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放生習俗的淵源及其流行
南京大學哲學系 聖凱法師
放生習俗的開展，成為宋代以後佛教深入社會的重要傳統之一。放生習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殺護生的思想根源，同時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動。南北朝以來，在皇權貴族的支持下，逐漸以天然海灣為放生池的屏障，形成中國佛教的放生習俗；宋朝以後，僧人在寺院設定放生池，供民眾放生，使放生習俗深入民間。明清以來，雲棲祩宏修訂放生儀規，成立「放塵會」，積極提倡放生。
一、放生習俗的淵源
先秦時期，孔子以舜為好塵榜樣，強調環境保護；孟子則強調惻隱之心，並以仁義思想啟發梁惠王，《呂氏春秋·異用》、《列子·說符》等已經開創戒殺放塵的風氣。佛教傳入漢地後，曇無讖譯《金光明最勝王經·流水長者子品》為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商湯之所以討伐成功，除了擅用萬物之外，更懂得珍惜生靈，不讓一切生命被趕盡殺絕，其治國所行仁愛之風，山「成湯解網」事跡可見一斑。《呂氏春秋·異用》記載：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
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
作網罟，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
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
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成湯仁民愛物，強調放塵為上合天心，下順民意，仁君不忍見獵人四面布網，有違上天好生之德，於是去除三面，僅存一面：並更改祝禱詞，化殺戾氣為和祥之氣，表現了統治者若行放生將比殺塵較易獲得民心。
「成湯解網」對後世影響很大，明代蓮池《戒殺放塵文》仍然引用其故事。《列子·說符篇》記載了「周簡子正旦放生」的故事：
邯鄲之民，以正月元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
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
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山此可知，邯鄲在春秋時代已經出現專門捕魚鳥以供放生的風俗，但是民間放生主要是表示對生靈的恩惠，先捕生靈然後再放之，則功過難以相抵。當時，周簡子聽眾門客勸導，將「捕物放生」的作法改為「禁民捕捉」，這是中國禁止屠釣的早期記載。
春天生物滋長，古人已有保護生物措施，《禮記·月令第六》說：「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牡，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麛毋卵。」：在春天萬象更新之際，切勿伐木營生、覆巢嬉戲、殘害幼苗等，否則有失大地萬物生存之道。
「成湯解網」和「正旦放生」說明了放生習俗在中國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曇無讖譯《金光明最勝王經·流水長者子品》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資源，內容簡錄如下：
流水長者子不忍魚為日所曝，乃求其國王，與以二十大象，暫往負水，濟彼魚命，
王允其請。長者子乃及請二子，至象廄中，隨意取二十大象，雙從酒家多借皮囊，往決
水處，以囊盛水，象負至池，瀉至池中，水即彌滿，還復如故。流水長者子救起瀕死之
魚，予之水、食，為其解說大乘經典，諸魚聞經後，皆生忉利天。』
《流水長者子品》對佛教的放生習俗具有重要的影響，如十二因緣法、諸佛菩薩聖號、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式、放生儀軌等。流水長者子救魚放塵的情節，增進了中原人士對佛教放塵思想的理解，更易於接受和傳播。
儒家的放生思想源於惻隱之心，如「子產畜魚」等具有影響力。所以，佛教的放塵結合了儒家的號召力，能夠順利推行於民間。
二、宋以前的放生活動
南北朝以來，放塵習俗逐漸流行。北魏獻文帝下敕，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每年活七萬五千牲畜的性命。北齊文宣帝實踐佛教的慈悲教法，積極斷絕肉食。天保七年(556)五月，文宣帝認為肉食是違反慈悲，故不食肉。天保八年(557)四月庚午頒詔禁取蝦、蟹、蛤、蜆等，只準捕魚；同月乙酉，不論公私禁絕以鷹、鵄獵狩。天保九年(558)二月下詔，限令在陰曆十一月和一月準許燒野，此外一律不準用火。、
梁武帝撰寫《斷酒肉文》，下敕以蔬果為宗廟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三無盡藏，實踐放生與布施二科。蕭子顯《御講摩訶般若經序》說：
別敕至到張文體， 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為常。文休者先為
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奉，乃加以至
到之目，既非憑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
嘗暫怠， 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幢，負擔馳逐，家
禽野獸殫，四生之品，無不放舍焉。是時朝臣至於民庶，並各隨喜。
梁武帝命令張文休每天去屠宰場，買下即將被殺的生物，然後放生。王公貴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響，積極參與、推廣放生。
梁元帝(55l—554在位)下詔建立放生亭，並且撰寫《荊州放塵亭碑》：
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恆捻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
莊子懸竿，吞鉤天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後。譬如
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鶴逐兔，詎識槓鼎方前。北海之食，鸚鵡未始，非人西王
之使傳信，誰雲賤鳥。故知魚鳥之觀，俱在好生。欲使金床之膈更返，街陽之侶，雪山
之鹿，不充食萍之宴。
梁元帝將古人好生的典故重新整理詮釋，顯出他懷仁心以治天下，廣收教化民心之功效；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581)，智顥勸請陳宣帝下詔禁止采捕。智頡目睹民眾以捕魚網罟相連四百多里，於是購買江海彎典型段為放生池：並且為漁民講《金光明經》，漁民聞法改行轉業，好生從善，並獻臨海江滬溪梁六十三所，達三四百餘里，為放生池，徐陵樹碑闡明因緣。
時至唐代，放生習俗非常盛行。《續高僧傳·道胄傳》記載，道胄於諸州建造放塵池一百餘所，多有靈感。』「安史之亂」後，政局動盪不安，人心惶惶，民生凋敝，饑荒四起。唐肅宗於乾元二年(759)下詔，設立放塵池八十一所，從山南道、劍南道、黔中道、荊南道、嶺南道、江西道、浙江道諸道，一直到昇州的江寧、秦淮太平橋及臨江帶郭上下五里，顏真卿撰《放生碑文》。詔書中所謂的臨江海一帶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與智頡以天然的海灣為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
三、宋代放生習俗的流行
宋代以來，放塵在朝廷的推動和民眾的參與下更是盛行。宋太祖下詔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采捕彈射。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杭州天竺靈山寺慈雲遵式上奏朝廷，以西湖為放生池，而且自制「放塵慈濟法門」。《佛祖統紀》卷四十四說：
． 宰相王欽若出鎮錢唐，率僚屬詣天竺靈山，謁慈雲法師遵式，請講法華。嘆曰：此
道所未聞，此人所未見也。即為奏錫天竺舊名。師奏請西湖為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
郡人會湖上縱魚鳥，為主上祝壽。
放生為慈悲濟世法門，為求皇帝延年益壽、長命百歲，所以懇求皇帝於每年四月八閂佛誕節時，大行放塵會，為天子祝聖，獲得恩準。
《金園集》收錄了遵式的《放塵慈濟法門》，在序言的開篇說：「儒冠五常謂之仁，釋御四等謂之慈，皆惡殘去殺，推惠廣愛之謂也。然後果五福之曰壽，證四德之日常，實唯不殺，放生之大統也。」「這是以放塵融合了儒家的「五常」和佛教的「四無量心」。遵式以敘山、呪水、請加、歸依、稱佛、說法、懺願七章，制訂了放塵的儀軌。
放生的流行不僅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宗教信仰上獲得靈感。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越州諸暨縣事潘華撰《夢魚記》，潘華依《普賢觀經》，令人不得捕池沼江湖內魚。景德四年(1007)，潘華奉詔還闕，夢江湖中魚哭泣。』這種靈感故事的流行，說明了放生在宋代的盛況。
天聖三年(1025)，四明山延慶寺知禮亦奏請在佛誕節放生，為皇帝祝壽，並請求以南湖為永久放生池。知禮為了使放生法會順利進行而制訂放生儀軌，並撰《放生文》以定其儀軌，當時的樞密使劉均奉敕為此撰寫碑文，記載這種盛事。
遵式、知禮奏請皇帝賜放生池，顯示了僧人主動影響皇帝；而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下詔重修放生池，並禁止在淮州郡淮水上下五里內捕魚，這可能是受當時修建放生池風氣的影響。歐陽修撰寫《跋放生池碑》，顯揚宋真宗對萬物的恩德：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
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
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
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
生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為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 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宋代的放塵習俗延續了唐朝，並且擴展到民間百姓的生活中。
各地放生池的興衰，亦是當地佛教發展的盛衰。自從智頡首創放塵池以來，當佛教興盛時，如唐肅宗、宋真宗則下令擴展放生池；當佛教沒落時，放生池則成為捕捉魚族之區。
四、明清佛教的放生習俗
隨著江南社會經濟的繁榮，臨近江海的杭州、寧波一帶，盛產水產，民眾喜好進食，加速水產和肉食的消耗；同時，江南蠶絲業發達，勢必傷害許多生命。針對江南社會的生活方式，明清佛教界積極提倡放生，尤其是雲棲祩宏，如憨山德清《雲棲蓮池宏大師塔銘》所說：「極意戒殺生，崇放塵，著文久行於世，海內多奉尊之」，對明清佛教界影響極大。
「戒殺護生」是佛教生命觀的重要體現，雲棲祩宏提出「畜生有佛性」、「畜生有知覺」、「畜生能輪迴往塵」、「畜生也會傷心痛苦」等思想，試圖改變社會民眾對動物的觀點，以達到戒殺擴生的目的。祩宏從「凡厥有心，定當作佛」的佛性論出發，表示動物念佛亦能往生，他在《阿彌陀經疏鈔》說：
善男子女人者，善有二義：一是宿生善因，一是今生善類。男女者，通指緇素利鈍，
及六道一切有緣眾生也。……又鬼畜地獄，雌雄牝牡，亦可均名男女。但念佛者，俱得
往生，是通一切眾生也。
祩宏將「善男子善女人」解釋為「六道一切有緣眾生」，畜生有心可以「以念生定」，畜生亦具有生成佛的可能性，這是從修行解脫的角度提升了動物的生命地位。既然動物與人類的佛性是平等，殺害動物則是「以強凌弱」的非正義行為。如《竹窗二筆·殺罪》說：「據含靈皆有佛性，則蟻與人一也，何厚薄之足雲?如其貴欺賤，強陵弱，則人可殺而食也，亦何厚薄之足雲?」：祩宏強調人們應該無有厚薄、平等地對待動物。
其次，祩宏強調動物與人一樣，亦有感情和知覺，以此勸導不殺。《竹窗隨筆·湯厄》說：
予見屠酤之肆，生置鱉繕蝦蟹之屬，於釜中而以百沸湯烹之，則諭之曰：彼眾生力
弗不汝敵，又微劣不能作聲音。若力敵，則當如虎豹瞰汝；若能作聲，冤號酸楚之聲當
震動大千世界。』祩宏是從湯烹動物的情形，讓人們去想像動物的痛苦，「不忍其痛」從而達到戒殺護生的目標。另外一方面，動物刃；有親人，不願意同親人分開，如世間父母愛好，「一切禽獸亦各愛其子」。
祩宏勸導民眾反思自己的生活與感受，想像動物亦有類似的感受，從而引發同理心、同情心、不忍心。在《戒殺放生文》中，他要求民眾在塵日、生子、祭先、婚禮、宴客、祈禳、營生時都不可以殺生。而且，祩宏用因果報應故事，形象地闡明戒殺放塵的功德。同時，戒殺放生不僅是慈悲心的體現，更是得塵淨土的法門，如《戒殺放塵文》說：「淨業三福，慈心不殺實居其一。今能不殺，又放其塵；既能放塵，又以法濟令生淨土。如是用心，報滿之時，九晶蓮台高步無疑矣。」這是將戒殺放塵納入修行法門，從人性的同情引向宗教的解脫。
祩宏不僅宣揚戒殺放生的思想，而且在實際行動上於杭州城南北設上方和長壽二放生池，以利十方信眾行放塵之善行。依祩宏《重修上方寺鑿放塵池記》的記載：上方寺建始於後梁貞明七年(593)，明景泰四年(1453)寺廟衰敗，土地被民眾占用，僅存十分之一的土地。沈善能居士原來占有土地，嘉靖二十三年(1545)升官，將土地出租，產權留給女兒。他的女兒出嫁王氏後，遵父親的遺囑，將土地產權交給雲棲寺，於是恢復為僧地。王氏夫婦去世後，當時宋化卿居士聽到這件事非常讚嘆，便拿錢贈送給王家的子孫，而且定好契約。祩宏在眾居士的幫助下，節衣縮食，將上方寺故址贖回。當時，居士們建議在舊址建立寺院，祩巨觀察地理形勢，修渠疏通湖與土地，建成放塵池；並且修整一座廢棄的房子，讓兩三個誠信的僧人守護修行。『祩宏在修建上方寺放塵池後不久，又續建了長壽庵放塵池。依《北門長壽庵放生池記》，長壽庵是後唐時期翔鸞院的舊址，年久荒廢，祩宏與仁紳募款興建為放生池。
放生池的修建是一項大工程，在財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需要有大投入。首先，祩宏通過講經說法傳播自己的戒殺放生思想，勸導當時的仕紳接受他的思想。《居士傳·虞長儒傳》記載：「時宏公方坐南屏演《圓覺經》，募錢贖萬工池，立放生社，緇白數萬，伽陀之音震動川谷，一時清節之士多與其會，實長孺倡率之。」』祩宏演講《圓覺經》，於是受到當時仕紳的協助，尤其是虞長儒這樣的仕紳領袖宣傳，倡導、率領。同時，《北門長壽庵放生池記》記載，居士、比丘、士大夫有的提供金錢援助，有的帶來食物，有的親自參與勞動。
同時，放生池的維持也需要龐大的資金，一方面為居士信眾的捐款，另一方面則是寺廟僧眾自行挪省供給。如《雲棲紀事》說：「雲棲在山中設放生所，飛走各類充仞其中；既有生食，眾僧復減口以養之；除萏茭，約費粟二百石；城內外放生二池歲費百餘金，自來無缺乏。」可見，放生池的修建和維持，是戒殺放生思想、制度、實踐融合的結果。
在明代結社風氣的影響下，祩宏成立了「放生會」，依《上方善會約》可知有「上方善會」、「西湖放生社」。《上方善會約》規定了上方善會的宗旨、定期、讀誦、治供、議論、主會等事項。「上方善會」的宗旨是「讀誦大乘戒經，兼之放生念佛，是諸上善人同會一處」，「大乘戒經」是指《梵網經》，可見「上方善會」是一個持戒、念佛、放塵的在家修行聚會。在每月朔望前一日，聚集於上方寺，願意參加者簽名於本上，以記錄參加人數，可見是有固定的參會日期。眾人到齊後，由一位僧人領眾，誦《戒經》一卷，念佛五百聲或一千聲。誦經完後，餅果三色作茶供；念佛後，飯菜三色作齋供。茶供、齋供的費用山每位參加者各出五分銀，由守院僧置辦。法會後，大眾可以交流佛法義理。對於放塵銀，則各各隨便出，不拘多少或者有無，或者自己購買宋放生。在「上方善會」的組織里，會首是輪流依次作主，因為會資是固定的五分錢，會首的主要工作是準備香燭茶湯，記錄參加的會員。總之，祩宏是希望保持「放生會」的平等、簡單、易操作等特點，這樣才能久存。
同時，祩宏在四明知禮放塵儀軌的基礎上，對《放生儀》進行改造，使其簡便易行。其步驟主要有默想、灑水、說法、懺悔、發願，祩宏最大的改變是在增加了念誦《往生淨土神咒》和《十方華嚴經·十回向品》，是希望休現放生的意義在於回向眾生與往生淨土。
祩宏在明末結社風氣的影響下，鑿建放生池、召集放生社團、修訂放塵儀軌、制定放塵會約，對佛教的放生進行制度性的建構，從而使放塵成為具有階層組織、定期定量的制度，從而使放生在精神上符合時代價值、在形式上組織制度化。在祩宏的影響下，放塵盛行於明末清初的佛教界。湛然圓澄、密雲圓悟等高僧，以及馮夢禎(1548-1595)、虞淳熙(1553-1621)、陶望齡(1562-1609)等居士，亦多支持放生之業。虞淳熙在西湖組織勝蓮社，鼓勵社友放塵救眾，《武林掌故叢編》收有虞淳熙撰《勝蓮社約》。陶望齡、張子云等亦曾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於杭州城南創放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