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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9/21

隨順修德,自然任運——從《周易禪解》看智旭的和諧觀

編輯:張慧遠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周易禪解》是明末高僧智旭以佛解易的佳作。本文從智旭的生平及《周易禪解》成書的文化背景出發,探討了智旭的和諧觀。智旭通過對《周易禪解》的佛學解讀,以易作為媒介溝通儒佛,通過佛性變易、不變之理,講明與時俱行,不離正道的道理,認為個體生命與變遷時世相順應,達到人與時代的和諧。修德是個體與社會和諧的出發點,通過培養理想的人格境界,進而建立一個完美和諧的社會。智旭的和諧論對於正確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調節激烈社會競爭中的心理焦慮,防止生態的惡化和人的異化具有一定的意義。關鍵字:智旭 《周易禪解》 和諧作者簡介:張慧遠,1973年生,廈門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一、智旭生平智旭(1599—1655),古吳木瀆人(今江蘇吳縣)人。別號“八不道人”[1],與雲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並稱晚明四大高僧。智旭十二歲初學儒,以聖學自任,“於居敬慎獨之功,格物致知之要,深究之”[2]。誓滅釋老,開葷酒,作論數十篇辟異端,夢與孔顏晤言。十七歲時,因讀蓮池大師祩宏《自知錄》及《竹窗隨筆》,始悟己非,乃不謗佛,取所著闢佛論燒毀。二十歲時詮釋《論語》至“天下歸仁”一句不能下筆,苦參力討,廢寢忘食三晝夜,大悟孔顏心法。誦《地藏本願經》發出世心。二十三歲發四十八願,自名大朗優婆塞;聽法師講《大佛頂首楞嚴經》,對何故有大覺、何以生起虛空和世界等問題生疑,遂決意出家,體究大事。二十四歲,在廬山師從憨山弟子雪嶺剃度,改名智旭。此年夏秋,於浙江杭州雲棲禪寺聽古德講《成唯識論》,聞“性相二宗不許和會”,甚以為疑,遂往徑山(杭州西北)參禪,性相二宗,一齊透徹,知其本無矛盾。二十六歲受菩薩戒。ゴ傭十七歲起,智旭遍閱律藏。三十一歲時,依道友雪航之請,於龍居寺講律,後至金陵,深切體察宗門之流弊,自此決意弘律。三十二歲,開始詳究天台教理。但雖“究心台部,不肯為台家子孫”[3]。翌年,入浙江孝豐靈峰寺(浙江孝豐縣東南十五里),其後歷住九華、溫陵、石城、晟溪、新安等地,弘揚台教,注釋經論,融通性相諸宗教理。年五十六,撰著《閱藏知津》、《法海觀瀾》二書。清順治十二年(1655),趺坐繩床,舉手向西示寂。世壽五十七,法臘三十四。ナκ炯藕螅弟子成時私謚“始日大師”之號。世稱靈峰藕益大師,後人奉為淨土宗第九祖。智旭一生著作頗多,有《楞嚴經玄義》二卷、《楞嚴經文句》十卷、《阿彌陀經要解》一卷、《金剛經破空論》一卷、《梵網經合注》七卷、《毗尼事義集要》十七卷、《相宗八要直解》八卷、《閱藏知津》四十八卷、《周易禪解》十卷、《四書藕益解》四卷等四十餘部。其弟子成時編輯其遺文,題為藕益大師宗論》,凡十卷。分為宗論和釋論,宗論即《靈峰宗論》;釋論包含釋經論和宗經論及其他著述共六十餘種一百六十四卷。今人輯為藕益大師全集》行世。プ莨壑切褚簧,歷游江、浙、贛、皖各省。理論上,出入儒佛,遍跡諸宗;實踐上,講參禪弘法,著書立說。其中《周易禪解》是以佛解易的一部力作,思想內涵極為豐富,折射出智旭對時代、社會、人生、自然所做出的回應和思考。二、《周易禪解》成書的文化背景智旭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雷風相薄的時代,社會處於激烈變革的時期,商品經濟在江南蓬勃發展,特別是長江三角洲一帶,由於獨特的地理與政治條件,發展猶為迅猛,已經出現了民營的紡織、造紙、制瓷、冶鐵等手工業部門。智旭遊歷的各省正是商品經濟最為繁榮的地帶,商賈雲集,貨品繁多,洋貨、珠寶、綢緞、衣飾等商品應有盡有。統治者對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採取了抑制政策,加重稅收,派稅使到各地橫徵暴斂,激起了市民強烈的反對。萬曆末年,全國各省大中城鎮先後發生數十次暴動。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比較有影響的是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社會階級矛盾空前激化,明王朝岌岌可危。在變易的時代面前,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治世”和“治心”的對策,在學術上掀起了啟蒙思潮,以黃宗羲、顧炎武等為代表提倡學術上的“經世致用”、“窮究物理”,以救國於危難。一些士大夫因憂患之深而研易成風,以尋求進退存亡之道,佛學與《易》學同屬憂患之學,在智旭作《周易禪解》前,許多學者已經作了以禪解易的嘗試,如蘇睿之的《周易冥冥篇》,方時化的《易引》《易通》等,徐世淳的《易就》與焦之的《易荃》等均以禪理和易理相溝通,以救世救心。而且到了明末,儒佛合流自魏晉南北朝始,經過唐宋的發展,在明末已趨向成熟,智旭順應了這一潮流,作《周易禪解》。智旭足跡遍布江南各省,親眼目睹並親身經歷了時代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變化,《周易禪解》正是在這樣一個“天崩地解”(黃宗羲語)的時代中完成的。他在《周易禪解跋》中記述了他作《周易禪解》的經過:憶曩歲幻游溫陵,結冬月台,有郭氏子來問易義,遂舉筆屬稿,先成繫辭等五傳,次成上經,而下經解未及半,偶應紫雲法華之請,鏇置高閣,屈指忽越三載半矣。今春應留都請,兵阻石城,聊就濟生庵度夏,日長無事,為二三子商究大乘止觀法門,復以餘力拈示易學,始竟前稿,嗟嗟!從閩至吳,地不過三千餘里,從辛巳冬至今夏,時不過一千二百餘日,乃世事幻夢,蓋不啻萬別千差。ァ…予愧無三聖之德之學,而竊類三聖與民同患之時,故合筆而復為之跋,時乙酉閏六月二十九日也。[4]《周易禪解》始作是在明末辛巳,即崇禎十四年(1641),而完成是在清初乙酉,即順治二年(1645)。1644年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不久清軍入關,建立了滿清王朝,前後不過一千二百餘日,江山已變了顏色。在閩時是明代,到吳時,已經是清朝,難怪智旭發出事變時異的感嘆。在變易的時代面前,在“三聖與民同患之時”個體生命如何面對社會?如何立身安命?智旭提出他的“和諧觀”,試圖把人與自然,出世與入世,治世與治心協調統一起來,在人世間尋找一條安頓心靈與生命的道路,在社會現實中營造自由的人生意境與精神自由。與時偈行,不離正道——與時世的和諧般無奈在智旭看來,時世變遷,王朝的更迭是必然的,合乎世間變化的規律。他說:關於世間事事物物,皆“法象”也,皆變通也。[5](《繫辭上傳》)シ蚴蘭渲道,久則必變而後通。[6](《遁》)此中變化不僅包含了萬事萬物之變,也包含了人事之變、時世之變。時世的變化合乎天地之理,是歷史的必然。個體生命面對變化的時世應隨時而行:內動外悅,與時偈行,故為“天下隨時”,猶儒者所謂“時習時中”,亦佛法中所謂“時節若到”。其理自彰,相感相合,各為一時,故“隨時之意”稱“大”。[7](《隨》)ツ誥囈⌒脅幌⒅力,而外隨順世間方便。[8](《泰》)法法不容執著,而唯變所適。[9(《繫辭下傳》)隨時而變,唯變所適,才合乎天地之理,易中也有不變之理:“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易理,天地萬物所以建立也。”[10](《繫辭上傳》)鄭玄認為《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變易”和“不易”。智旭對“變易”和“不易”之理進行了發揮,以佛法解釋為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他認為:“交易”、“變易”,實即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互具互造,互入互融之法界耳[11](《周易禪解》卷一)。此處“交易”即陰陽相交之易,指萬事萬物,雖變化莫測,但陰陽之理不變,與鄭玄所說之“不易”異名而同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說法最初來源於《大乘起信論》“一心二門”之說。這一觀點在學術界已經達成共識,一心二門即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心真如門不生不滅,不淨不染,平等一昧,為如來藏心的第一種含義,是諸法識相的本體,在智旭這裡可釋為不變。心生滅門是如來藏心的第二種含義,可以隨緣起滅,隨熏轉動而成無明淨染,顯示世間森羅萬象可為隨緣之義。而一心統此二門,心為真如實相。華嚴宗的法藏明確提出隨緣之說,他在《大乘起信論疏》中詳細討論了隨緣之義。天台宗湛然進一步發揮,他在《金剛經》中說:“故子應知: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真如是萬法,由隨緣故。”[12]此說對後世影響較大。智旭在前人的基礎上,闡述借用“易理”之名進一步加以闡述和總結,“交易”、“變易”和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已經圓融無礙,互詮互釋。智旭融合禪教,他的學說已不局限於任何一個派別,從這個角度說,他是禪佛教理論的集大成者。ピ詡ち業納緇岜涓錈媲埃智旭以一個智者的冷靜和從容關注著也思索著這個社會,僧肇在《物不遷論》所說不變之理引起了智旭情感上強烈的共鳴,雖世事紛紜變化而不變者依然如故:交易耶?變易耶?至於歷盡萬別千差世事,時地俱易,而不易者依然如故。吾是以知日月稽天而不歷,江河競注而不流,肇公非欺我也。[13](《周易禪解跋》)在清初,儒家思想仍為社會的正統思想,君子依然要肩負崇德廣業,自強不息的歷史使命,這些並沒有隨著王朝的更迭而變化。他為迷茫中的知識分子指出了前行的方向,實際上他是以佛理佛法濟人度世,認為君子應隨時亦不失其度,不離於正道。進退不失其道,故上下無不宜矣。[14](《乾》)而進亦佛性,退亦佛性,存亦佛性,亡亦佛性,進、退、存、亡不曾增減佛性,佛性不礙進、退、存、亡,故全性起修,全性在修,而不失其正也。[15](《乾》)遵循了佛性易理方不失正道。智旭的隨時而變是建立在佛性的基礎上的,佛性即易理,他說“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性”[16]。智旭以易作為媒介溝通儒佛,通過佛性變易、不變之理,講明與時偈行,不離正道的道理,使個體生命與變遷時世相順應,達到人與時代的和諧。修德顯性,自利利他——與社會的和諧智旭認為,一個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人,要濟世利民便不可不修德,修德是個體與社會和諧的出發點,通過培養理想的人格境界,進而建立一個完美和諧的社會。他說:是以君子必以修德成之。[17](《乾》)聖人修德功圓而利他自在也。[18](《乾》)欲居尊位,莫若培德;欲作大謀,莫若拓知;欲任重事,莫若充力。德是法身,知是般若,力是解脫,三者缺一,決不可以自利利他。[19](《繫辭下傳》)法身德,解脫德,般若德是謂三德,三德具備,才能自利利他,才能更好地投入世俗生活。忠信誠敬是人立世的基本品德,也是保持清淨本心的前提條件:“忠信是存心之要,而正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是進修之功,而正所以‘居業’,此合內外之道也。”[20](《乾》)智旭以《旅》卦說明君子要有陰柔、中正之德,他說“處旅莫尚於‘柔’,用柔莫貴於得中。”[21](《旅》)“九三”因為過於陽剛高亢而遭禍害,“六二”、“九四”、“九五”因能柔順持中故吉。“上九”因不能自省吾身,驕淫傲慢而自召其咎。修德不僅指在世俗層面的修身,也是修性,正所謂“性修不二”。修性要定慧相資,止觀雙運:止觀雙行,定慧具足,則能上合諸佛慈力而不驕,下合眾生悲仰而不憂。[22](《乾》)蓋禪定隨智慧行,如地承天,如妻隨夫,如臣輔君。然智慧不得禪定,則不能終其自利利他之事。[23](《乾》)在《周易禪解》一書中,六十四卦中的二十卦都闡述了定慧相濟之理,其中以六爻言之的有《坤》、《蒙》、《小畜》、《泰》、《同人》、《大過》卦,智旭對德性的修行方法的重視可見一斑,以《小畜》┪例:“初九”,正智力強,故事障不能為害,而“復自道”。“九二”,定慧得中,故能化彼事障反為我助而“不自失”。ァ熬湃”,恃其“乾”慧,故為事障所礙,而定慧兩傷。“六四”,善用正定以發巧慧,故“血去”而“惕出”。“九五”,中正妙慧,體障即德。故能“富以其鄰”。“上九”,定慧平等,故事障釋然解脫,如“既雨既處”而修德有功。[24](《小畜》)ぁ熬湃”無有正慧,而有“增上慢”故為事障所礙。其餘五爻皆定慧相濟,故獲吉祥。定中含慧,慧中含定,以慧入定,從定發慧,二者不即不離,恰如水月相攝,如要修德有功,二者不可偏廢。ナ浪字德與佛性之德二者相容相攝,互具互足。智旭這樣解釋乾之四德:今以儒理言之,則為仁、義、禮、智。若一往對釋者,仁是常德,體無遷故;禮是樂德,具莊嚴故;義是我德,裁製自在故,智是淨德,無昏翳故。若互攝互含者,仁、禮、義、智性恆故常,仁、禮、義、智以為受用故樂,仁、禮、義、智自在滿足故我,仁、禮、義、智無雜無垢故淨。又四德無雜故為仁,四德周備故為禮,四德相攝故為義,四德為一切法本故為智也。[25]具備仁義禮智是成聖,常樂我淨是成佛,二者互融互攝,無有分別。ネü自身的修德見性成佛,“修德有功,性德方顯”[26](《乾》)。自識本心,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擴展人們的心靈,培養內在的自覺。內在的品德是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必要條件,也是人所以為人的意義。康德說:“善的意志是人的存在所能獨有的絕對價值,只有與他聯繫,世界的存在才能有一最終目的。”[27]培養理想完美的人格境界,造福於社會,實現人間淨土。內聖而後外王,自利而後利他,“則自利己成,則可以化成天下矣。”[28](《離》)智旭以《乾》《需》《井》之六爻來解釋天台宗的“六即位”說,旨在說明功德圓滿之後,建功立業,恆潤眾生的道理。“六即位”即“理即位”、“名字即位”、“觀行即位”、“相似即位”、“分證即位”、“究竟即位”,是用來表示由凡夫修行到佛果的位次。以《乾》卦為例,初九處在“理即位”中本有佛性為煩惱所覆,處於六道輪迴之中,所以“勿用”;九二在“名字即位”中,從經典與知識的學習中,得知本心具有不生不滅之佛性,故“利見大人”;九三在“觀行即位”中進一步依教修觀,需要精進不息,故“終日乾乾,夕惕若”;九四在“相似即位”中,愈觀愈明,愈止愈寂,雖未悟實體,在理上有如真證,不著似道法愛,因此“或躍在淵”;九五在“分證即位”中,即從初住位起一步步破無名,證三德,可以利益群品,故“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處在“究竟即位”中,以徹證本身真如佛性,入妙覺位而成佛。如果“不入涅槃”而“目流九界”,所以“有悔”。從“初九”到“上九”是不斷修德證道的過程,從“初九”到“九四”是自利,“九五”、“上九”是他利。在智旭看來,自利是小乘,利他是大乘,合易理“富有萬德”之義。他說:“德業具備,以修顯性,故得理而成位矣。”[29](《繫辭上傳》)儒家的內聖外王之學和佛教的自利利他之道本有差異,在智旭那裡通過易而涵化為一。他認為:“《序卦傳》在儒則‘內聖外王’之學,在釋則‘自利利他’之訣也。”[30](《序卦傳》)“孔子十傳,會歸內聖外王之學,第一義悉禪也。”[31](《周易禪解·上經》)第一義悉禪是佛見眾生機緣已成熟,教說諸法實相,使其入真正之果證。修德而入世,入世而普利眾生,通過人對本有妙明真心的體證,對社會道德規範的踐行,人對現實世界的參與和投入,使人與社會和諧統一。(三)萬物有性,珍愛生命——與自然的和諧人並非孤立地存在於世界上,所謂“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每一事物都具足大千世界的本質和本性,“一切事物一事一物,一事一物即一切事物”[32](《周易禪解·上經》)。所以萬事萬物都是平等的。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萬物皆有佛性,他說:易理之鋪天匝地,不問精粗,不分貴賤,不論有情無情,禪門所謂“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郁黃花,無非般若”。又雲“牆壁瓦礫皆是如來清淨法身”。[33](《繫辭上傳》)ゴ藍含靈,皆有佛性,雖一物各有一卦,而卦卦各有太極全德,則馬牛等亦有太極全德矣。[34](《序卦傳》)ァ巴蛭鎘行浴彼凳芴焯ㄗ謖咳弧壩星槲扌浴彼檔撓跋歟何壹爸諫皆有此性故名佛性,其性遍造、遍變、遍攝。世人不了大教之體,唯雲無情不雲有性,是故須雲無情有性[35]。智旭在三十二歲便究心天台研究,受天台影響頗深。既然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體現,珍愛自然是人的天然使命,“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珍愛自然,便是珍愛人類自身。“夫神不離萬物”亦不離萬物,故曰“妙萬物”也。[36](《說卦傳》)ァ扒胰縑斕厝體太極之德以自養,即能美養萬物”,以太極之德養萬物。[37](《頤》)以太極之德養萬物,人只有慈悲萬物,才得解脫。人與自然的關係應該是和諧的,萬物與人在佛性面前是平等的,人並不是世界的主宰而凌駕於萬物之上。易道天人合一,佛道物我一體,智旭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理念至今對我們仍有借鑑意義。雖然智旭關於人與自然的理念並不能直接解決生態危機,但其中善待自然、悲憫萬物的菩薩情懷,萬物有性的平等觀念依然值得我們深思。(四)日用倫常,自在解脫——和諧的境界智旭認為與社會自然的和諧,生命的解脫和超越是在日用倫常的現實生活之中實現的。在《周易禪解》中智旭用大乘佛教“世間與出世間不二”的精神溝通了理想與現實的關係。他認為易理即佛性,“易即真如之性”[38]。存在於日用倫常之中,人只有在現實中才能求得解脫。而易“極乎巨細之事,貫乎日用之微”[39](《繫辭上傳》)。“《易書》雖具天地萬物之理,而其實切近於日用之間,故不為遠”[40],“此易理所以雖至幽深,實不出於百姓事物日用之間”[41](《繫辭下傳》)。六祖慧能所謂“一行三味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直心是”[42],與此旨趣相同。佛性在自心性之中,而不向外求,智旭講“妙定既深,自發真慧,了知心外無法,不於心外別求一法”[43](《臨》)。“妄計心外有法,而欲求其故,所謂‘困於石也’。”[44](《繫辭上傳》)這樣智旭把對的生命追求轉換為內心的反求,於心中悟“無住”之理,“是故‘易’者,無住之理也。”[45](《繫辭上傳》)正是《金剛經》所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意。慧能在《六祖壇經》中說:“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46]也就是“於念而離念,於相而離相”之意。一言以蔽之,是讓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保持一顆“平常心”。馬祖曾提出“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47]。平常心是本然清淨心,不受任何私慾所障蔽。自性本心,纖塵不染,如天外雲山,一片青翠。有了平常心,吃飯穿衣,擔水砍柴皆是妙道。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穿衣未曾掛著一縷絲。隨緣任運,片月行空,白雲自在。無門慧開曾詠出了此中境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閒事是心有執著,使心靈的明淨蒙上了塵垢,而不能現其本真。無有執著貪慾,才能“無住”,也才能達到智旭所說的“無思之思”的境界。“能達無思之思,則雖一致而具足百慮”[48](《繫辭下傳》)。“肇公所謂‘其入離,其出微’皆此理爾。”[49]在世間、出世間出入自如,“於禪中具足萬行,一一妙行與智相應”[50](《坤》),“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生命獲得了解脫和自由。智旭承繼禪宗的思想,禪儒會通,按照他的說法是為“以禪入儒,務誘儒以知禪耳”[51](《周易禪解·上經》)。讓人們認識到禪在現世中的作用。智旭首先肯定了現實世界的合理性,“夫神不離萬物,亦不離萬物,故曰‘妙萬物’也”[52](《說卦傳》)。“神”因不離現實中的萬物而“神”。此處之神應指易理禪道,最後會歸於一心,而現於日用倫常,他通過禪的平常心來調節理想和現實的矛盾,讓人們克服貪慾與執著,消解人們的焦慮、緊張,保持良好的心境。通過現實生活中的修行而悟清淨本心,廓然瑩徹,內外為一。這樣消除了一切有無、善惡、是非、物我的對立,達到了對個體生命的超越。從而在現實社會上營造了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園,找到了安置人的生命和靈魂的道路。三、智旭和諧觀的核心隨順時代,恪守正道,上求菩提,下化眾生,悲憫萬物,關愛自然,隨緣任運,物來而順應,廓然而大公,這是中國佛教的性格,也是智旭和諧觀的核心。近代太虛大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與智旭的佛理精神基本相同,都重現世、重自利利他,以實現人間淨土,沒有一顆慈悲濟世之心是不能有此創見的。和近代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所不同的是,太虛大師所處的時代,風雲變化,不僅國內各種矛盾更為激化,整個民族面對外族的入侵,民族處於生死危亡之時刻,太虛大師提出佛教貼近現世,並提出教理、教制、教產的一系列改革主張,從而使人間佛教的理念深入人心,得以發揚。他們不再圍繞彼岸世界來探討生活的意義,而對於生命價值在現世的實現、生活的實際狀態、國計民生予以充分的關注。智旭的和諧論實際上是人間佛教精神的凸現,儘管他沒有明確提出人間佛教的概念。人間佛教精神是大乘佛教濟世利他精神的體現,日本學者鐮田茂雄認為中國佛教是大乘宗教,這點與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南方佛教極為不同。最先流入中國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經典,如構成大乘佛教主幹的《般若經》,以及其後的《法華經》、《維摩經》及《中論》、《百論》等大乘論。大乘佛教在中國得到發展,形成天台、華嚴宗的教理,產生了禪和淨土的實踐宗教[53]。禪宗六祖慧能強調“法元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54](《六祖壇經》),突出了佛教的現世性,經唐宋儒佛合流至明代已日趨成熟,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的出世精神,已成為佛法應有之義。在階級矛盾不斷激化,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的時代,人間佛教的精神的提倡顯得格外重要,這從《周易禪解》中智旭反覆強調內聖外王之道與自利利他的統一就可窺見一斑。應該說智旭的和諧論包含的人間佛教理念,直至今日,對於正確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調節激烈社會競爭中的心理焦慮,防止生態的惡化和人的異化,仍具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近些年人們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對大自然也進行了掠奪式的開發,如何處理好與自然的關係一直是現代人思考的問題,智旭在《周易禪解》中的“萬物有性”說,人與自然的平等理念,對於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促使人與天地萬物和諧相處,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人們不斷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但欲望也不斷膨脹,自私自利,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現象普遍存在,智旭的隨順修德,自利利他的倫理思想,對於培養完善的人格,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有積極的借鑑意義。ピ誥赫日益激烈,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的現代社會,人們想要得到的利益越來越多,心理的焦慮和失衡也不斷加劇,學會在倫常自用中解脫,不為外物所牽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會有幸福、和諧的人生。積極的投入社會生活,不斷地在社會中解脫,增強使命感、道德感、責任感,提高道德修養,才能真正獲得人生的自由。

[1]意為不敢為古之儒、禪、律、教;也不屑為今之儒、禪、律、教,故為八不。[2][3]《藕益大師年譜》,《藕益大師全集》,佛教出版社1989年版,第8頁,第17頁。[4]陳德述注釋、施維點校:《周易四書禪解》,團結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頁。[5][6][7][8][9]《周易四書禪解》,第269頁,第148頁,第98頁,第72頁,第283頁。[10][11]《周易四書禪解》,第250頁,第1頁。[12]湛然:《金剛》,《大正藏》冊46,頁682下。[13][14][15]《周易四書禪解》,第300頁,第11頁,第17頁。ィ16]《靈峰宗論》卷三《性學開蒙答問》,《藕益大師全集》,第16冊,第10712頁。[17][18][19][20][21][22][23]《周易四書禪解》,第15頁,第7頁,第279頁,第11頁,第22頁,第11頁,第7頁。[24][25][26]《周易四書禪解》,第68頁,第10頁,第11頁。ィ27]《周易四書禪解》,第139頁。[28]轉引《李澤厚哲學文存》,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頁。[29][30][31][32][33][34]《周易四書禪解》,第251頁,第295頁,第2頁,第1頁,第192頁,第291頁。[35]湛然:《金剛經》,《大正藏》冊46,頁784下。ィ36][37]《周易四書禪解》,第290頁,第131頁。[38]《靈峰宗論》卷三《性學開蒙答問》,藕益大師全集》,第16冊,第10712頁。[39][40][41][42][43][44][45]《周易四書禪解》,第250頁,第283頁,第283頁,第106頁,第268頁,第268頁。[46]《六祖壇經》,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頁,第19頁。ィ47]《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大正藏》冊51,頁440上。[48][49][50][51][52]《周易四書禪解》,第277頁,第277頁,第23頁,第2頁,第290頁。[53]鐮田茂雄著:《簡明中國佛教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54]《六祖壇經》,第48~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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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
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請常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切重罪悉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