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迴的文化淵源與精神意蘊徐文明輪迴，源於印度奧義書，指生命在諸道中的生死輪轉。無論是在印度的婆羅門教還是以佛教為代表的沙門諸派中，生死輪迴都是痛苦的不得已的流變，是需要出離和解脫的。而在科學昌明的現代，輪迴又被視為迷信和無知，也是需要破除的。然而，輪迴作為一種信念早已植根於人類精神的深處，成為一種普遍的永恆的不可磨滅的人類意識。在後來的輪迴學說中，輪迴主要體現了人類的深深的無奈，一種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無法擺脫生死的根本的、強烈的痛苦，然而其中也展示了人對生命的無限留戀，包含了靈魂不滅、真我永存的理想和願望，而這正是人類共有的本能和永恆的本性。由於對生命的渴望是人類的本能，使得人類在靈智未開的原始時期便展現了對生命的無限的熱愛和依戀。大量的人類學資料可以證實，原始人對生命的渴望是如此的強烈和執著，以至於根本不承認死亡這一無法否定的事實。斯賓塞在談到澳大利亞的原始部落時指出，當地的土著居民是絕對不會承認自然死亡的存在的，他們認為，凡是有人死亡，就必然存在其他的原因，死者肯定是被謀害或死於意外的事故的，謀害人的人註定要受到報應。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死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因此死亡並非不可避免，而僅僅是一種偶然的意外的原因導致的。原始時期的神話與宗教體現了對死亡的徹底否定，生命永存已經成為我們的先民的最基本的不可動搖的信念。雖然先民固執地認為生是必然的，死是偶然的，需要論證的是死亡的存在而非生命的不朽，然而死亡作為一種自然規律還是一個單憑信念無法改變的現實。儘管他們堅持只有偶然的原因才會造成人的死亡，但是太多的偶然漸漸變成了無法抹去的必然，隨著知識的增加、靈智的開化，執著的情感凝成的堅冰也漸漸為理性的火花所形成的微弱的熱力所融化，他們不得不接受一個最不願意接受的事實，死亡是所有的人都無法避免的必然規律。雖然先民不得不承認死亡的存在，但是他們並未屈服於死亡的重壓，而是用另外一種方式繼續與之抗爭。一個昨日還歡聲笑語的人今天卻開始了永遠的沉默，一個美艷無雙的麗人卻化作令人恐懼的髑髏，肉體的死亡顯然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但是人的精神也會隨之而去嗎?不，雖然人的肉體會消亡，但是還有一個不朽的靈魂存在，人的精神是永遠不死的。於是，我們的先民雖然在死亡的問題上不得不退卻，卻不是一潰千里，而是步步為營，又轉移到了第二條戰線，即雖然承認肉體的死亡，卻不認為精神也會死亡，以為精神即靈魂的存在是永恆的。這同樣是堅持生命的永恆，只不過將之寄托在靈魂之上，或者說只承認生命形態的變化，不承認生命的完全消失。 自從我們聰明的先人按照泰勒的解釋是根據生與死、夢與醒的差別得出靈魂存在的素樸的推理之後，這一簡單的推理便成了人類迄今為止對抗死亡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也是為所有的宗教(也許印度佛教是個例外)和許多哲學流派所承認的重要觀念。靈魂的存在抹去了橫亙在生死之間的無限的鴻溝，淡化了人對死亡的無比的恐懼，也使許多用其他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得到了令人寬慰和信服的解釋，靈魂說幾乎成了醫治各種精神創傷的萬能靈丹，也成為輪迴說得以成立的前提。因此，在不承認靈魂存在的印度佛教那裡，輪迴說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成為一種無足輕重的附屬物，而一旦傳到中國，和中國固有的靈魂觀念結合之後，便產生了強大的生命力，幾乎成為佛教在民間的代名詞。靈魂的不朽解決了生命在時間上不斷延伸問題，而靈魂的隨處轉移更使生命在空間上獲得了廣泛的支撐。先民的生命觀是整體的，不僅沒有時間上的前後興亡，也沒有空間上的內外局限。他們認為，萬物皆有靈魂，靈魂並不固定在一種生命上，而是可以在物類之間進行轉移，這就構成了輪迴說的理論模式，後來的諸道輪迴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在先民那裡，物類之間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說根本沒有界限。人與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或自然物是沒有嚴格的區分的，生命是一個渾然的整體，因此靈魂也是可以相互轉移的，人的靈魂完全可以附著在動植物上。圖騰崇拜的廣泛存在就表明了生命的整體觀在原始時期是如何的流行。許多部族都有自己的圖騰，而它們的圖騰往往是動植物。以動植物為自己的祖先和神靈，表明人們並不認為人和其他生命之間有絕對的界限。因此輪迴觀念的根本意義或者說是原初意義就是對抗死亡，其中體現的是生命的延續而非中止，是對生命的熱愛而非厭棄，這與後來成熟的輪迴說可以說是大相逕庭。從奧義書中所描述的「五火二道說」開始，輪迴體現的便是生命的流離與不自主，也就是說表達的是生命的痛苦與無奈，輪迴變成了應當否定的東西。從對生命的熱愛變成對生命的厭棄，人類的這一進步固然表現了追求更高生命形式的遠大理想；也表明了現實的願望正蛻化成虛幻的理想。輪迴的道德意義也是比較晚出的，卻成了後來的輪迴說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因素。先民並無明確的善惡觀念，也不認為人與其他生命形式之間有等級的差別，更未想到諸道流轉的必然性。直到善惡觀念明確確立、等級意識形成之後，才會將業力(生命造作的善惡諸業所產生的力用)與輪迴結合起來，使每個生命個體的善惡行為成為他自己的生命流轉的動力之一，行善成善，行惡成惡，於是輪迴與因果報應聯繫在一起，成為道德的工具，而靈魂的轉移不再是偶然的現象，變成了由人的行為決定的必然結果。從輪迴說在印度誕生那天開始，輪迴就成了應當否定和消解的東西，在這一點上，印度諸家學派與近代科學是完全一致的，其區別則在於前者在承認輪迴存在的前提下否定輪迴的意義，後者則根本否定輪迴的存在。科學告訴人們，靈魂說是騙人的鬼話，輪迴是迷信，這固然是人們清醒過來的清涼劑，但它又是一種最為殘酷的清醒，等於讓動手術的病人從痲醉中清醒過來，直接忍受刀剪的折磨，科學否定了靈魂的存在，告訴我們死亡是根本無法避免的，除了接受它別無良策，這種冷冰凍的真理難道不是一種最殘酷的惡嗎?靈魂是否存在其實不是現有的科學能夠證明的問題，科學家對靈魂的否認與其說是一種科學的證明，不如說是一種信念的認定，是以一種信仰對抗另一種信仰。因為靈魂本來就是一種無形無象的非現實的存在，不在科學研究的範圍之內，科學無法論證其存在，也無法證明其不存在，對於這一問題應當擱置起來，存而不論。靈魂之有無，輪迴之存否，其實並不是特別重要，沒有必要在實在或本體論的層次上探討這一無法回答的問題，關鍵是在心理或價值論的層次上看其是否具有意義。輪迴的意義本來就是為了對抗死亡，就是為了給瀕死的人以精神上的慰藉，讓人帶著希望安然離開這個自己所無限留戀、無比牽掛的世界。所謂「安樂死」，最重要的也許不是使人減少肉體的痛苦，而是減少精神上對於死亡的巨大恐懼，實現沒有恐懼、沒有痛苦的告別。對於走向死亡的人來說，輪迴說就相當於精神的「安慰劑」，最重要的是它的效果，而不是它本身的真假。即便輪迴是一種謊言，無神論是一種真理，這種善意的謊言也比冰冷的真理要好得多。不是說只有瀕死的人才需要精神的安慰，也不是只有老年人才會考慮生死問題。生命毫無例外、不可逆轉地走向死亡，這是每一個人都無法迴避的根本問題。孔子曾經有意迴避弟子關於這一問題的提問，道是「未知生，焉知死」，意思大概是活著的時候就好好活著，沒有必要自尋煩惱，去考慮什麼死亡的問題，連現實的生的問題都沒有解決，何必去追尋未來的不可捉摸的死的問題呢?孔子在這裡表現出了儒家的現實主義態度，鬼神之事，幽微之狀，恐怕聖人也難以盡知，只好敬而遠之。但這一問題並不是可以迴避的小事，而是與現實的人生息息相關的大事，事實上是無可逃避的。我們同樣可以反問孔子：「未知死，焉知生?」如果不能理解什麼是死亡，如果不能解決死的問題，如果讓死的恐懼一直壓在人的心頭，又怎麼能夠活得好、活得下去呢?人類一直在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對抗死亡，從否認死亡的存在到否認死亡的必然性，從靈魂說到神仙術，從益壽延年法到長生不老方，從唯物主義與無神論的達觀到各種宗教的「痲醉」，從科學與醫術的實際幫助到各種信仰的精神安慰，不能否認，這些方式都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產生了實際的效果，輪迴作為一種古老而又普遍的學說，更是對抗死亡的重要法寶。儘管受到了現代科學與無神論學說的衝擊，但是輪迴說不會就此消失，因為輪迴最根本的意義和價值就是對抗死亡，只要人類存在著死亡的威脅，只要生死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輪迴說就不可能消亡。經過佛教改造的輪迴說不僅保留了其對抗死亡的意義，還增加了道德教化與改造人生的意義。佛教的輪迴說揭示了輪迴自身存在的問題，指出輪迴中的生命實際上處在一種痛苦的不自在的狀態，只有出離輪迴才能獲得自由自在的生活，提高生命的層次與境界。佛教不僅強調生命的延續，更注重生命存在的狀態與生活的質量，使人生成為永恆的幸福歷程而不是苦難與不幸的延續，不僅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除了維護與改造人生的根本意義之外，輪迴說作為一種文化還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特別是經過印度佛教改造過的輪迴說傳人中國之後，對於中國的宗教信仰、社會生活、文化藝術等各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促進了中國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的發展，擴展了中國人的思維空間與想像能力，對於中國人的人格塑造與精神世界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成為中國人的內在血脈。經過兩千多年的積澱，這種已經內化於中國人的精神血脈之中的學說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深層意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任何力量都無法將其完全拋開，更沒有辦法使之徹底消亡。由於作為輪迴說的母體的佛教理論的長期停滯，輪迴說本身也沒有多少發展，不僅無法跟上社會的進步與科學的發展，而且還在通俗化、世俗化的過程之中受到了愚昧、迷信與專制的影響，沾染了許多不健康的東西，以致就連輪迴說自身也被當成迷信與邪說，使得輪迴在現代社會的命運顯得極為坎坷，經常受到誤解、歪曲和打擊，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強大壓力。 在這種壓力之下，輪迴說只有完成現代轉換，適合新形勢的要求，拋除迷信與邪教的影響，才能重現生機。這一方面需要返本，使輪迴說對抗死亡的意義與改造人生的作用重新凸顯出來，另一方面也需要創新，使之與現代科學結合起來，為延續生命與提高生命的質量作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