這樣開始修行。學者做法就不一樣了，學者研究佛教，可能先確定方向，或者選題目立項，然後找相關的資料，甚至搞社會調查，再進行分析研究，最後得出結論。
根據上面分析的兩者不同，我們容易看出信徒與學者的基本關係：從我們的佛教立場上說，信徒是佛教的主體，而學者則是外圍的護持力量。而從學者的學術立場來說，佛教是學者的研究對象，包括佛教的典籍、信徒的日常修行活動。因為信徒與學者各自都有自己神聖的追求，信徒有信仰尊嚴，學者有學術尊嚴。因此，我認為信徒與學者的關係，應遵循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本原則，同心協力，共同推動佛教事業向前發展。
在1995年9月份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慶典法會期間，我與參加「國際禪文化研究討論會」的幾位學者進行了座談，大家初步地交換了一些想法。我當時感受最深的就是，信徒與學者之間的相互溝通和理解，有待於進一步開展和加深。慶典法會結束以後，我就開始積極考慮與學術界的關係，以及雙方合作事項和方式等等。由於信徒與學者的立場不同，工作重點不同，很難達到全面的合作，但雙方的合作領域還是非常廣闊的，特別是文化方面。我們少林寺在近年與學術界第一個合作項目，就是與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合作編輯出版《少林寺建寺一千五百周年國際禪文化研討會論文集》，由於初次合作，會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但還是圓滿完成了，合作雙方都表示滿意。第二次是1996年2月份，由我創立並主持的少林慈善福利基金會分別向鄭州大學、河南省黨校、宗教文化出版社捐贈《大藏經》各一套，為這些單位研究出版工作提供方便。同時，我們少林慈善福利基金會還開始考慮設立學術基金，專門資助學術研究機構。第三次是與玄奘研究中心合作，1996年3月份，少林慈善福利基金會工作人員了解到北京市玄奘研究中心學術活動經費有困難，基金會迅速立項批准，資助玄奘研究中心一萬元人民幣，幫助他們出版學術期刊。當然，我們佛教界與學術界的合作決不會限於送錢送物，送錢送物只是雙方合作中一部分，是初步的合作。目前學術界普遍缺乏研究經費，研究條件不好，我們有條件，為什麼不做?我們與學術界還要開展進一步的合作，包括佛教典籍的整理出版，共同出題目共同探討，人才的交流和培訓，等等。合作是雙方相互的，可以是長短互補，也可以是合力同進。對於我們來說，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有助於推動佛教事業向廣度、深度發展。對於目前佛教界與學術界的關係，就我個人觀察，相互之間的理解是很不夠的，甚至有誤解，說明雙方的相互理解非常必要。所以只要我們本著「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本原則，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誤解會被克服，理解會進一步加深。
在雙方相互理解的過程中，我認為：相互尊重非常重要。佛教界與學術界之間最常見的情形是：學者認為信徒沒有理論修養，素質太低；而信徒則認為學者沒有日常修持，是空架子。實際上，這正是學者之所以是學者、信徒之所以是信徒的不同點。信徒沒有理由要求學者一定要成為信徒，同樣道理，學者也沒有理由要求信徒都成為學者。前幾天，有個學者還向我「訴苦」，說現在佛教界信眾素質太低，找不到一個能對話的人。一聽這話，我當時就笑了，我說：「你真書生氣，信徒不需要對話的，只需要實打實的日常用功。」信徒與學者，雙方都必須認識到對方與自己的不同點，這是雙方相互理解的前提。只有認識到對方與自己的不同點，才真正談得上相互尊重。所謂「相互尊重」就是相互尊重對方與自己的不同點。能做到相互尊重對方與自己的不同點，雙方之間的理解就容易發展深入。雙方之間不同點的存在，是正常的。我們的目的是求得互相理解，共同推動佛教的發展，而不是消除對方的不同點，比如同樣看《大藏經》，信徒只是為了尋求修證決策和印證自己的功夫，學者則為了摸清佛教的理論體系和得出結論。這都是很正常的。信徒與學者，就像農民與農學家一樣，農民種麥子，只求收穫，農民只對自己日常播種的莊稼熟悉，他種麥子，他是種麥子行家，他不種水稻，他就對水稻一竅不通；而農學家是搞理論研究，他對許多莊稼都知道，也許他都沒有播種過、收穫過，他收穫的是研究成果，不是具體莊稼。但農學家也有與種麥子的農民相關的東西，當他研究麥子，他可能自己也搞實驗種點麥子，但更可能直接與種麥子的農民合作。農學家與種麥子農民合作，雙方都會獲得好處，農民從農學家處得到理論指導，打開眼界；而農學家從農民處獲得可靠的第一手具體資料。信徒和學者的關係也是這樣。
相互聽取對方的意見，最終是為了克服自身的局限。任何一種立場，任何一種角度，都是合情合理，但都是有局限的。學者有學者的角度，信徒有信徒的角度。交換角度，可以克服自身的局限，更能促進雙方進一步理解。在我們佛教里，交換角度又稱作「互觀」。用儘可能多的角度看待萬事萬物，我們佛教又稱為「遍觀」。我對學術界的一些看法，舉下面幾例說明。
第一個例子，關於佛教史。現在我們能讀到的佛教史，大多都是學者編寫的。由於學者自身的特點，編寫出來的佛教史自然就有學者特徵。學者編寫佛教史主要是依據遺留下來的古籍。學者治學嚴謹，受文字限制很大。所以，編寫出來的佛教史，給我的印象，主體是佛教典籍的統率，以及以典籍為基礎的各宗各派，各宗各派的代表人物高僧居士譜系。由於學者們自己平時以書籍為伴，就有意無意地把佛經翻譯當作我國佛教史的主線和佛教盛衰的標誌，很多佛教史都把我國佛教史描述為：中國佛教初傳於東漢，發展於六朝，極盛於隋唐，衰落於元明清。這種描述，只是與佛教經典翻譯的歷史相應，都不是佛教發展歷史的事實。佛教的主體不同佛經典籍，而是實踐，這正如中國歷史不是諸子百家、儒家十三經史一樣。佛教的翻譯，它只是前期準備，最終是為了以後弘化全社會。從世俗的角度看，佛教的作用在於對現世政治和現世生活的補充，也就是教化作用。而從佛教出世的角度看，佛教因普渡眾生而住世。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和滿足。佛教的功用正在於緩解人們的不滿意和不滿足。佛教歷史的主體首先就是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全社會信仰活動，和由此為世俗生活中的信眾帶來內心的安寧和安慰。當然，一個時代的信仰活動，容易隨著一個時代的消逝而消失，這給後來寫歷史的人帶來痲煩，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任何一個人，總是首先生活在他自己的時代裡，然後才有可能想到死後。寫歷史確實是不好寫。只能是留下什麼寫什麼。但我總覺得，中國佛教史按佛經進行分宗分派敘述，肯定是嚴重損害了佛教歷史的整體事實。因為分宗分派都是後人加上去的。
第二個例子，關於玄奘。玄奘的偉大，玄奘對於我國佛教的貢獻，都是不容置疑的。我要說的是玄奘與學者的關係。玄奘是學問僧，主持翻譯了許多佛典，並留下了自己的著作。學者們對於玄奘有一種自然的親近感是無疑的，這當然是好事。引玄奘為知己，自覺不自覺的推崇，這會不會影響學者對於玄奘的如實判斷呢?反過來，又會不會影響學者對於不著書立說的實修者的評價呢?學者們過分注意歷史上有著作流傳的僧人和居士，這會不會影響對於整個佛教的認識呢?另外，有的學者以為佛法就是《大藏經》，其實不然，《大藏經》是佛說，不是佛法。佛法是指釋迦世尊體證到的萬事萬物的本來狀態和真理。法，不作方法解，如色法之「法」。法即本來面目。《大藏經》圍繞著佛法展開，但不是佛法本身。所以，《大藏經》並不是佛教核心，佛教核心是佛、法、僧三寶。
第三個例子，關於禪宗。由於歷史的原因，可以說，知識分子對於佛教的禪宗情有獨鍾。禪宗和淨土宗，是目前漢地佛教兩大主要弘化法門。在學術界，學者對於禪宗方面的研究，占了很大份量，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有個別學者對於禪宗有誤解，如有本禪宗史里把臨濟的「隨處作主」，以及馬祖撕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理解為「自由個性」，那是錯誤的。理由有二：一、「隨處作主」、馬祖撕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乃出世間行，出世間語，前提是慈悲眾生，不能把這些當作世間快事。二、「自由個性」是極端的自我執著，而佛教的修行成果是消除「我執」，消除「個性」，體證「無我」。「自由個性」與佛教正是背道而馳。禪宗，首先是佛教，然後才是佛教的禪宗。
第四個例子，關於信徒的日常生活。從宗教實踐角度看，信徒與學者的不同，就是信徒的日常生活如法如儀的修持，而學者則沒有日常修持。大概正因為學者沒有日常修持，學者也最容易忽視信徒的日常修持。信徒的日常生活看上去與世間俗人無大不同，但實際上，兩者有很大的區別。信徒的日常生活里存在戒律的約束，影響著他們的日常行為和心態，這就是日常的也是最基本的修行，不要以為修行就是打坐、念佛、誦經，打坐、念佛、誦經等只是助行，正行是日常的持戒。所以佛經云：以戒為師。一般人都認為：信佛學佛，就是要開悟成佛。實際上這完全是凡夫的妄想。信佛學佛能開悟成佛，當然可喜可賀，但信佛學佛並不等於開悟成佛。開悟成佛需要機緣。這正如我們上學讀書，能考博士當教授當然是好事，但上學讀書並不一定非要考博士當教授不可。信佛學佛，主要是求得日常內心的安寧和安慰。這就是信佛學佛的日常利益。最近我看到有位學者提出這樣論點：參禪與參究，是把握佛法的基本途徑。這位學者正是忽視了學佛的日常修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