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邊的佛法中，人間佛教是最根本最精要的，究竟徹底而又最適應現代機宜的。認定了佛在人間，那麼佛說法也在人間， 佛法即是佛在人間的教化。在近代佛教界中，太虛法師是力倡人間佛教的佛學家之一。他提出「 佛陀出世間不離世間覺」，即， 佛教的產生是在人間，就大乘佛教的觀點講，是要行菩薩行，做到自利利人，解除眾生的苦難，使人獲得安樂。太虛法師是言者，是行者。儘管世間對他有種種誤解，然太虛法師能始終如一地循著自己對佛法的認識，不遺餘力，勇猛精進，教化世間。
太虛法師，生於1889年，出身於貧寒家庭，5歲喪父，6歲喪母，幼年又多病，由外祖母撫養成人。外祖母篤信佛教，他9歲即隨外祖母朝過安徽的九華山，13歲朝浙江的普陀山，受到外祖母信佛的影響，信仰了佛教。15歲在海寧縣長安鎮一家百貨商店做學徒，因不願為店主做家庭瑣事，遂萌發出世之念。16歲在蘇州的平望山小九華拜士達和尚為師，剃度出家。不久，由士達和尚帶到寧波天童寺，依敬安和尚受具足戒，因太虛聰慧過人，深受戒師寄禪和尚的賞識，並得到他的培養。後來隨敬安參加了江蘇僧伽教育會，來到金陵刻經處祗洹精舍，跟隨揚仁山居士等學習佛學。原來生活在深山古寺，自此開始從事佛教運動。
大師的一切行為都發自他對佛法的認識，他認為適應現代化的佛法，當以人類為中心，建立契合時機之佛學，普度一切有情，變過去神本鬼本之佛教為人本之佛教。而人生佛教的第一要義在於解決現代社會人生問題;第二要義則應擺脫注重個人解脫的小乘佛教，適應現代社會的群體，悲智雙運，大智大悲開展民眾運動為中心;佛法的第三要義當以圓漸的大乘佛教為中心。此後，在此思想基礎上，太虛法師的一生行動皆以此為中心展開，積極從事佛教改革。1912年，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法師憑藉和國民黨的關係，在鎮江金山寺組織佛教協進會，著手改革佛教。在召開大會時，法師任主席，提出「人間佛教，走上社會」的思想觀點，受到其他法師和一些青年僧人的支持。後太虛法師以金山江天禪寺為基點，搞起改革，演出三進三出，大鬧金山的故事。法師首先將廟裡房子貼上了大禮堂、接待室、辦公室、教室、食堂……等紙條，將大雄寶殿、禪堂、齋堂等佛教名詞全改為現代社會名詞。其他法師堅決反對，他們向鎮江市其他寺廟呼籲，在市里各寺廟的支持下，向太虛和仁山法師一班人馬展開圍攻。當時，太虛法師不在，仁山法師差點被打死，幸而逃脫了。太虛和仁山法師跑到江蘇省政府告狀，從鎮江市里領來一批人把領頭鬧事的青權和霜亭兩位老和尚抓起來，關在監獄裡。廟裡沒人管理亂得一團糟。監院蔭屏回來後，冒雨連夜趕到上海，在哈同花園找到了鎮金山寺老方丈宗仰大和尚，投跪不起。此事經革命軍總司令黃興干預，才告平息。太虛法師的改革由於時機不成熟，剛剛拉開一個序幕便告失敗了。
「大鬧金山」事件之後，1921年，太虛法師主持杭州淨慈寺，當他應邀北上參加「辛酉講經會」之際，浙江省的一些舊派人物，慫恿省長下令撤銷法師的淨茲寺住持職位。法師在北京獲悉後，抗訴於平政院。後來法師回杭，大總統徐世昌頒贈了「南屏正覺」匾額一方;同時「辛酉講經會」又公推倪德薰、康有為等知名人士陪送大師回淨慈寺。這樣一來，撤銷住持職位一事就煙消雲散，不了而了。太虛法師銳意改革，不管方法和結果如何，其情可嘆，其行可敬。由於他一貫地本於純潔無疵的淨信，故能在外界的謠傳與詆毀面前，內心始終清淨。
為了實現自己的正見，達到體認真理，法師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八指頭陀的追悼會上，法師提出了佛教宜三種革命說，力主除舊布新，引起了上海佛教界的激烈爭辯。其內容為：第一，組織革命，即制度革命。自佛教傳入中國後，在內部建立宗派制度，成立子孫制，產生了很多不良後果。法師提出廢除剃度制度和傳法制度，主張創辦佛教大學，從學僧中選拔品學兼優的人才，主持寺廟。第二，財產革命，即經濟革命。提出廢除財產寺廟所有制，主張寺廟財產為佛教公有，用來興辦教育，培育僧才和從事社會慈善事業。第三，教理革命，即思想革命。提出剔除佛教思想中之神教、鬼教、巫教等迷信成份，主張建立人生佛教，並作出「如果發願成佛，先須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著名論斷。大師的三種革命之說，是我國佛教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後法師又作《敢問佛學叢報》一文回答《佛學叢報》主編薄一乘的反對文章，謂三種革命說，是指思想、制度、經濟並重，完全能握住佛教革新的全部問題，絕不是薄一乘之輩可能理解的。此後，大師力抗陰力，依舊不斷為改革佛教而努力。
1915年，太虛法師發表了《整理僧伽制度論》，言我國佛教到了近代，依然承襲叢林古制。僧眾熱衷於趕經懺，超度亡靈，品質低劣，思想僵化。那些護法的居士們，除了造廟修塔，求感應，祈保佑之外，無任何作為。這樣老態龍鐘的佛教，不能立足於現代社會!法師痛感在現代社會下，若依然因循舊的佛制，佛教事業是不能得到廣事弘揚的。有鑒於此，他奔走呼號，提倡革新、主張政教分立，建立由僧伽統一的僧團，此文後被譯成日文出版。
1921年，太虛法師在《僧自治說》一文中說：「佛之因行以敬三寶報四恩為本，應隨時代之不同而有差別。在自由的社會裡，應從事農礦，農工、醫藥、教育、藝術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則加為警察、律師、官吏、議員、商賈等。」他認為從事社會職業，利益人群，造福社會，才是成佛的因行。法師的佛法是以人類為中心的，人生佛教的要點，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仁義代替殘殺，以義利代替偷盜，以禮節代替淫邪，以誠信代替欺騙，以節制飲食代替酗酒暴食，做一個人格圓滿的人。推而廣之，國與國之關係，以和平友好代替戰爭仇恨。這樣，世間人人都是佛，處處都是佛國。從佛教制度上，他認為佛教徒首先是一個公民，公民的義務和責任，是建設國家，保衛國家，只有盡了公民的責任，才能談得上酬報佛恩，福利社會，以佛教徒的三皈、五戒、十善來要求自己的言行。佛教徒不能把信仰當成職業，賴此謀一身一家之生活。信仰是個人的私事，每個宗教徒必須有一個正當的社會職業。
1927年，他發表《僧制今論》，主張健全佛教組織，提高僧侶和信眾的德學，積極從事社會文化事業、福利事業。
1930年，太虛法師提出「建僧大綱」。主張全國寺廟不分宗派，建立統一的學僧制、職僧制和法僧等三級僧制。他計畫用12年時間，大量培養大學本科生和佛學專家等佛教高級知識分子，培養約25000名寺廟高級管理人才，對那些喪失工作能力，年老多病的僧民，把他們集中到山林寺廟裡去靜養潛修，使老有所養。
1940年，他在《復興中國佛教應實踐今菩薩行》一文中說：今菩薩行實行者，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優良的佛學和科學知識，參加社會各部門工作。如出家的可以參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則政治界、軍事界、實業界、金融界、勞動界，使國家社會民眾，都得佛之利益。
太虛法師正是基於這種對佛法的正信，孜孜不倦，力倡佛教之改，其目的就是為了使佛教能適應現代社會，獲得新的生命力。為此，太虛法師積極籌辦佛學院。先後創辦了武昌佛學院、北平柏林佛學院、漢藏教理學院、巴利文三藏學院等。太虛法師創辦漢藏教理學院有兩個良好的願望，一是與藏族地區的廣大藏胞團結合作，交流漢藏地區所傳佛教教理，歡迎西藏的「格西「到學院教藏文，講西藏佛教。二是幫助有志去西藏求學的學生，前往康藏深造。第一個赴藏求法團，就是法師的學生大勇率領的。這個求法團的成員，多是武昌佛學院的高才僧，如已故的法尊、嚴定、段克興等，以及現在還健在的觀空。他們對翻譯、教學、科研、著述等都曾做出貢獻。
法師不僅致力於改革佛教，籌辦佛學院，培育僧才，還乘週遊各地的機會，講經說法，弘揚佛學。在台灣宣講《真常之人生》、《佛法兩大要素》;在蘇州象坊橋觀音寺講《維摩詰經》、《大乘起信論》;在南京講《普門品》;在杭州講《唯識二十論》、《華嚴經》;在北京講《法華經》、《因明論》、《金剛經》、《阿彌陀經》;在廬山開暑期講演會;又發起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邀請日、德、美、芬蘭等國佛學家前來參加這個盛會。他還於1925年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在東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1926年遍訪南洋各地。1927年被德國朗福特大學中國學院聘為院董。1928年秋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國宣講佛學;應法國學者建議，在巴黎籌組世界佛學苑。
太虛法師在國家罹難之時，決不是袖手旁觀，而是以自己僅有的力量，以自己所能做到的來教化眾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戰爭烈火橫燒亞、非、美各國，世界動盪不安，國內也處於列強入侵、軍閥混戰、災害瀕繁的局面。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思想混亂，精神空虛。這個時候，法師認為唯有大乘佛教精神，才能擔負起改造世界、挽救中國的歷史使命。1918年秋，大師在滬與章太炎、王一亭、劉仁航、蔣作賓等人創立覺社，發起佛化覺世運動，主編《覺社叢刊》，出版《覺社叢書》，希望以佛陀無上正等正覺之教，平等流入人類心中;以六度、十善的菩薩行願，創造人間淨土，撥一代之亂，圖永世和平。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大師立即發表告台灣、朝鮮、日本4000萬佛教徒書，號召秉承佛訓，反對日本軍閥侵略戰爭。
1932年3月18日，大師痛心於中日民族之相互殘殺，發表《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大意是說：「戰則必致兩敗，和則相得助益。」
1933年5月，法師於上海永生無線電台，播講《佛教與護國》。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山海關，入侵熱河之際，大師又電全國各省市佛教會，組織「青年佛教徒護國團」，號召團員從軍抗日，從事募捐，參加醫療救護隊、慰問隊、運輸隊、宣傳隊等方面的活動。
1939年，法師在國際反侵略協會歡送會中，提出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之說。他到重慶後，曾率國際佛教代表團前往緬甸、印度、錫蘭、新加坡等地訪問，爭取國際佛教徒對我國抗戰的同情，還發動各地華僑捐款支援抗戰。
1943年，面對著中華民族深受凌辱、國家瀕臨淪亡的戰亂局面，為拯救和平，團結抗日，大師積極支持基督將軍馮玉祥等人發起的各宗教界團結統一的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太虛法師被推選為常務理事。他與其他同道一起協助馮將軍積極組織抗日力量，不斷掀起抗日熱潮。在重慶遭受侵略者大轟炸時，又建立佛教徒僧侶救護隊，參加當地救護工作，受到了社會讚揚。
太虛法師的一系列活動均出於他對於佛法真諦的領解。他深明國與家、與佛法的關係，故能於大敵當前，奮然挺身，救助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以真正的佛陀正覺來救助世間的苦難。
太虛法師捨命佛教，為了維持寺廟合法權益，曾不顧一切據理力爭。1943年11月，內政部頒布8月間修正之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內定縣市政府主組委員會徵收興辦，致各地佛教陷於紛亂。法師通電反對，並憤而致書蔣介石，捨命力爭。文中有「振興僧寺發揚佛教，以利益國家民族及世界人類，為太虛第一生命……則太虛當在佛教徒立場上，倍加努力，贊襄復興中國民族之盛業;不然，則不能坐視寺僧被摧殘，佛教危之，而再敟顏苟活於斯世也!」書至，蔣介石乃令內政部取消該辦法，佛教得以保存。
抗日戰爭時期，成都大喇嘛寺被中央軍校占用多年不肯遷讓。能海法師偕同該寺住持80多歲的老喇嘛來到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太虛法師致函考試院院長戴傳賢。戴接到信後，當即專電中央軍校。中央軍校將占寺房立即全部讓出。
1945年3月，湖南省衡陽市佛教寺廟財產被當地政府提撥，太虛法師由重慶飛往衡陽，與當地政府首腦會商後，順利得到解決。
1947年農曆二三月間，太虛法師接上海玉佛寺震華法師圓寂噩耗，親自赴滬為震師起龕舉火;繼而又遭《覺群》編輯福善法師逝世之痛。法師悲憫人生，內心極度震悼，竟突患腦益血，圓寂於上海玉佛寺，僅享年58歲。
縱觀大師的一生，他的著眼點始終是人類，他的佛法的精神也始終是人間佛法。他感於眾生有情的苦難而不忍，積極予以救助，認為這才是佛門弟子真正的大慈大悲救難。他的一生不為名，不為利，總是為人類，為佛教事業而奔波。或為了佛教利益出入於政界，或深入寺廟進行組織、實踐、演說。他這樣辛勤往來於社會，自然招來了一部分人的誹議。有人說他是風頭和尚，有人說他是政治和尚。畫家豐子愷聽到別人對他的議論親自去訪問他，一見之後，證明了外界的傳說都是誤解，稱他為「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進的、真正的和尚」。 魯迅先生說，太虛平易近人，思想通泰。廈門大學孫伏園教授曾說，許多人說太虛是政治和尚，我說他是一個「近代和尚」。太虛法師雖享盛名，但絕無大和尚的架子，與之相處，如沐春風，和藹可親。他對生活隨遇而安，從不計較，經濟上更不在心。太虛法師的立足點始終是做人，他的「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論斷尤其發人深思。佛的覺悟是立足於做人之上的，人尚且做不好，何談成佛!所以，他對佛法的理解都注入對世間眾生的一言一行中。他的一生，也體現在他為漢藏教理學院寫的院訓「澹寧明敏」所啟示的精神中。他自己生活儉樸，但卻樂於助人，而且一旦對事情形成自己的見解，便堅定不移，全力推行，排除一切干擾，真正做到了敏於行。他雖然逝世多年，但他對人生的影響啟迪，卻光照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