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簡單看看慧遠大師是何許人也。也許我們都了解,他是一位高僧大德——淨土宗第一代祖師。那麼深的層面來看,他確實是隨宜應化的一位祖師:他跟鳩摩羅什大師往返的信件當中,鳩摩羅什大師就稱他為「震旦護法菩薩」,而且是有經典依據的;當時天竺國的沙門每天向廬山頂禮,說這個地方有大乘的開士應化。所以慧遠大師由本垂跡,本身是不可思議的一個人物了。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儒、道、釋三家非常通達,教內在般若的經典、禪學的造詣方面,也是登峰造極,心量極為廣大,密護各宗,對外交流,護持那些來中國翻譯的三藏法師——護持力度很大。同時他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啟建白蓮社——專修念佛三昧。他在五十歲那一年來到東林寺,三十餘年足不入俗——足跡都不過虎溪呀,專修念佛三昧,一生有過三次定中見阿彌陀佛的宗教體驗。所以他的道德、學問,確實令後人非常仰慕。特別是慧遠大師作為教內的高僧,在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裡面的地位非常崇高。他所涉及的面也確實非常廣,可以說是多才多藝,同時宗教情懷又非常深厚,所用的功夫又登峰造極,所以這確實是東晉的時候,所出現的帶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位祖師。中國淨土宗由於慧遠大師的德望和全力的推進,才能夠在我們震旦國生下根,開花結果。
……
《三報論》:「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鹹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
好,先看這一段。「三報」就是指現報、生報和後報這三報。對這個三報的事理、因果來加以討論,這就叫「三報論」。好,「三報論」建立,也不是慧遠大師自己來創立,這是依照經典在《阿毗曇心論》裡面就談到這個問題,所以「經說業有三報」。這個「業」的概念就是Karma,就是我們眾生舉心動念、行為造作所產生的一種功能。這個「業」就有它的業力。那麼業一般會分善業、惡業和無記業三種。所造的是身、口、意,尤其這個「意」——我們一個微細的念頭,都在阿賴耶識播下了一個種子,遲早都會有報應。就這個種子生起來,起現行了,這就是它的報顯發出來了。如果我們身、口、意三業,都是很重的心造作的很重的業,那麼這個業力種子的力量大,它顯發出來的時間就會快,後果就會大。這個業啊,是印度古老文明都談的,《四韋陀書》——婆羅門教——都是承認這種「業」的存在。只要造了業,一定會有報,業為因,報為果,這就體現因果的法則。那麼業因它的報有三種,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錯綜複雜的。那麼三種報:一個是「現報」——現世報;一個是來生報,叫「生報」;一個是「後報」,就是多少生以後才去報。那對於這三報,這一看呢,就表明什麼呢?表明佛法這種因果的法則,是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時空態裡面去展開它的觀照的: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這一點,就是佛教的真理所在。
我們凡夫眾生是不了解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所以帶著我們的短淺的知見就容易得出——我的一生就是這一輩子,死了就什麼都沒有——斷滅見。這個斷滅見——死了就沒有,有時候他可能也相信一點因果,但是它叫「一世因果」了。如果你在一世裡面,就是在這一期的生命的過程當中,去建立因果的法則,是沒辦法建立的,因為它不能詮釋錯綜複雜的因果的情形。像這個天主教、基督教,它也相信因果,但是它是講二世的因果。二世的因果在今生層面,它會比斷滅見的一世的因果要高明一些,要超越一些,但是它仍然解釋不了錯綜複雜的因果法則。唯有佛教這種三世因果——如果大家去了解十二因緣,叫二重三世因果,那種錯綜複雜的格局,才能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解釋生命現象的理論體系。
好,那這樣看,「現報」就是我這一世行善或者作惡,就我這個業報身去做,但做的呢,由於這個業力很大,它感的時間很短,今生就接受了這樣的善因的善果,或者惡因的惡報。這就叫「現報」。那來生報——「生報」是什麼?就是我們今生的善惡的行為是到下一輩子去報。你一生行善,下一輩子得人天福報;你一生放縱貪、瞋、痴三毒煩惱,什麼都敢幹,你就到三惡道裡面去接受那種果報。這叫來生報,又叫生報。好,現在討論「後報」,後報就更複雜了,就是我們今生所行善或者造惡的業力——Karma,是經過兩生——不是來生而是來生的來生,或者三生、十生、百生、千生、萬生乃至恆河沙劫之後,才會有果報。那這種狀態,你看我們凡夫的肉眼是只會對這一世因果有所了解,天眼通可以對來生有所了解,證果的聖人比如說阿羅漢,能夠了解八萬大劫的善惡因果報應的情形,那麼八萬大劫以後的情況——宿命通他沒有,恆河沙劫之後,這個過程當中的善惡因果唯有佛才知道。有一天,佛就問舍利弗——指著一個鴿子:「你看這個鴿子,它宿世是什麼?何時得脫?」舍利弗觀察,它以前的八萬大劫以來,都是一隻鴿子;再觀察它什麼時候能夠脫離鴿子身體,觀察它八萬大劫後還沒有脫離。這就聲聞的智慧是有限的。那佛就告訴他,在八萬大劫以前這個鴿子是什麼身份,在未來的八萬大劫以後,它在什麼時候能夠脫離鴿身,能夠得人身,能夠修五戒做優婆塞,能夠最後慢慢修行得到成佛之果:佛能夠展示得清清楚楚。我們要了解這個果報三個概念:現報、生報、後報。
好,那這樣的一個受報的過程,又不是我們像一加一可以定義的,它裡面太複雜了。比如從那個時代,我們中國的很多佛學學者都在爭論:這個受報的主體有不有?誰來受報?難道受報的有個客觀的主體嗎?如果說有個客觀的主體,不符合佛法的精神;但是又沒有這種受報的主體嘛,也不是。所以這就有一個叫「相似相續」的概念要出來了——「不一不異」。受報它沒有一個主體——這個「受之無主」。你接受這個果報,不是一個一定的東西,不是一個定命的東西——就是主宰。但是又不能說它沒有,它一定要由這個受報起現行。阿賴耶識裡面的種子怎麼起現行?是由於這個「心」。但這個「心」也不是客體的東西,「心」是由於外境才有的。由於外境才生起了這個「心」,所以「心」沒有一個決定的這種掌控的功能。那麼這樣,到底怎麼理解呢?這裡就提出一個概念——實際上是一種智慧——「感應」這個問題。慧遠大師在對一種事情的把握方面——在「感」和「應」這樣的一個把握方面,是非常到位的,包括對《周易》也是以「感」作為它的體性的。那麼「感應」是宇宙、人生、生命當中至高的原則。
這個因果報應,是由於我們這個「心」感了外面的事境,原來所造的那個Karma的力才有應,這叫「感事而應」。如果有這個種子,但你沒有外部的事境——沒有這個條件,它就應不出來。所以這個受報也是因緣和合的產物。這個法相唯識談,阿賴耶識的藏識裡面有無量劫以來善善惡惡的種子,但這個種子是不是起現行,是取決於你外部的條件。這個種子起現行,現行熏種子,這裡面哪些種子可以起現行,哪些種子不起現行,它是複雜的。你不能說它一定起現行,或者有些種子提前起現行,這都是「感事而應」的產物。「事」千變萬化,「心」錯綜複雜,所以這就決定了這種受報的表現形態多樣,你不能機械地把它定起來。那麼業裡面有些「定業」,有些「不定業」,這些都要在「感事而應」裡面找到它相應的表現形態。我們的心是感外面的事境——阿賴耶識的種子產生了一種現行的作用——那麼這樣的「心」和「境」之間的這種感應,就會使這個「因」呢:你感得強,感得業力重,它起現報——起現行的速度就快;如果你感得心弱,事境也比較弱,它就會來得比較遲。所以雖然造了這個惡業,但是是今生報,還是來生報,還是無量劫以後才報,這是不定的。這是根據我們能感之心和所接觸的事境這種感應的強度來決定的,所以果報有先有後。
但雖然果報現前有前後時間上的差異,但是它不離開一個原則:都是我們的心隨著所遇的人事環境,而顯發的一種對境。「對」就是應的意思。對應出來的東西,都是這個原理出來的。那麼由於我們能感的心有輕、重,所以所應的這種果報也就有強、弱的差異。強、弱也就表明這個業有時候來得重,有時候來得輕。這個果報的輕重追溯它的源頭,跟我們當時造業是重心造,還是輕心造,也是對應的。比如說我們造過殺人的業,在造殺人業的過程當中,也有輕和重的差異。他有時候就想只是教訓一下,用刀背砍一下,說明他的殺心要輕一點;如果他用非常狠毒的心——「我一刀要把他劈成兩段」,他這個心就來得重一些。你重心,它的報就來得重;你輕心,它來的報就來輕。這裡面常常講半斤對八兩喔。
所以這樣的一個因果報應都是法爾自然的,那種賞罰機制沒有誰去主宰的:沒有上帝去主宰,也沒有佛菩薩去主宰。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心、自己的業所導致的,這就叫「自然之賞罰」。「自然」不是我們一般道家講的自然,「自」就是自動啊,你自性裡面法爾自然的那種種子起現行:輕重、強弱的那種對應關係——善因給你獎賞,惡因給你懲罰——的一種自然的報應。這就是現報、生報、後報大概的發生的基本機制。你看慧遠大師用非常簡略的語言,把大、小乘經典關於三世因果報應的核心的原理揭示出來。如果你要展開這個因果的機制,可以講很多,但慧遠大師只是從「感事而應」這個層面,把它的發生機制給我們表達出來。最後的結論是:這是自然的賞罰。
既然是自然的賞罰,它就告訴我們: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行為的責任者,是不能逃脫這種行為的責任的。這就是我們原來學存在主義哲學,沙特講這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一樣,因為你是自由選擇的主體。你既然是自由的,是你選擇的,那你就得要承擔這個行為的責任。當時甚至有人跟他討論:「如果我被國家徵兵到戰場去打仗,我是被迫去打仗,難道我還要負戰爭的責任嗎?」那存在主義他認為你要負責任的:因為你儘管是被徵兵上戰場,在這過程當中仍然有你選擇的自由,你可以裝病不去呀。他說:「裝病裝不了呀。」「那你可以逃跑哇。」「逃又逃不掉啊。」「那你可以自殺呀。」你又不裝病,你又不逃跑,甚至不自殺,那你上了戰場就要負戰爭的責任了。所以這種責任是嚴峻的,是不可推卸的。當時存在主義熱——原來我也是讀本科的時候——七九年、八零年,當一接觸到這種學說,感覺到別開生面。它能夠把一種主體性顯示出來,比那種要好:社會上碰到什麼事都是「我是沒辦法,我是被動員的,我是……」,他都能夠推得一乾二淨。整個的民族的災難、整個「文革」的罪責,這些紅衛兵他也可以推:「這是動員出來的。」造反派也可以推,推推推,那推的就是「四人幫」負責任了。每個人都有責任哪!你紅衛兵去燒啦,去搶啦,造反啦,你能說沒有責任嗎?所以我們中國人要建立一種責任的意識啊,這是不能推卸的。你只要做了,只要參與了,你是推卸不了的,這是自然的賞罰。你看「文革」那些砸佛像的,最終都沒有好結果,實際上他已經得到現報了。
——2009年8月大安法師講《三報論》於東林淨土文化夏令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