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遺書三題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 方廣錩
敦煌藏經洞發現至今已經100餘年。藏經洞中所存的敦煌遺書為我們研究中古中國社會的政治、歷史、宗教、文學、藝術、音樂、舞蹈、語言、文字、民族、對外關係、西域史地等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百年來，通過對敦煌遺書、敦煌莫高窟及相關文獻、文物的研究，使世界上出現了一門新的顯學——敦煌學，並已經在各個相關領域取得驕人的成果。可以預言，隨著人們對敦煌遺書及相關文物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敦煌學將愈來愈放射出璀燦的光芒，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一、敦煌遺書並非全部出自藏經洞
以前一提到敦煌遺書，人們就聯想到藏經洞。以為所有的敦煌遺書都是從藏經洞裡出來的。例如，敦煌研究院前院長段文杰先生就說：「敦煌遺書，就是藏經洞發現的遺書。」這種說法其實並非段文杰先生的首創，而是敦煌學界普遍的觀點。不少研究者寫書寫文章，都說敦煌遺書就是從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古代遺書。但這並不符合實際情況。
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有一批敦煌遺書。其中有一件是清道光初年在敦煌某圯廢的佛塔中發現的。清道光七年(1827)歸陳起詩收藏，其後輾轉歸日本天理大學收藏。遺書後的題跋記載了該遺書發現與流傳的大致經過。
伯希和在敦煌時，除了從王道士手中騙到大批藏經洞遺書外，還在第464窟發現一批元代回鶻文遺書。據有的學者研究，這批回鶻文遺書的一大部分和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搞走的敦煌回鶻文遺書為同一寫本。這證明當年斯坦因也得到過非藏經洞的遺書。
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成員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時，曾雇當地鄉民搭架爬梯，在莫高窟各個洞窟搜尋，獲得一些遺書。日本龍谷大學前校長上山大峻先生曾親耳聽吉川小一郎介紹當時的情況，並將此紀錄在自己的著作《敦煌佛教研究》中。筆者也曾親耳聽上山大峻先生轉述這一事實。
1914年抵達敦煌的俄國奧登堡探險隊，曾在莫高窟發掘與清理其他洞窟的垃圾，除發現了一些古代藝術品殘片外，還發現了大量的古代寫經殘卷。據說敦煌石窟常有寄居者，並在窟內燃燒篝火。所以俄國收藏的大量敦煌寫卷的邊角都被燒的痕跡。
著名畫家張大千在敦煌考察時，也曾經在一個沙堆中發現唐代的古文書。
據有些資料介紹，在莫高窟另一洞窟的上層，曾經發現一批藏文遺書，數量相當巨大。不過也有文章稱這些藏文遺書本來也是收藏在藏經洞的。此外，現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遺書中有若干西夏文佛經殘片，其中有一件殘片上有管主八施經印。管主八是元代松江府僧錄，曾主持雕印西夏文大藏經。我們知道，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從藏經洞遺書中發現過西夏文的資料。因此可以肯定，敦煌研究院的這些西夏文殘經原來不在藏經洞，而是保存在敦煌的其它什麼地方。
最後要提到的是，前幾年，敦煌研究院對莫高窟北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這次發掘，又發現一批古代遺書。有關情況，可以參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有關這次發掘的考古報告。
總之，由於敦煌特有的地理、氣候條件，能夠保存古代遺書的並非藏經洞一處，在敦煌的其它地方也有許多各種各樣的古代遺書被保存，並不斷地被發現。
二、應區別藏經洞遺書與非藏經洞遺書
既然敦煌其他地方也出土不少古代遺書，所以到底什麼叫「敦煌遺書」，就是一個應該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為了對藏經洞出土的遺書、對敦煌其他地方出土的遺書進行更加科學的研究，必須對什麼叫「敦煌遺書」作一個嚴格的定義。
我主張，所謂「敦煌遺書」，應指所有原藏於敦煌地區的已被發現或尚待發現的所有古代遺書。它涵蓋藏經洞、莫高窟其它洞窟乃至敦煌其它地方的所有古遺書。至於藏經洞出土的這批遺書，則可以稱為「藏經洞敦煌遺書」或「藏經洞遺書」，它不包括在敦煌其他地方發現的古代遺書。
為什麼要作這樣的區別呢？那是因為那些在敦煌其它地方出土的遺書雖然也是古代遺書，也出於敦煌，但是，由於它們並非藏經洞遺書，它們與藏經洞遺書混在一起，容易對藏經洞封閉年代的研究產生干擾，對藏經洞遺書性質的研究產生干擾，從而對正確地在科研實踐中利用藏經洞遺書產生干擾。實際上，這種干擾已經產生了。有些學者依據非藏經洞遺書來研究藏經洞的封閉原因與時間，自然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在非藏經洞遺書中，有些遺書，如前述敦煌研究院所藏西夏文殘經，較為容易鑑別與剔除。但絕大部分遺書與藏經洞遺書在形態、內容、性質等方面幾乎完全一致，較難區別。給研究者帶來很大的困惑。
怎樣才能區別非藏經洞遺書與藏經洞遺書呢？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擬先簡要介紹藏經洞封閉時間問題。
現在敦煌學界一般都同意，藏經洞應該封閉於北宋鹹平五年(1002)到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之間，亦即敦煌王曹宗壽統治時期。我認為這一推斷是合理的，理由如下：
1、從1002年向前倒推100年，幾乎每年都有若干遺書保存在藏經洞中，有些年份甚至保存有幾十號遺書，顯示出這批遺書的連續性與穩定性。比如，僅反映鹹平五年敦煌報恩寺修造大藏經的遺書，至少就有5號。其中有施主曹宗壽夫婦的疏文，有抄經的紀錄等等。反映了當時報恩寺在曹宗壽支持下將寺藏大藏經修造完整的全過程。
2、1002年以後的遺書數量很少，不成系統。至今為止，學者們的主要發現有：
伯2159號背面抄錄一件遺書，題為《妙法蓮花經玄贊科文》卷二，作者署名為「燕台憫忠寺沙門詮明」。這個詮明就是遼代主持燕京憫忠寺(今北京法源寺)的著名高僧詮曉。他約生活於五代後唐天成年間至遼聖宗統和末年(926～1012)，主要活動與著述當在965年～1002年之間。這部《妙法蓮花經玄贊科文》應該是1006年至1020年之間傳入敦煌。
斯5771號與斯2421號兩號遺書，所抄均為《般若心經注》，雖然不能綴接，內容可以互補。作者署名為「中京招福寺沙門文沼」。根據「中京」這個地名，考察當時敦煌與遼的往來關係，也可以考定該《般若心經注》傳入敦煌的時間大約在1007年～1020年之間。
斯4358號，名為《李相公贊真身》，所抄錄的實際是宋仁宗所作《贊佛牙詩》，可見《佛祖統記》有關記錄，四川大足石刻也有刊刻。這首詩傳入敦煌，大概在1031年到1065年之間。
伯3810號，名為《呼吸靜功妙訣》，卷後抄有「養生神仙食粥法」，其中有「山藥」一名。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時，為避代宗李豫之諱，改名「薯藥」。宋英宗時，為避英宗趙曙之諱，改名「山藥」。宋英宗是1064年登基的，這說明伯3810號應該產生於1064年之後。
上述4件遺書，年代跨度為1006年到1064年，將近50年。也就是說，這將近50年的漫長歲月，保存在敦煌遺書中的，只有4件遺書。與前述1002年以前，幾乎每年都有遺書，且往往不止一號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這為我們研究藏經洞的封閉時間，提供了一個時間的坐標。
3、藏經洞外的壁畫，畫於敦煌曹氏歸義軍晚期或西夏早期，考古學家經過考古排年，認為壁畫的繪畫年代大約在1020年到1040年之間。
4、1002年，原敦煌王曹延祿被殺，他的侄子曹宗壽登台，一直統治到1014年。
綜合上述因素，我認為，曹宗壽登台後，為了擴大統治基礎，特別是為了得到當時在敦煌頗有勢力的佛教教團的支持，採取一系列向佛教示好的措施。為報恩寺修造藏經就是其中之一。除了為報恩寺修造藏經外，他還發起清點各寺院經典，並把清點出的廢舊經典、陳年舊紙封入藏經洞。
明確了藏經洞的封閉年代，我們可以採取如下辦法來區別藏經洞遺書與非藏經洞遺書：
首先，如前所述，藏經洞的敦煌遺書，是北宋初年，敦煌寺院清點寺院藏書後，將一批殘破的經卷、積存多年的過時文書、無用的廢紙以及用舊的幡畫、多餘的佛像等等，統統集中棄存於第17窟的結果。這批遺書相互間有一定的聯繫，具備一定的集團性、整體性。而且，距離封閉年代越近，遺書的聯繫性越強，整體性越明顯。而藏經洞以外的敦煌遺書，相對比較分散，數量也少。它們是經過漫長歲月的沖刷，偶然被保存下來、被發現並進入敦煌遺書系列的。因此，它們比較零碎、孤立，本身既不成體系，相互又缺乏聯繫。我們可以根據這些特點來區分藏經洞遺書與非藏經洞遺書。
其次、凡是比較規範的考古工作，都有較為詳盡的考古記錄，具體記錄了各種物品的出土地點。根據這些記錄，以及考古隊的日記、回憶錄等其他資料，我們可以將非藏經洞遺書與藏經洞遺書區別開來。比如英國斯坦因特藏中，將10多號于闐出土的遺書編入敦煌遺書，後來學者根據有關考古紀錄，把它們鑑別、區分開來。又比如，我在英國整理斯坦因特藏殘片時，發現有些殘片背面有英文的「高昌」、「米蘭」等記錄，由此可知這些殘片是斯坦因在高昌、米蘭等地發掘所得，不慎混入敦煌遺書中。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根據對遺書本身年代、內容、性質的分析，以及依據考古工作報告，來區分藏經洞遺書與非藏經洞遺書。
非藏經洞遺書是怎樣混進藏經洞遺書的呢？有兩條途徑。
第一、是王道士放進去的。1908年，伯希和曾經進入藏經洞考察。他記載說，曾經在藏經洞中看到有光緒年間的刊本道經。從王道士1900年發現敦煌遺書，到斯坦因1907年首次訪問莫高窟，藏經洞一直由王道士管理，時間達7年之久。如前所述，敦煌因其特有的地理歷史條件，保存有古代遺書的並非藏經洞一處。可以想見，在王道士心目中，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古代書庫，自然也就成為他的私人圖書館。於是他把在其他洞窟發現的敦煌遺書，乃至自己的一些日用書籍，甚至其他文書，都放入藏經洞。如我在英國發現，斯11606號，是清代老百姓打官司的狀子，也被當作敦煌遺書收藏。
第二、被探險家，或收藏單位搞混了。比如我在英國圖書館發現斯11607號、斯11608號、斯11609號等三號遺書，是清代的僱工帳。我懷疑這是斯坦因自己僱傭當地居民的一個記錄，但也混到英國的敦煌遺書中。1991年我到前蘇聯考察奧登堡探險隊所得敦煌遺書，發現其中混入了科茲洛夫探險隊所得黑水城出土的文獻。又如按照慣例，北京圖書館將所有的寫經存放在一起。因此，有幾件從四川某佛塔出土的北宋寫經及日本寫經也與敦煌遺書存放在一起。雖然館藏底帳清楚記載著這幾件遺書的來歷，但仍然有人誤認為它們也是敦煌遺書。
總之，由於種種原因，現在被稱為「敦煌遺書」的這批古代遺書，絕大部分的確是從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但也有從敦煌其他地方出土的，甚至根本不是敦煌出土的。既有宋以前的遺書，也有個別元代、清代的遺書混雜其間。因此，我們在利用敦煌遺書進行研究時，一定要認真加以鑑別。
三、藏經洞敦煌遺書的數量
由於敦煌遺書分藏在世界各地，至今缺乏一個完整的聯合目錄，因此藏經洞裡到底藏了多少遺書？這個問題歷來說法不一樣。有人主張是三、四萬、有人認為是五、六萬、有人講有六、七萬，也有人認為總數可達十萬左右。上述說法，都是猜測，缺乏可靠的依據。
1984年以來，我一直從事敦煌遺書的調查與編目，為此遍訪英、法、俄、日、印度等世界敦煌遺書主要收藏地。現將我所了解的世界各地的敦煌遺書的概況，簡單介紹如下。
首先是中國的收藏。
中國收藏的敦煌遺書主要集中在國家圖書館，其次分散在各地的圖書館、博物館等各單位，此外散落在私人手中的敦煌遺書也有一定的數量。
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遺書，其主體部分是從敦煌直接押運來的。這一部分約有14000號，此外通過文化部調撥、個人捐贈、圖書館出資購買等各種方式，收藏約2000號。近年在敦煌遺書修復的過程中，將其背面的古代裱補紙揭下，續編數百新號。這樣，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的總數，現為16500號左右。其中絕大多數為漢文，也有少數藏文、回鶻文等非漢文遺書，但數量較少，只有數百號。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就其絕對量(指總長度)而言，約占全世界敦煌遺書總數的三分之一強。
中國各地的圖書館、博物館也收藏不少敦煌遺書。較為重要的有：敦煌研究院、敦煌縣博物館、天津藝術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北京市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安徽博物館、山東博物館、江蘇博物館、江蘇圖書館、浙江博物館、浙江圖書館、湖北博物館、天津圖書館、山西博物館、旅順博物館、台灣「中央圖書館」、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其他諸如四川、重慶、貴州、遼寧等各地的圖書館、博物館，大都均有收藏。乃至一些地縣級的文博部門，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圖書館，有的也有收藏。特別是河西走廊諸多地區的文博部門，幾乎都有收藏。
除了各地的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博部門外，各地的文物商店、古舊書店，有的也收藏有敦煌遺書。比如北京的中國書店，天津的文物商店、上海、甘肅的有關文物商店等。此外，佛教寺院也是收藏敦煌遺書的一個重要單位。中國的佛教寺院從來有收藏書畫文物的傳統，敦煌遺書也是其中之一。北京、上海、杭州、蘇州、南京、乃至五台山的一些寺院，都收藏有敦煌遺書。
中國的部分私人收藏家，也收藏有一些敦煌遺書。這些遺書，有些至今秘不示人，或僅在私下轉手買賣；有的則時時可在各文物拍賣市場上見到。
上述各圖書館、博物館、文物商店、寺院、私人收藏的敦煌遺書，大部分已經公布，也有些一些至今尚未公開。其中漢文敦煌遺書的總數，大抵在3000號上下。
中國國內的非漢文敦煌遺書，主要是藏文，集中收藏在河西走廊諸多地區的文博部門，總數約3400號。河西地區的這些非漢文遺書，是否也出自藏經洞，尚需進一步研究。除了河西走廊外，國內其他單位也有一些零星收藏。
以上中國國內收藏的漢文敦煌遺書總數，約超過19000號。非漢文遺書總數約不足4000號。
其次是英國的收藏。
英國的敦煌遺書目前收藏在英國圖書館印度與遠東部，都是斯坦因搞過去的。由於歷史的原因，這批遺書中的漢文部分，歸該部的中國部負責管理；其中的非漢文部分，則歸該部的印度部負責管理。歸中國部管理的漢文部分分別編在Or8210與Or8212等兩個大號下。Or8210中收入斯坦因1907年第一次到敦煌所得遺書與1914年第二次到敦煌所得的500多個大卷子，總數約14000號。其中前7000號相對比較完整，後7000號則大抵為殘片。還有20餘號木刻品。Or8212中收入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到敦煌所得殘片1000多號。由印度部管理的非漢文部分中，也夾雜了100多號漢文遺書。這樣，英國所藏漢文敦煌遺書總計為15000多號。
由印度部管理的非漢文部分，主要包括梵文、于闐文、粟特文、藏文、龜茲文、回鶻文等各種文字。這些遺書有些已經整理編目，有些尚在整理，至今缺乏完整的目錄。總數在2000號到3000號左右。
由於種種原因，個別英國人手上也收藏有中國的敦煌遺書。據我所知就有兩件漢文遺書。其中一件為彩繪佛像的《佛名經》，五代寫卷。此外，英國的一個拍賣公司也收藏幾件敦煌遺書。
英國收藏的敦煌遺書，約占全世界敦煌遺書總數的三分之一。
再次是法國的收藏
法國的敦煌遺書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都是伯希和弄過去的。漢文部分總計4000餘號。由於法國編目時，將修復時揭下的殘片與原卷編在一起，不像英國、中國那樣另編新號。因此，法國的一號中，往往包括許多小號。總數則顯得並不多。
法國的非漢文遺書，主要是藏文，根據最近的編目，為3375號。其他文字遺書，包括西夏文、龜茲文、粟特文、回鶻文、梵文等，總計約有數百號。
第四是俄國的收藏
俄國的敦煌遺書收藏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原蘇聯列寧格勒亞洲民族研究所)。基本上為漢文遺書，編號多達近19000號，均為奧登堡探險隊1914年在敦煌所得。眾所周知，1910年，中國政府已經將藏經洞中剩餘敦煌遺書悉數押運北京。因此，1914年奧登堡探險隊到達敦煌時，藏經洞已經空無一物。奧登堡探險隊從敦煌當地鄉民處收購到較大的卷子200多個，其餘18000多號殘片，大都是在莫高窟各個洞窟發掘所得。不過，其中有些殘片可以與中國、英國、法國的收藏品綴接。由此可見奧登堡探險隊也得到部分原本出自藏經洞的殘片。既然藏經洞已空，他們又從何處得到藏經洞殘片？這個問題現在還是一個謎。如果仔細研究奧登堡探險隊的工作日記，或者可以解答這個謎。
第五是日本的收藏
日本所藏敦煌遺書有兩個特點：第一、除了大谷探險隊所得是從敦煌當地搞到的以外，其餘敦煌遺書都是通過各種途徑，從中國私人手中購買的。第二、日本的收藏比較分散。公私收藏單位非常多，但大部分收藏單位的收藏量都不大。
日本收藏敦煌遺書最多的是大阪杏雨書屋。這是日本武田財團所屬的一個古籍收藏單位，也是日本比較著名的中國古籍收藏單位。杏雨書屋所藏敦煌遺書的主體部分，是李盛鐸舊藏。李盛鐸的敦煌遺書，則是1910年敦煌遺書奉命解京時，串通押運人員竊取的。李盛鐸死後，他所收藏的400餘件敦煌遺書精品，由其後代拿到日本兜售。經過著名敦煌學家羽田亨的鑑定，全部入藏杏雨書屋。其後，杏雨書屋又通過其它途徑陸續增加收藏，現收藏總數已達700多號，成為日本收藏敦煌遺書最多的單位。這批遺書至今還沒有公布。此外收藏數量較多的還有東京的書道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三井文庫、大東急文庫、國會圖書館、大谷大學圖書館、龍谷大學圖書館、唐招提寺、京都有鄰館、天理圖書館、寧樂美術館、九州大學文學部等等。日本的一些私人也有相當數量的收藏，並不時出現在日本的拍賣市場上。日本收藏的敦煌遺書總數，大體在2000號以內。
除了上述大宗收藏外，印度新德里博物館、西歐、北美也有一些國家圖書館、博物館，包括一些私人，收藏若干敦煌遺書，但數量就比較少了，總數不過數百號。
綜合上面的資料，如果不計敦煌出土的幡畫、佛像等各種其他文物，全世界的敦煌遺書總計約在69000號。其中漢文遺書約為59000號，非漢文敦煌遺書約為10000號。
應該說明：
第一、上述59000號漢文敦煌遺書絕大部分都是從敦煌藏經洞中發現的。而10000號非漢文遺書的來源則比較複雜，有些是藏經洞中的收藏品，有些則原來收藏在敦煌的其他洞窟中。
第二、所謂「號」，是各收藏單位為管理入藏的敦煌遺書所給的編號。編號時，一般的方法是：無論長短大小，一個獨立件即為一號。也就是說，有的敦煌遺書很長，達幾米，十幾米，甚至幾十米，稱為一號。有的敦煌遺書則很小，只是巴掌大，指甲蓋大，甚至更小，也稱為一號。此外，有不少敦煌遺書，原來本屬一個卷子，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被撕裂為幾件，甚至十幾件，因而也就被編為幾號，乃至十多個號。還有，敦煌遺書形態複雜，各收藏單位管理方式也不一樣。有的收藏單位，一個號中有時包括幾個，甚至幾十個相互獨立的遺書。所以，同樣是一號，情況千差萬別。
第三、在古代，敦煌遺書由於長期使用，難免有破損等情況。古人往往隨便剪下一塊其他廢舊紙張，貼補在破損卷子的背面。有時一個卷子，會重重疊疊貼上幾十塊這樣的裱補紙。各收藏單位為了更好地保護這批珍貴的文物，往往在修整時將這些古代的裱補紙揭下。這些揭下的古代裱補紙，有些空白無字，有些上面也抄寫了各種各樣的經典、文書。於是又被編號收藏。如俄國所藏數量雖多，絕大部分為甚小之殘片及從寫卷背面揭下之古代裱補紙。英國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在敦煌遺書的修整過程中，也揭下不少古代的裱補紙。這樣，各單位所藏敦煌遺書的編號，隨著修整工作地展開而不斷增加。
所以，號數的多少並不能正確地說明該收藏單位所藏敦煌遺書的真實情況。
如果我們排除上面提到的諸多因素，將可以綴接的殘卷儘量綴接起來，將下余那些較小的殘片、碎塊略而不計，將非藏經洞的遺書一律剔除，則就漢文遺書而言，總數大約不足30000號。其中收藏在中國國內的有13000多號，收藏在英國的有7000到8000號，收藏在法國的有4000多號，收藏在俄國的約不足1000號，收藏在日本的約2000號。其他數百號散藏在世界各地。
還應該說明得是，藏經洞發現之後，特別是敦煌遺書在社會上流傳開來以後，有些人為了牟利，偽造了一批假的敦煌遺書。近年來，關於假敦煌遺書的問題被炒得很熱，有的學者認為日本收藏的敦煌遺書絕大部分都是假的，以至造成「談卷色變」的形勢。根據我多年在中、英、日、法、俄、印等諸國的考察，假卷的確存在，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中，也發現個別假卷。相對而言，日本的有些收藏單位，及中日兩國私人收藏的卷子，假卷子的比例要略高一些。雖則如此，其比例也沒有達到絕大多數都是假的這樣一種程度。有假卷子的收藏單位，其真假卷子各自所占的比例，也各有不同。
在此，我要呼籲至今尚未公布所藏敦煌遺書的單位與個人，將所藏的遺書儘早公布出來。敦煌遺書固然是一種珍貴文物，但文物要經過鑑定，才能證明它的身份；要講究流傳有緒，才能提升它的價值。將所藏遺書公布出來，經過鑑定與著錄，不但可以起到保證身份，而且可以產生提升價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