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師悟道年時考(一)簡狀印光法師，法諱聖量，自署常慚愧僧，1861年出生於陝西省合陽縣，俗姓趙。幼攻儒書，21歲出家，22歲受具足戒。行腳參方，博學多聞，勤於勞作苦行，而以淨土法門為根本之修持。33歲，由北京至普陀山法雨寺，精修念佛達二十餘年。1918年(民國七年)，法師58歲，始有居士將其文稿二十餘篇刊印為《印光法師文鈔》，此後，漸以增廣。法師於蘇州報國寺創立弘化社，為近世流通佛教典籍之重鎮，曾出版佛書五百餘萬冊，佛像一萬餘幀。70歲息居於報國寺，致力恢復蘇州靈岩山寺為十方淨土道場。77歲，移居於靈岩山寺。1940年，法師80歲，10月28日召集僧俗大眾，安排寺務，付託後事。11月4日晨，跌坐椅上，於全寺大眾念佛聲中，安祥示寂。茶毗後，建靈塔奉舍利於靈岩山寺。海內外皈依法師座下稱弟子者二十餘萬人，其中頗多高階層知識分子。如弘一法師、丁福保居士等，率皆依以為親教師。法師遺著收錄於《印光法師文鈔》正、續編和第三編，計：書函、序、跋、疏、記、論、說、銘、志、贊、頌以及雜著等，都為文獻1809篇(初步統計)。繼清代梵天實賢、紅螺夢東大師之後，印光法師被我國佛教界(漢語系)尊為淨土宗第十三祖。(二)應知印光法師被尊為淨土宗一代祖師，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這是我國近世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因緣。紹隆祖位，續佛慧命，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這是自不待言的。悟佛心燈，傳佛心印，名之曰祖。如達摩大師說：「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為祖師。」(〈〈寶林傳》)這不但禪宗如是，凡是佛教各宗諸祖，其根本宗旨，亦都莫不如是。只是，各宗的說法，根據其宗派特色，或曰明心見性，或曰大開圓解，或曰即身成佛，或曰念佛三昧等，為不同而已。凡已明心見性乃至獲證念佛三昧者，雖然不必定皆紹祖位；而紹祖位者，則必須是已得明心見性，乃至已得念佛三昧者，則是理所必然的事情。印光法師，紹隆祖位，其已契證念佛三昧，固然是決定無疑的事情。然而，近世以來，特別是現代，由於對印光法師的研究還很不夠，以致還有不少的初心的佛教徒(包括僧俗四眾)、對印光法師不能如實地正確地認識，更談不上對他的遺教有所足夠的應有的重視，把他與泛常僧人等量齊觀；甚至還有一些佛教徒，對他還很不了解，還很陌生。應當指出，研究印光法師，加深對他的了解，發揚其遺教，這對於現時代和實踐佛法，都具有著十分重大和極為深遠的意義。印光法師，無論從儒教到佛教，從做人到學佛，從家庭到社會，從倫理到教育，從藥方到保健，從國民到國家，從世間法到出世間法，從方便到究竟，於一切方面，都不能不說是近世佛門中一位傑出的、偉大的、光輝的典範人物。他生活的時代，距今半個世紀，世事。人事，雖然已經發生巨大的變遷。然而，時間畢竟不算太遠。他所提倡的上述各方面的道理，應該說依然還是真理，永遠是真理，絲毫也沒有改變。如實地研究和了解印光法師，無疑地將會對我國佛教徒繼承發揚佛教的優良傳統，促使當代佛教更加完善地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住持正法；自利利他，愛國愛教。以及對國際間佛教界的友好交往，產生更進一步的良好影響。作為自從皈依佛門一開始，直至現在，始終薰沐在印光法師遺教恩惠之中的我自己，也並沒有切實地踐行法師的教誨，談不上對法師的實際能夠有所正確的認識。勉為此文，對法師的悟道因緣，試為探討，並以就教方家；若能起到一點磚石的作用，便屬萬幸！(三)示法關於印光法師在其生涯中，何時獲證念佛三味，發明心地的問題，實為我國近世佛教史上不容忽略的重要問題。其《文鈔》之各編，法師自己不僅不肯明說，相反，總是以凡愚自居。紀念法師的文章，或編者的語言，對法師悟道一事，雖然都予充分肯定，臨到具體，也都含糊其詞，或語焉不詳。所以，頗有研考的必要。印光法師之為人，一味平實，敦樸天然。恪守佛祖風範，謹遵《楞嚴經》所說「終不自言……泄佛密因，輕言未學」的佛制，於其自己所悟所證境界，從來不肯銜示於人。我們探討他的悟道年時，也只能根據他的遺著《文鈔》中的書信、論文等，推研考究，加以判斷。印光法師對學人的每一項開示，每一篇文字，皆無不是自己在躬行實踐中真修實悟以至確證所體驗的實際，絕無一言一句虛發。這從他開示別人的書信，也可以證知。他開示說：「凡欲勸人，必須自己實行其事，則人自依從。」(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三《復王雨夕?王雪夕居士書》並且反覆強調「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此自利利人、已立立人之鐵章程也。」(《文鈔〉〉三編《復林贊華居士書?十》)同樣開示，反覆見於致李爾清、薛英慧、劉一鶴、朱萬僧等許多人的書函中，具見他重視於此的程度。關於悟和證的問題，印光法師開示說：「悟者，了了分明，如開門見山，撥雲見月。又如明眼之人，親見歸路。亦如久貧之士，忽開寶藏。證者，如就路還家，息步安坐。亦如持此寶藏，隨意受用。悟則大心凡夫，能與佛同。證則初地不知二地舉足下足之處。識此悟證之義，自然不起上慢，不生退屈。而求生淨土之心，萬牛亦難挽回矣。」(《印光法師文鈔》正編卷一《復永嘉某居士書?五》)可謂語語見諦，字字契真；簡明確當至極。法師閉關結七、剋期取證。曾向康澤法師說：「光必以死期敗烈(原註：死期敗烈，北方土語，烈者，功烈。敗者，敗壞。如張巡守睢陽，誓立滅賊功烈。以死為期，決不退敗。若不死，必定要成此功烈。若死，才見敗壞耳。此語，北人常談，南方未曾未聞，故標其意致耳。)哀求加被。即當時不蒙加被，終有加被之日……決定要得心佛相應，方可稍安此心。」(《與康澤法師書〉〉〈〈印光法師文鈔》卷一)這是何等語氣；出自一向以「身教重於言教」為規箴的印光法師其人之口！所謂曠劫殊勛，在此一舉，大事不辦誓不甘休。破釜沉舟，可為確證。關於修持工夫方面的開示甚多，這裡不能羅列，且舉二三例稍加說明。《復明道法師書》說：「若心中空空洞洞，除一句佛外，別無一念可得，則庶幾有得矣。」(《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一)明道法師原為居士，輔佐法師在弘化社工作多年，遂即出家，關係可謂至近，所教皆是實際；這也是法師所親歷的修行過程，可以肯定。又如《復徐紫焜居士書》說：「凡靜坐時，但心中默念佛號，此外不加一點別的工夫，及別的念頭。久而久之，全佛是心，全心是佛，心佛不二，心佛一如。且問甚麼禪定有如此之深妙乎？甚麼工夫有如此之高尚乎？」(《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三)也是法師自己由此走過來的道路，故以萬分決定的口吻為人揭示。又，《復唯佛居士書》說：「至於現在生之如何若何，一任其水到渠成，春來花放。」(同前)則純然是工夫到家，「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的境界的吐露。舉凡《文鈔》中，類似的開示，貫徹始終，如上所舉，不啻滄海一滴。(四)泄真舉凡三編(共十大卷)《文鈔》，全是印光法師悟道以後的真實悲智的吐露。不過，就中也可以看出其直接顯示「本來面目」的地方。當時，有一位高鶴年居士，踏遍名山，於禪於淨，皆有高深造詣，與法師過從甚密。高居士時有不憚遠勞，擬欲朝禮雲南雞足山(傳為摩訶迦葉尊者——禪宗初祖之道場)的想法。法師開示說：「竊謂不須遠去。但取可安身處，隨緣念佛即已。雞足之行，若在海道，則頗費錢財。若在陸道，則苦不堪言。何如倒卻門前剎竿，隨時隨處與迦葉尊者晤對之為愈乎！」《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一《復高鶴年居士書?二》)直揭本地風光，完全是禪師的口吻。這封信寫於1918年，即民國七年十月十五。(印按《五燈會元》卷一：阿難一日間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剎竿著！」)又信開示高居士說：「而念佛三昧，仍是全體業力。……誰知宿業，竟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同上?復書?三)這種吐露，絕非泛常之語。我們所應著意之處，如文中用「仍是」、「竟與」這樣的副助詞來行文，很明顯，是己經親臨其境，見到「原來是這樣」的口氣。文中「誰知」，語意幾甚明顯，意即「迄今為止；不曾知道，到現在，才知道。」意即「原來不曾求到」，「哪裡知道，原來竟而這樣！」所以，這「誰知」兩個字，也是我們不可馬虎、草率，當面錯過的。這與永嘉禪師《證道歌》說「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同出一轍。高鶴年居士一生獻身佛教，曾舍家為寺；南參北學，遍訪天下知識；深通教相，頗具一定的契悟，實為法門巨擘。與法師聲氣相通，法師向之而發如上之語，殆非無端。這封信，寫於1919年，民國八年十月初四日。明朝萬曆年間，蓮池大師行腳來北京到東昌，述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佛魔空爭是與非。」後來，憨山大師指出，這是蓮池大師悟道的發露。(《雲棲法匯?古杭雲棲蓮池大師塔銘》蓋偈之首句的「疑」字，與次句的「遏」字相為呼應；而直接揭示則在偈之末句。有識者謂，現在印光法師親見「宿業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也正是這個道理。——佛魔空爭是與非。(《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一．４７頁)(五)時限印光法師之向外界發表文章，其時始自1912年，即民國元年。儘管這時發表文章，還不是出於法師自己的本意，但是，不管如何，這時(應是較這時更前些時)法師已經寫出了多篇文稿，而且，現在收錄在《文鈔》正編第二卷中的八篇論文，其中半數以上，是這個時候的撰著。似乎，可以這樣說，這是法師數十年由修到悟至證的豐碩成果；是(自出家)三十多年來苦行精修的心血結晶。是永不磨滅的法身舍利。從此往後，直至圓寂，又是一個三十年間，這種結晶和舍利，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滔滔不絕，廣化眾生。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法師52歲，這個時間，是他自利利人的分界。在這以前，他專門自修。他的性格，他的作風，完全可以說明，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直到他自己認為此事(出家根本大事)已經有把握了，已經穩妥了，他才肯把精力轉移向外，隨宜施化，利益他人。(專門自修和向外施化，是約主要傾向說。即自修時也隨緣施化；施化時也更是自修。不可作絕對的理解。)關於這個歷史時期的轉折點，法師在遺著中曾有數處自述。現在引其一處自述說：「二十餘年(按此指：自1893年光緒十九年，33歲，由北京到普陀山法雨寺時起，至1918年，民國七年、58歲；共25年間)印光二字，未曾一露於外，故無一過訪與通信者。自民國元年(1912)，高鶴年居士給(原文注曰：給，音台，上聲，欺也)其稿去登《佛學叢報》，彼以光不欲令人知，因用一『常慚』之名，此非是名。而徐蔚如、周孟由見之，甚喜與已之知見相合。遍問諸人，皆不知。，至民國四年(1915)，蔚如問於諦閒法師，諦師以光告。常慚，諦師亦不知。以鶴年持其稿，令諦閒法師看過故也。從此，蔚如搜羅排印(原文註：在北京)。至七年(1918)，又令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留板。從此以後，日見擾壤。欲求一日之閒，不可得也。自此以後，不能不用印光之名。故凡有求題跋者，皆書『常慚愧僧釋印光』耳。」(《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四《卓智立居士書?一》)由此可見，法師謙德流光，終不可掩；因緣時至，水到渠成；龍天推出，乃是勢所必然的事情。1913年，民國二年秋頃，高鶴年居士至普陀山拜謁印光法師，乞其論文《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宗教不宜混濫論》、《佛教以孝為本論》、《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等四篇，稍遲復將《淨土決疑論》等，先後刊載於上海狄楚青居士主編的《佛學叢報》。真達、瞭然、德森諸師所述《印光大師行業記》說：「師出家三十餘年，終清之世，始終韜晦，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文鈔)第三編卷下)事實正是這樣。總之，據如上事跡，我們可以證知：印光法師悟道(得念佛三昧)年時的最後限，即當在這時期。則其悟道的具體時限，若在光緒末年時，或在宣統年間，至遲亦當在民國元年以前，是可以確定無疑的。由於印光法師之為人，謹嚴至極，絕對是如《論語》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的徹底實踐者。從其一生誨人不倦的文字般若來看，無一不是反映出這一點而閃爍光輝。他「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關於個人修證所得方面，他有兩條原則：一是嚴守佛制，絕不銜露於外，以防止、杜絕授與奸佞邪妄者以口實；二是觀機逗教，無緣(平等)無私，絕不肯以自己尚未企及者，以教示他人。其論文並諸函文等所有文字，皆從其徹底了悟的心地中流出，如數家珍，而又復應機施教，俾僧俗一切人各能獲得佛法的真實利益。如高氏乞去的數篇論文，按佛門常情，亦不可能是悟道之後的即刻之作。就一般情形說來，悟道以後，還須善養其道，還須有一個由修至證的過程。如法師致高鶴年居士書，很謙遜地說：「只因久居普陀，每有命其代表者，略錄一二，以備自覽。」(《文鈔》第三編卷一《與高鶴年書?－》)此信是法師於民國三年(1914)四月初八日所寫。由此可知，其所有文章，應是發明心地、已事已辦、悟道以後若干年月，逢遇因緣所心，為挽救時弊，有所針對而不容不寫。寫，乃是有鑒於當時佛教界的情況，運其大悲大智的正覺之何況，了悟心地大事，實非細事。如印光法師，一貫沉潛厚重樸實無華；凡事必操至確實穩妥可靠程度方可。對於這種千古以來根本大事，當然不肯草率，必然如同古德風範。即悟道以後，還須在一定條件下，繼續息緣住靜，如同撫育初生嬰兒一般。所謂長養聖胎，而必不肯率爾出世應事的。如唐大梅法常禪師，「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捨入深居。」以景德傳燈錄》)如宋天台德貫禪師，「三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官府相召，令當寺院住持而拒絕之。(《禪林寶訓》卷中)此凡在古德，幾乎無不如是。由民國元年至七年(1912－1918)這一段時期，印光法師仍然堅持不願露面出名，可以說明這一點。由此可知，印光法師，應早在民國元年，1912年的若干年以前，便已經大事了辦，即如所說獲證念佛三昧。其具體時間，固然不可以測定，總在清末民初這一段時期；是尚就其顯明可知，而較至遲的時限來說的。法師悟道時的年齡，核此時期，約當他45歲，乃至50歲之間。(六)追說印光法師的《宗教不宜混濫論》。《淨土決疑論》等文章，被刊載於民國三年(1914)的上海《佛學叢報》。才一面世，立刻引起非同尋常的反響。此時，法師猶繼續晦跡韜光，不肯用真名，署以人皆不知為誰的筆號「常慚」。此論一出，直如杲日麗天，金鍮立判。被一致公認，是為人天眼目、正法眼藏。其時《佛學叢報》主編者評曰：「悟了妙心，精持全藏；高蹤卓犖，密行妙圓。稻光海岸，養慧珠於紫竹林中；閟跡岑樓，培智果於白蓮台畔。」《印光法師全集)2556頁)可以說，語語允當、言言中肯，並沒有些許溢美之詞。名士、佛學大家徐蔚如評曰「宗眼圓明」；許止淨評曰「深入華嚴性海。」民國十一年(1922)，當時國民政府徐世昌大總統，題賜「悟徹圓明」匾額，齎送普陀山，表揚法師道德。山中香花供養，盛極一時。法師面對如此莫大殊榮，如同未見未聞。令將匾額收拾起來藏之，從來沒有懸掛。如所周知，弘一大師是一位對待生活真理極其嚴肅認真的人，從來不肯隨便許人，唯對印光法師，尊崇至極。自己已經出家了，還一再懇求印光法師，一定要皈投其座下，為其弟子。民國十三年(1924)，弘一大師給一位居士的信說：「朽人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前年曾致書陳情，願廁弟子之列，法師未許。去歲阿彌陀佛誕，於佛前燃臂香，乞三寶慈力加被；復上書陳清，師又遜謝。逮及歲晚，乃再竭誠懇請，方承慈悲攝受。歡喜慶幸，得未曾有矣。法師之本，吾人寧可測度。且約跡論，永嘉周孟由曾云：「法雨老人(印光法師)秉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雲谷；憲章靈峰(明蕅益大師)，步武資福(清澈悟禪師)。弘揚淨土，密護諸宗。明昌佛法，潛挽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二百年來，一人而已。誠不刊之定論也。」(弘一法師《復王心湛居士書》)由此可見，弘一大師對法師尊重仰慕之情，同時為法師作了如實寫照和評價。最後，補充一點。《印光法師文鈔》一書，曾經受到日本國佛教界朋友的重視，並為之流通的殊勝因緣。印光法師說：「岡野增次郎、圓山和尚，不以光之文鈔蕪穢不堪見棄，殆宿世曾有緣之所致。」又說：「光文鈔，意雖可取，文不足觀。蒙圓山、岡野二開士，欲為流通，實深慚愧。」(《文鈔》第三編卷一《復恆慚法師書》一及二)還有，當印光法師圓寂的前一年，即民國二十八年(1939)冬季，曾有日本國佛教人士，專程來到蘇州靈岩山寺，訪問印光法師。文獻記述說：「謁見大師有所請問，互用筆談。大師自述略歷、行願。」(《文鈔》第三編卷上首頁)互用筆談，這說明當時沒有釋譯。好在彼此都是漢文字文化的國家，同氣連根。通過文字交流，心心相印。這實在是值得永久懷念的中日兩國佛教友好關係史上的一段佳話。以上，敬請批評指正。謝謝！註：此文末段所記，1939年冬有日本佛教人士來蘇州靈岩山寺謁見印光法師，互用筆談一事，承姚壽先生見示：在日本時曾聞諸牧田諦亮先生相告，訪問過印光法師，當此時(1939冬)。又日本佛教大學學長高橋弘次先生見告云：先輩著名佛教學者塜本善隆先生有記述印光法師事跡之著書。塜本先生當亦曾經面見過印光法師，稻岡誓純先生見告其時，即塜本先生偕牧田先生二人來訪印光法師的。「二戰」結束前，牧田諦亮先生在中國從事佛學研究工作，約十年以上時間(或更長時間)，現年89歲，任日本歧阜女子大學教校，京都佛教大學研究生院導師，著作有《中國佛教史》等許多種，為當代著名佛教學者。《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首頁只記時有外國人來訪，而未明記氏名。殆以當時無翻譯，或因當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抗戰方酣，故不予記之。現在可以明確，1939年冬來訪者，當為日人塜本善隆和牧田諦亮先生無疑。傳印記1996、10、8於第六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舉行處之新葛影賓館325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