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公元前138年，張騫任使者出使西域之後，便揭開了東西方文化交流互鑒的序幕，打開了中西方國家對話合作的大門。直至公元67年，漢明帝因夜夢金人而派使者到印度請攝摩騰、竺法蘭兩位僧人到洛陽，譯出第一部漢文佛典。因白馬馱經，任重而道遠，功不可沒，遂在洛陽建造了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此後，諸多佛教高僧為求取真經聖典，苦行於西去之路上。他們所付出的努力對中華民族多元的文明融合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國時期的朱士行，便是中國西行求經尋法的第一人。
朱士行法號八戒，是一位精進修行的僧人。其實，早在三國時期，佛法已然流行，但缺乏戒律經典。直至三國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曇柯迦羅於洛陽白馬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戒本一卷，邀請當地的梵僧前來傳戒，於白馬寺設法壇行皈戒。朱士行第一個受戒，成為中國史上首位漢族僧人，由此可見他獻身佛法的勇氣。這也是中土有戒律並受戒之始。
朱士行受戒出家後，在洛陽潛心篤志學習研究並講解大乘佛教經典《道行般若經》。此經由支婁迦讖所譯，簡約求質，中土人士在理解上往往有許多障礙。朱士行曾感嘆:「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因此發誓西行求取梵文原典，以便能徹底理解領悟般若深義，他「誓志捐身，遠求大本」，準備為求法而不惜獻身。
公元260年，年近六旬的朱士行，獨自一人毅然決然地踏上求經尋法之路，歷經艱難險阻到達于闐，西行途中叩詢請益、尋求梵本，終於在於闐找到《大品般若經》梵文原本，從此安住于闐，開始潛心抄寫佛經，一抄就是二十餘年。這位置身於異國他鄉的老人，逐字逐句、逐頁逐卷，以寧靜平和的慈心與志願無倦的願力，把長達90章、總計60餘萬字的《大品般若經》抄寫完成。當時，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將攜帶沉重的佛經返回家鄉的重任交給了自己的弟子弗如檀等人後終老於闐。弗如擅等十人歷經艱險，終於在公元282年將此經送回洛陽。直至公元291年，無羅叉、竺叔蘭等人將該經譯成漢本，取名為《放光般若經》。該經譯成漢典後風行京華，被義學者奉為圭臬，對當時般若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推動了兩晉時形成研究般若學的高潮。朱士行雖只抄出這一部經，其作用卻是不可低估的。
亦余心之所向兮，雖九死其尤未悔。正是因為有朱士行開啟了穿越大漠戈壁西行求法的源頭，猶如一盞菩提燈，照亮了這條荊棘險途。在他之後，有東晉高僧法顯、唐代高僧玄奘，有唐代譯經僧義淨、南朝譯經師真諦，有無數捨身求法與弘法的後人，他們的備踐神蹤帶來了中國佛教的發展及完善，他們的誓志弘通帶給了我們無限感動，也賦予了絲綢之路燭幽的佛教之光。
來源：中國民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