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本身就是一個生命的奇蹟。這位年近90歲，眼底鈣化、腿腳不便、心臟開過刀、需要打胰島素的老人，依然堅持每天聽書、寫作、會客、演講等工作，直到晚上10點才休息。
2015年10月30日，星雲大師在北京出席新書《貧僧有話要說》發布式。言談間，他詼諧逗趣，思路清晰，似乎全不為病痛所苦。有人問佛教徒遭遇毀謗時該如何面對。大師說：「與其跟人爭論，不如把謾罵化成自己修行的動力。大人不計小人過嘛。」台下聽眾笑聲與掌聲四起。贈書環節，他努力從輪椅上站起，欠身相贈，謙和之風令人感動。
這一次大陸之行，星雲大師的行程排得很密集。10月17日，他從南京趕往宜興大覺寺。第二天，多家媒體聞訊趕來，對星雲大師進行採訪。本以為他如此疲勞，可能會推遲晚上7點與《環球人物》記者的會面。怎料他不僅沒有推遲，還提前5分鐘到達會客大廳。他的臉上不但沒有倦意，反而神采奕奕。大廳的燈光傾瀉在他的黑色掛珠上，給每顆晶瑩的珠子點上一個亮點，像是一隻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我雖然看不見，但我可以聽，可以用心去看，所以我知道你們帶著許多問題而來。」
星雲大師雖然在南京棲霞寺出家，但大覺寺才是他的祖庭。「76年前，大覺寺很簡陋，但我很榮幸它在戰爭年代收留我，給我口飯吃。」10月18日，他在大覺寺大雄寶殿開光儀式上說，「10年前江蘇省宗教局前局長翁振進問我可否回來復興祖庭，我心裡像觸電一樣。」於是，他復建了這片佛國淨土。10月24日，他又趕赴無錫靈山，參加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
星雲大師在世界各地建了200多個道場，是公認的一代高僧，是海峽兩岸的一座精神橋樑。與星雲大師相識多年，《環球人物》記者感到，他雖然越來越年長，卻散發出越來越多的活力。在《環球人物》創刊300期之際，他向讀者分享了近90年的人生感悟，把生死、名利、欲望這些世人參不透的話題剖析得異常透徹。
2015年10月17日，星雲大師在宜興大覺寺接受本刊記者採訪。
談生死：我最不怕的就是死
《環球人物》：您已經過了88歲「米壽」，很快就要九十大壽了，在經歷諸多人生波折之後，您如何看待「生死」?
星雲大師：死是人最怕的東西，不過很奇怪，我最不怕的就是死。1927年，蔣介石率北伐軍與孫傳芳在江蘇開戰。他們在我家門口廝殺，我就呱呱墜地了。10歲時，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我和家人從家鄉揚州四處逃難。我的父親在南京大屠殺中失蹤了。我們隨著難民潮，在槍林彈雨中求生，我常常就睡在死人堆中。
後來國共內戰，我的那條小命就像根蜘蛛絲，一不小心就會斷了。1947年，我20歲出頭，在宜興大覺寺主持寺務，併兼任白塔國民國小校長。白天國民黨的軍隊來巡查，讓我們抓共產黨員。晚上共產黨的游擊隊過來，向我們打聽國民黨軍隊的事。
有一天，十幾個人跑了進來，我還不知道他們是誰，就被綁了起來，帶到一個陌生的村莊，關進一個房間裡。房間裡還有近百人，每天都有兩三個人被帶走，要麼被打得皮開肉裂，用門板抬回來;要麼就被槍決，再也回不來。兩個星期後，我也被五花大綁。我以為要被槍決了，但也不害怕，就是覺得21歲便斷送生命有點遺憾。後來他們帶我到了另一個房間，讓我招供，我說我不知道要招什麼。這幾個人看我是個和尚，聊了幾句，就把我帶回了原來的房間。第二天，我被放了出來。後來才知道，是我師兄托人救了我。
1949年，我來到台灣，人地生疏，又趕上台灣「白色恐怖」，當局嚴格監管外來人口。我被警察逮捕過，關在桃園縣的一座倉庫里，警察每天早上把我叫起來盤問，一問就是好幾個小時。後來是孫立人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等人把我救了出來。經歷過槍炮子彈、拘留迫害，我還會畏懼生死嗎?
20多年前，醫生說我心臟2/3的血管都已堵塞，需要馬上開刀。當時的醫療技術沒有現在先進，心臟開刀很危險。進手術室之前，我周圍的徒眾都勸我說：「師父，您這次去開刀，生死未卜啊!」我笑著對他們說：「你們在這裡等我，我會凱旋歸來!」我當時沒有畏懼，覺得死了也沒有關係，因為我覺得人的精神是不會死的。
《環球人物》：但生命畢竟是有限的，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精神去面對有限的人生?
星雲大師：我認為生命的循環不是「生老病死」，而是「老病死生」。人如果病死、老死了，自會有新的生命誕生，就會再有希望。生命就像是木柴燒火，一根木柴燒完了，另一根木柴會繼續燃燒。每根柴火雖然不同，但生命之火會生生不息。死亡就像是睡眠中的種子，你把它埋進地里，遇到水分、陽光、緣分，它就會成長，會開花結果，由死轉生。花花草草都如此，人能例外嗎?生命是循環的，所謂六道輪迴，春夏秋冬，老病死生，一切都是循環的。宇宙、自然、生命是圓形的，無始無終。
雖然我年近九十，但向來對生死看得很淡。我一生與病為友，我這個老邁的機器已經不好用了，要趕緊讓世間多些新的身體。不過我現在的身體還能給人歡喜，這讓我很開心。見到喜歡我的信徒時，即使我的腿不好使，我也會下輪椅走上台，我要走給他們看，用行動告訴他們，師父身體還很健康，讓他們放心。假如是見不喜歡我的人，我知道他們心裡想什麼，這時我就賴在輪椅上，擺出無精打采、唉聲嘆氣的樣子，他們看了也會開心。人生就是一場遊戲，很好玩。
2013年4月18日，星雲大師在天津題寫一筆字。
談名利：佛教不是保險公司
《環球人物》：如果人生是場遊戲，在這個過程中，您如何做到不為名利所動?
星雲大師：我童年家貧，三餐不繼，但我從來不覺得貧窮。我有手有腳，耳鼻舌身俱全，父母還給了我勤勞的性格。我三四歲時，跟著外婆學念《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家裡沒錢供我讀書，外婆偶爾給我幾個銅板去念私塾，認識幾個字。當時物質貧乏，沒條件寫日記，我把一日所思記在心裡，睡前溫習，逐漸養成思考和反省的習慣。
1939年春天，12歲的我在南京棲霞寺剃度出家。我們每天以粥代飯，經常一個月吃不到一塊豆腐、一碟素菜。當時正處於抗戰時期，日軍騷擾，難民如流，生靈塗炭。面對種種艱辛，我的師父志開上人也很為難。不過，我對師父的收留之恩感懷於心，即使吃不飽也不要緊。這養成了我能忍、不貪圖富貴的性格。
艱苦的條件可以鍛鍊人的力量，增加人的智慧。有了智慧，人就會明白「嚴於律己，寬容待人」的道理。我小時候也有貪慾心，也曾憎恨和嫉妒，跟普通人一樣。不過後來我立志要做和尚，我要修佛，對自己的要求更高了。有人走路東倒西歪，我走路就要正;有人坐下來歪歪斜斜，我要坐得規規矩矩。
同時，我們還要用心看心，要時刻注意心中的嫉妒、貪慾、憤恨等雜念，然後用「對峙」的方法去自我教育、自我覺悟。比方說，心有愚恥，就要用智慧去對峙;有憤恨，就要用忍耐去對峙;有執念，就要用「無我」「忘我」去對峙。人應當控制好自己的心神，才能多一份淡泊，多一份自在。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發表過一篇主題為「慎獨」的文章，說的是沒人監督的情況下，更要自覺嚴控自己的欲望。我那時就覺得他的心態、正義感和思想一定會超越眾人。他果然不負眾望，後來做了國家領導人。
《環球人物》：您經常在兩岸受到領導人的接見，有人批評您為了名利，巴結高官權貴，是「政治和尚」。您怎樣看待這樣的評論?
星雲大師：我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我不求那些功名利祿。我一生沒當過官，也沒有受過政府的補助。當年建佛光山拿不到寺廟登記，我也沒去求地方長官。我從沒主動去過一次政府，為數不多的幾次都是被召見，不去不禮貌。我認同太虛大師當年抗日救國時提出的「問政不乾治」的理念。我們佛教徒雖然放棄了治國的權利，但還是可以幫助社會樹立道德標準，安定人心，幫國家建設秩序，改善社會風氣，給國家做出貢獻。
《環球人物》：您的信徒中也有很多官員，您是如何教導他們的?
星雲大師：有些官員缺乏人格操守，不講誠信，不廉潔。還有一些貪污受賄的官員進廟燒香拜佛，希望得到神明的保佑，這些都是不對的，不符合因果。佛教不是保險公司，「心正是佛，心邪是魔」，私慾過重，就會利用自己的權力侵占社會的資源，最終會受到法律、因果的嚴懲。一個官員要有人格操守，才能讓人信服。官員要講忠信、仁愛、道義，還要言行一致，為民服務，公正廉明。官員來到我這裡，我便盡力教育他們;至於他們做不做得到，能做到多少，我沒有辦法強求。但我相信，人只要好好受教育，總會有所改變的。
台灣有個婦女會，裡面所有婦女把她們的丈夫都托給我管，但我不會強制管他們，有必要時我就勸他們幾句。比如說，有人貪圖財富，我就跟他說：「享有比擁有好。人只能擁有世界的一部分，卻可以享有全世界，包括日月星辰、花草樹木、山河大地。」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聽進去，久而久之，我跟他們成了好朋友。
談欲望：王永慶不能跟我比
《環球人物》：不僅是官員，現代人的生活往往被各種欲望裹挾。出家人是怎樣做到無欲無求的?
星雲大師：以前，台灣大學的副校長對我說：「奇怪，我們學校里的工作人員有周六周日，還有各種假期，但總感覺很累;我們每個月都有幾萬塊新台幣(1元新台幣約合0.2元人民幣)的薪水，但都覺得不夠用。我看你們佛光山的人好奇怪，1000多個出家人，沒有休假，沒有金錢收入，但大家工作依然那麼有精神，那麼歡喜，這是為什麼?」
我回答他說，你們有假期、薪水，但它們有窮有盡，不夠用是必然的。我們出家人，沒有假期，沒有薪水，是無，無是無窮無盡的，無量無邊的。不想要的話，本來就無所謂;想要的話，這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我們不在乎那幾個錢或幾天假，所以就沒有那種欲望。
有人跟我說：「您要是不出家，也會像王永慶一樣成功。」我想，他有很多的工廠、員工、現金，是台灣的「經營之神」，論財富我比不上他。但對於真正的富貴，他又不能跟我比。我們出家人心中有佛，有大千世界，這整個世界都是我的，他怎麼跟我比呢?他也就有幾個工廠而已，而我有全世界。
《環球人物》：儒家也講「無欲則剛」「安貧樂道」，這與佛教是相通的嗎?
星雲大師：出家人沒有奢求的欲望，所以不覺得自己貧窮，更何況貧窮可以磨練人的意志，給人智慧，這比金錢更重要，所以「貧而不貧，貧而富貴」。中國的聖賢，像老子、莊子、孔子，都能安貧樂道。一般人賺錢是為了自己，為了養家，但真正的出家人沒有想過為自己賺錢，所以他們沒有那個私心。佛光山1000多位出家人，都是「貧僧」，包括我。
《環球人物》：可很多人說佛光山並不「貧」。有媒體報導，佛光山的財產達130多億新台幣。
星雲大師：我辦了5所大學：台灣宜蘭的佛光大學、台灣嘉義的南華大學、美國西來大學、澳大利亞南天大學、菲律賓光明大學。每所大學都要花幾十億，再加上養老院、孤兒院、公益基金，還有世界各地的設施與各種語言的刊物，總花費500億都不止。出家人發願做事也會需要錢，像建大雄寶殿、藏經樓等，但這都是為了寺廟打算。
50年前開創佛光山時，我就發誓不為自己積累金錢，「以無為有、以空為樂」。這麼多年來，佛光山成就了很多事業，花了不少錢財。但佛光山沒有一分錢是我的，我的名下也沒有佛光山的任何不動產，我這輩子努力的一切都歸於大眾和社會。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舍，同結萬人緣。我只是其中的一點因緣而已。
《環球人物》：您在物質上有沒有需求?
星雲大師：我身上不帶錢、也沒有存款，一生安貧、守貧、樂貧，從來不覺得貧窮。我的衣服幾十年沒換了，後來左膝蓋那裡破的洞太大，漏風，加上風濕性關節炎，實在忍不住痛，才換了新袍，用到現在也有20多年了。
我也從來沒用過專門的辦公桌，到現在還在用40多年前那張綠色長條桌。我的所有一切，都是公家的。我的字剛寫好，就被拿走了。我就像只老母雞，剛生個蛋，蛋就被拿走了。老母雞還會咕咕咕地叫，說：「我的蛋呢?」可我眼睛不好，看不到自己寫的字，看不到錢，也不會過問，全由公益信託基金處理。我賺的錢要交給公家，公家再拿去報答社會。
我以前也動過給自己買東西的念頭。有一次我在香港轉機，在機場一家文具店看上了一件50元港幣的文具。結果一摸口袋發現一分錢都沒有。當時，我的秘書長慈惠法師走了過來，我對他說：「借我50塊行嗎?」「做什麼啊?」慈惠法師問。「我從來沒見過這個，我想買。」慈惠法師一看，丟了句「這東西我們台灣多的是」，就走開了。我當時愣在那裡，心想：「哼，以後我也要帶點錢。」可是，我已經習慣了口袋裡沒有錢，所以現在也不帶錢。
《環球人物》：您如何讓您的信徒也安貧樂道?
星雲大師：我規定，佛光山的徒眾們每人每月只有200塊新台幣，用來買生活必需品。但我們辦的學校里老師的月薪都有8萬塊新台幣，好多人沒到月底就花光了，還要向徒眾們借錢。老師因為開銷大，覺得貧窮。徒眾雖然只有200塊，但用的少，相比之下就顯得富有。所以有錢人不一定是富人，他們是富貴的窮人;沒錢人不一定是窮人，他們是貧窮的富人，因為他們不貪用。最富有的人就是不貪用錢的人。
星雲大師一生的歷練和智慧，都凝聚在「節制欲望、看淡生死」中。無論多麼敏感的問題，生死也好，「政治和尚」也好，他始終平靜如水，溫和如故。訪談結束後，他主動站起來，要求跟《環球人物》記者合影並握手。
他的腿不好，現在已經很少站立。他的手大而溫厚，就像深秋的早上起床時帶著身體餘溫的被子。就是靠這雙手和這雙腿，星雲大師建起佛光山，復興大覺寺，踐行了「人間佛教」，增進了海峽兩岸的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