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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故事:獨步楞嚴的圓瑛法師


時間:2019/1/15 作者:清風扶露

圓瑛法師,俗姓吳,出家後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他是福建省古田縣人,父名元雲,母親闕氏,因禱於觀世音菩薩,夢觀音送子至,於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生此子。

在他五、六歲的時候,父母先後去世,由叔父照應他的生活。入塾讀書,十分穎悟。年齡漸長,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為僧,叔父不許。十九歲時,生了一場大病,病中發願,如獲痊癒,決出家修行。後來病癒,便到福州鼓山拜興化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剃度出家。翌年,到湧泉寺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並從學習教律儀。未幾,到福州大雪峰寺隨達公和尚修苦行,充當飯頭菜頭,任勞任怨不以為苦。

二十一歲時,發心行腳參訪。他先到常州天寧寺,依冶開老和尚叄究禪宗心法,老和尚道風嚴峻,對弟子不稍寬假,因之獲益者眾。圓瑛在天寧寺學習四年,繼之又到寧波天童寺,依八指頭陀敬安禪師習禪定,一心參究。其間他又隨道階、諦閒、祖印、慧明諸師學習天台教觀,前後有六年之久。由於他喜穎悟,學習努力,使他在佛學和修持上,有了深厚的基礎和成就。

他在天童寺從敬安和尚習禪那一段時間,是光緒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光緒三十年,年方十六歲的太虛,依小九華寺的監院士達和尚出家,十八歲到天童寺,任寺中禪房,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由於太虛天資穎悟,在學僧中有如鶴立雞群,甚受道階的重視,許之為法器。以此,圓瑛與太虛亦結為好友,二人曾於是年七月的“等自姿日”,在天童寺御書樓,結為盟兄弟。圓瑛是年二十九歲,已以擅長文字著稱,他手撰盟書,文采可觀,盟書文曰:

夫綱常之大,莫過於五倫,而兄弟、朋友,乃五倫之二也。世有生無兄弟,以異性結手足之親,分列友朋,高盟考腹心之託。即如秘園結義,管鮑通財,同安樂,千載鹹欽義氣。

而吾儕身居方外,跡脫塵中,雖曰割愛辭親,尤貴揖師處友,然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者固可有益於身心,惡者難免轉妨乎道業。悟自投身法苑,訪道禪林,所見同胞如許,求其如第之少年聰敏,有志進修者,亦罕逢其匹也。

文中“悟自投身法苑”一句,悟是“弘悟”,是他的法名。

圓瑛在天童寺時,另外霎了兩位朋友,一位是後來廈門南普陀的住持會泉,一位是民國初年到南洋弘化的轉道。由於轉遺的關係,他後來也曾到南洋弘法,並與轉道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剎開元寺。

1908年,他由江南回到閩南,首先在泉州湧泉寺開座講經,由於他宗說兼通,辯才無疑,深受緇素聽眾的歡迎,由此以後,他在閩南、江南聲譽漸著。

1909年,圓瑛主持寧波接待寺。接待寺為歷朝古剎,他接主後,拆除新建,重為中興。他並在寺中創設了佛教講習所,培養弘法人才。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民國肇建。時,佛門多故,八指頭陀敬安法師為保護全國寺產,在上海聯合十七省僧侶代表,成立“中國佛教總會”,圓瑛亦參與這次運動,被選為總會參譯長。

1917年,他在寧波當選為寧波佛教會會長,創辦兩所“僧民學校”,對入學者施以義務教育。繼之又創辦“寧波佛教孤兒院”,收容無依孤兒,施以工讀教育,各省聞風爭相效仿。這一段時間,他不時在江浙一帶講經。1920年,他在北京講《楞嚴經》、《法華經》,法緣甚盛。是時華北五省鬧旱災,哀鴻遍野。他參與發起組織佛教賑災會,募捐賑災,全活災民無數。時,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得之,頒贈他《大藏經》一部,派員護送到寧波的接待禪寺。

1922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檳榔嶼等處講經。這時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參轉道法師,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後來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覺寺,圓瑛在普覺寺講《大乘起信論》,並與轉道討論重修福建泉州開元寺的計畫。他離開新加坡,轉住台灣弘化,曾在台南講經,1923年秋回到泉州。這時既興轉道、轉物二師,筆書重修開元寺。1924年重新修建,1925年在寺中創辦開元慈兒院,他任院長,陸續收養孤兒至二百多人。1926年,他重渡南洋,籌募慈兒院基金。他將募得之款,在馬六甲組織了一個基金董事會,有董事會保管本息,按實際需要撥付慈兒院支用。

到了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內部定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破除迷信本是好事,但卻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團體。1928年,政府公布了“寺廟管理條例”,地方黨務幹部及學界欲藉機沒收寺產,充實地方教育經費,就掀起了一陣摧殘佛教寺產興學的風潮。

1929年5月,佛教為求自保,在圓瑛、太虛、諦閒諸法師及王一亭、謝鑄陳、黃懺華諸居士的推動下,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被推為會長,向政府請願,反對“寺廟管理條例”。後來,政府把全文21條約的“管理條例”修訂為全文13條的“監督寺廟條例”,沒收寺產的事件才緩和下來。

圓瑛主持中國佛教會,積極推動佛教參與社會事業,鼓動寺院設立慈幼院、醫院、工廠、分擔社會責任,以減少外界攻擊的口實。

1930年,寧波天童寺住持改選,他當選繼任。因年輕時曾在此參訪六年,此番住持天童,是舊地重遊。天童寺是六朝古剎,禪宗祖庭,僧眾逾千,冬參夏講,定為常規。他是年五月進院,當眾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則:“為法為人,盡心盡力”。他並提出“十二不”與大眾共勉:“不貪名、不圖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強、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責、不徇情、不背理。”進院之後,隨即開講《楞嚴經》,四方學者雲集。以後,他每年冬季傳授三壇大戒,丕振宗風。

到了1931年,“寺產興學”事件餘波蕩漾,風波再起。這時有一位中央大學教授怡爽秋,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回國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項主張——“打倒僧閥,解散僧眾,書撥廟產,振興教育。”當時的內政部長薛溈弼是基督徒,與怡爽秋內外唱和,這比1928的“寺廟管理條例”由為徹底。圓瑛出面奔走,全國各地佛教團體通電呼應,這件風潮才逐漸平息下來。這年夏天,長江水災為患,蔓延數省,圓瑛為籌募賑災款項忙了一個夏天。秋天,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他通告全國佛教團體,建護國道場。他曾撰一幅對聯以表達他的心情:

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恆作感時詩。

1932年,他應國府林子超主席之召,商討在中山陵興建一座藏經樓。是年冬天,天童寺大火,殿堂樓閣被燒去9處,計50餘間,寺眾悲痛萬分,認為非20年不能恢復。圓瑛親自募捐,三年之中,全部重建,較以前更見莊嚴。同時在此數年內,他赴閨南、長沙各地講經,法緣極盛。1935年,他在上海自建圓明講堂,是年秋季落成。1936年,他任天童寺方丈滿6年,堅決辭職,學大悲和尚繼任。

1937年正月,他接任鼓山湧泉寺住持。這年是他六十壽辰,兩序大眾開千佛大戒五十二日。自1929年以來,他一直連任中國佛教會會長,領導全國佛教。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繼之上海八一三戰事開始,圓瑛積極投入抗戰救亡的行列,號召蘇滬地區的僧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叄加戰地救護工作。救護隊以卡車運載災區難民及戰地傷兵,運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醫院中,救護隊在戰地工作兩個多月,蒙佛加被,只陣亡二名隊員。上海淪陷後,圓瑛帶著救護隊隨軍撤退,由上海、南京到達漢口,繼續從事救護工作。

當時戰局緊張,救護隊及各處收容所經費無著。10月,圓瑛奉國府林子超主席函,囑他將救護隊及收容所事務委託其他法師辦理,希望他能到南洋馬來牛島募集醫藥費。他便帶著林主席的三封親筆介紹信,偕同明陽法師出國。先到新加坡,訪新加坡總簡會,請華僑領袖及佛教人士組織一個機構,募款接濟各處的收容所及漢囗的第二僧侶救護隊。接著又到吉隆坡、檳榔嶼,拜訪僑領、居士,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機構。1938年春季,他又應檳榔嶼極樂寺之請,住持法席。極樂寺是鼓山湧泉寺的下院,是南洋有名大剎,在星洲頗著聲譽。圓瑛住持後,苦心經營,極樂寺日趨莊嚴,是年夏天,他回國視察救護隊及收容所,然後回到南洋向各捐款機構報告,並繼續募捐。

1939年秋天,他偕弟子明陽回到上海,不意遭人檢舉,說他是抗日分子,在南洋募得鉅款接濟重慶政府。農曆九月一日,他在圓明講堂禮佛時,為日本憲兵隊逮捕,連明陽法師也一併被逮,先關在憲兵隊,第二天押解到南京的日軍憲兵司令部,曾遭到恐嚇刑訊,圓瑛從容陳辯,不為屈服,上海各界人士也極力多方營救,到九月二十八日,日軍不得已予以釋放。到此日軍仍不死心,透過日本僧侶作說客,誘迫他“合作”,也遭到拒絕。

圓瑛回到上海後,仍駐錫圓明講堂,他閉門謝客,專事著述。在那數年中,他撰著了《勸修念佛法門》、《發菩提心文講義》、《阿彌陀經要解講義》、《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楞嚴綱要》等書。他不但精通性相,兼善詩文,且精於書法,有來求墨寶的,他一一書贈結緣。

1943年,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斬雲鵬老居士,在天津數度派代表敦謂,他情不可卻而到天津講經,北平的佛門緇素也到天津敦請,他又到北平的廣濟寺講了兩個月的經。回到上海後,又應無錫、南京各地信徒請去講經,在那兩年,皈依他的信徒不計其數。

1945年春天,他鑒於弘法人才的缺乏,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選取海內外優秀青年學僧三十二人,他自任院長,並親自主講《楞嚴》,編寫講義。另外,還聘請應慈、興慈兩位法師授課。

1946年2月,他一度中風,昏迷一星期才清醒過來,療養了兩年,始逐漸康復。

1949年後,他仍在上海弘法。1952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1953年,陳質如、趙朴初、周叔迦等在北京籌備中國佛教協會,他代表上海市參加,被推為第一任會長,會後南返,到寧波天童寺療養,末久即逝世,世壽76歲,僧臘57年。

圓瑛一生著述甚多,主要者如《大乘起信論講義》、《首楞嚴經講讀》、《圓覺經講義》、《金剛經講義》、《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等近20種,門人弟子編輯為《圓瑛法匯》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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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
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請常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切重罪悉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