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佛骨表》之剖析
正 如
佛教博大精深，森羅萬象。自從東漢初傳入中國，「經歷了近兩千年的歲月，它已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趙撲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然而，在將近兩千年的漫長歷史流傳當中，卻也蒙受了種種「大災小難」。大災，有歷史上所謂的「三武滅佛」。小難很多，其中韓愈「斥佛」，可說是較為突出的一例。
韓愈(768--824)字退之，鄧州南陽(今河南孟縣西)人，是中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和古文運動的領導者。他一生致力復興儒學，自詡乃孟軻再起之「聖人」。為了「推尊儒學，排斥佛老」，他先後寫了《原道》、《原性》等論著。這裡，我們要剖析的是他的《諫佛骨表》。
《諫佛骨表》是韓愈「闢佛尊儒」的代表作。文中集中地論述了「佛不足事」的理由。透過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作者在寫作內容上，明顯呈現了他對佛教道理的貧乏和極端偏執的態度。其表現在：
一、作者採取片面的史實，把歷史上的某些不良現象，不加分析地「歸咎於佛」。他認為，上古時代，天下太平，帝王百姓人人長壽安樂，是因為沒有佛教；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後，而明帝在位只有十八年，此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又「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見《諫佛骨表》)這種違背客觀事實而又片面的言論，居然出現在韓愈的筆下，真令人感到難以相信。
「上古」，在歷史上多指商周秦漢這個時期。事實上，這個時期，末必人人長壽，個個安樂。春秋戰國，國家林立，爭雄奪霸，戰爭不斷，那來「天下太平」？秦始皇施行暴政，焚書坑儒，何來「人人長壽」、「個個安樂」？就說「上古」以前的原始社會吧，那時人以構木為巢而住，以樹葉遮體，鑽木取火，尚不時膏虎狼之吻，自命難保，那有「長壽」、「安樂」可言？而自佛教傳入後，國家、人民也未必「皆夭且亂」。眾所周知，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中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國勢強盛的王朝。而在這一時期，佛教的發展也達到了頂峰。高僧大德先後創立了十個宗派，中國成為了佛教的第二故鄉。隨著佛教的流傳和發展，一方面豐富了我國的哲學、藝術、經濟、文學等文化領域；另一方面推進了我國與鄰國經濟、文化的交流，加深了與鄰國之間的友誼和了解。
二、作者以傳統的「華夷之辨」，「先王之說」為立場，認為佛教是外來的「夷狄之法」，與中國傳統的先王學說不同，故「佛不足事」。
《諫佛骨表》中說：「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廖廖數語，將韓愈的傳統保守思想和蔑視外來文化的態度表露無遺。真理是沒有國界的，文化也是沒有國界的。優秀的文化，我們都可以吸收，那能因它的傳播人是「外國人」，那能因它的文化與我們的不同，我們便不能「取而用之」。當然，當他拋出這種片面觀點時，就引起了當時社會有識之士的紛紛批評。高僧大顛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駁斥說：
「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桀紂之君，盜跖之臣，皆中國人也，然而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於東彝，文王生於西彝，由余出於戎，季扎出於夷，彼二聖二賢，豈可謂之彝狄而不可法也。今子又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彝狄，何其言之陋也？」(《退之別傳》)
真是一針見血，駁得韓愈「目眙而不收，氣喪而不揚」，自認理虧，慚愧萬分。
佛教雖然不談「先王之法言」，但是所講的道理同儒家學說，仍然有許多相通之處。傳統儒學以為，和尚出家，便是「不忠不孝」。因此，傳統儒者反佛，一般都從這裡為切入口。其實佛教也講「忠孝」，而且對於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更是提倡。《菩薩睒子經》說：「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學。濟神離苦，後得無為，皆由慈孝，學道所致。」《長阿含經》第十一說：「為子女者，當以五事孝敬父母。」又《涅槃經》上說：「知恩者是悲之本，開善業之初門，受人愛敬，名譽遠聞，死者生天，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地藏經》、《盂蘭盆經》更是被稱作是佛教宣揚孝道的經典。還有佛教徒念經時，就有「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的願文。所謂四恩，即①報父毋養育恩；②報師長教導恩；③報國家水土恩；④報眾生護助恩。作為一個佛教徒不但要報父母恩、師長恩，更要效忠國家，造福社會，利益人民。
佛教徒，一般說有七眾，在家男女二眾，俗稱居士，如蘇東坡、王維等；出家男女五眾，稱比丘、比丘尼等。出家並不是不要父母，而是更要孝順父母。關於出家人孝親報恩的事跡很多，如「釋迦孝父」、「南朝道紀養母」、「唐朝黃檗度母」、「唐代子鄰禮塔救母」等等，不勝枚舉。
因此，只看到出家人，背井離鄉，就斷言佛教不講孝親，未免有些片面。歷史上，許許多多的人，為了實現偉大的理想，背井離鄉，遠別父母，拋開恩愛之情，捨棄榮華富貴，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不顧，難道就可說他是不孝嗎？鑒真和尚為了傳播文化，造福日本人民，遠離父母，遠離祖國，冒著生命的危險，東渡日本，難道他也不知「父子之情」嗎？更何況，佛教認為，我們的父母很多很多，有現在的，有過去的，還有未來的。一切眾生皆是我們的父母。佛教導我們不僅要孝養現在的父母，而且要從這自私、狹窄、有限的「父母之情」，擴大、延伸到無私、無限、無量的「父母之情」。並且，最終目的是彼此共同了生脫死，永離苦難。
三、作者認為：「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佛教)。」又「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諫佛骨表》)
根據《資治通鑑》和《新唐書》記載，武德七年，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但唐高祖並沒有採納。武德九年四月高祖下了一道《沙汰僧道詔》，但其目的是在於「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有妙道，永固福田」。(見《舊唐書》卷一)兩個月後(即同年六月)高祖又下一道敕文，文中說到，「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唐會要》卷四七)等於是宣布取消《沙汰僧道詔》。另據《唐大詔令集》載，高祖武德二年正月，還曾下詔，要求全國人民在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三個月內，禁止屠宰。以上可見，唐高祖是一個相當維護佛教的皇帝。至於韓愈所說的「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唐憲宗「即位之初，即不許度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這在《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等書中，均無記載。
四、作者在文章中直言率語，表現出一種憂國憂民的樣子，想藉此達到「滅佛」的目的。他說，應將此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接著他發誓說，「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諫佛骨表》)表現出一種「捨身為國，視死如歸」的精神。
真的如此嗎？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我們先來看看作者受貶後的自白，並給合本文加以分析，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他在文中所表述的含義，確實過於偏激。據《退之別傳》載，他寫《諫佛骨表》，被貶潮州後，曾與當時靈山寺高僧大顛和尚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對辯。其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大顛曰：「子之來官於南，以其言之直也，今之貌鬱郁然似有不懌者，何也？」
愈對曰：「愈之用於朝，享祿頗厚矣。一日以忠言不用，而奪吾刑部侍郎。竄於八千里之海上，……乃至潮陽，颶風鱷魚，禍患不測。毒霧瘴氣，日夕發作。愈少多病……今復憂煎黜於無人之地，其生豈可保乎？愈之來也，道出於黃陵之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無恙。愈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己奏章道之，使定樂章，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為何上奏章，請皇上 東巡泰山?其目的是「冀萬一於速歸」。
從以上一問一答中，可以看出韓愈被貶斥後與寫《諫佛骨表》時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態度。現歸納三點略作分析於下：
(1)在《諫佛骨表》中顯出一副忠君為民，直諫不諱的韓愈，被貶後卻後悔不已，「貌鬱郁然」而不可終日。後人說韓愈寫《諫佛骨表》只不過是為了謀求忠的名聲，並以期獲得「大聖人」唐憲宗的恩賜。否則，被貶後就不該後悔，應感到自慰，因為自己已為國為民盡心盡力了。更何況「言用，而獲忠直之名，享報言之利；不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退之別傳》)
(2)韓愈被遠謫潮州，途經「黃陵之廟而禱之，幸蒙芝力，而卒以無恙」。深深揭露了他在《諫佛骨表》裡所說的：「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的虛偽性。韓愈一生寫了許多關於祭鬼神的文章，從這些祭文中，也可見他是一位極為相信鬼神報應的人。
(3)迎佛骨時，他忠諫唐憲宗不要觀迎。若此，則「轉相仿效，唯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諫佛骨表》)然而，他被貶於「毒霧瘴氣，日夕發作」的潮州後，不久，就上表請憲宗「東巡泰山」。當時正值「藩鎮割據」，社會動盪不安，他卻不顧百姓的安危，請皇帝遊泰山，「封禪告功，以騷天下」，而目的是為自己創造早回長安的途徑。因為「倘其(憲宗)有意於此，則庶幾召愈述功德，作詩歌，而薦郊廟焉」。(《退之別傳》)以儒家道統自命的韓愈，口頭上所言是「先王之道」，「君臣之義」，而內心所追求的依然是離不開世俗的「名」和「利」。也難怪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說他「所奉者義也，所志者利也」。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韓愈寫《諫佛骨表》的動機和目的。全文充滿著作者個人的偏見，妄想以此來達到他的「攘佛尊儒」，和政治上的某種意圖。所以，當他「闢佛」受貶官後，內心感到極度的懊悔和悲傷。我們在披露作者在《諫佛骨表》所表現的儒家立場和因循守舊的思想本質，並不眨低《諫佛骨表》的在文學上價值。《諫佛骨表》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雖是針對唐憲宗求長生的心理而作，但與「迎佛骨」時將導致勞民傷財也有著直接的關糸。作為佛教的反面材料的《諫佛骨表》，是值得佛教徒深深的反思。
1989年刊登於香港《內明》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