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文學藝術及科學技術的貢獻
中國佛學院講師道堅
一 佛教與中國文學
佛教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文體，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詞方法，也就是帶來了形式和內容兩方面的重大變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對於律體詩和俗文學(包括說唱文學、通俗小說、戲曲等)的產生有著直接的作用；在內容方面，主張就人生而觀其無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變轉幻化，從而為文人開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現實的想像力，表現出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
(一) 佛教翻譯文學的形成
從漢末到西晉，安世高、支婁迦讖、竺法護等人採取直譯的方法翻譯佛經，「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宋高僧傳·安世高傳》)東晉以來，佛經翻譯家逐漸創造了一種融冶華梵的新體裁——翻譯文學，為中國文學史開闢了新的園地。如姚秦時譯經大師鳩摩羅什主譯的《維摩詰所說經》、《妙法蓮華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等，譯文宏麗優美，語意顯明曉暢，為歷代文人所喜愛，常被人們作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讀，對文學界影響很大。佛陀跋陀羅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文瀾壯闊，宏偉瑰奇。曇無讖譯《佛所行贊經》，傳述釋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韻文形式的傳記文學。《大方廣佛華嚴經》和《佛所行贊經》這兩部佛經的文學色彩極為濃厚，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不小。中國漢魏以來，散文和韻文日益走上駢儷的道路，此時的佛經翻譯家以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譯經，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這種新文體對改變當時中國文學的文體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代的文學發展。
佛教經典重視形式上的布局和結構，如《佛所行贊經》、《佛本行經》、《普曜經》等是佛教長篇故事，內容豐富，情節感人，人物構思縝密，對後來的長篇故事的創作有一定的影響。《須賴經》等是小說體作品，《維摩詰所說經》、《思益梵天所問經》是半小說體、半戲劇體的作品，這些形式、體裁在中國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沒有的。上述佛典的譯出，對於後代彈詞、平話、小說、戲曲的產生和繁榮，有著啟迪、鼓舞和推動的作用。
佛教經典在宣講教義之時，常使用通俗易懂的譬喻體，即以豐富的故事情節展現有關宇宙人生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巨大。如南齊求那毗地所譯出《百喻經》二卷，列舉譬喻故事98條，就是一部文筆樸素、情景感人的文學作品。當年魯迅先生曾把它當作中國思想史上的資料進行研究，從中吸收有益的成份，並捐款刻印，廣泛流通。從文學史上看，譬喻體文學的譯出，對我國後世的寓言文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二) 佛教推動音韻學和律體詩及詩歌的產生和發展
佛教對於中國詩歌的影響十分巨大，如伴隨著佛教而傳入的印度聲明論，導致南朝音韻學上四聲的發明和詩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從而推動了唐以來格律詩新體裁的開創。中國古代也注重詩歌的音節及聲律的探討，魏李登就曾作過韻書《聲類》(已佚)，但並沒有形成一定的音韻學規則。晉宋以來，居住在建康的一批善聲水門和審音文交，曾在一起研究過音韻學。齊梁時代文學家沈約、王融和周顒等文士，在佛教《涅槃經》等梵聲學的影響下，把字音的聲調高低分為平上去入四聲，用於詩詞的格律。沈約等人發明聲律論，既吸取了我國古代音韻學研究的成果，同時也直接受到了佛經轉讀和梵文拼音的影響。沈約所撰《四聲譜》(已佚)提出八病之說，強調作詩應避開八種音律上的弊病，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等有違格律的過失。沈約一派詩人創傷的詩歌，體裁短小，十分重視聲律，史稱「永明體」。「永明體」標示著我國詩歌從比較自由的「古體」走向格律嚴整的「近體」，使中國的詩歌更加注重格律和音節的美學化，對後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巨大。
中國詩壇在魏代中期以來，玄學思想成為詩歌的主旋律，即所謂的「玄言詩」。在東晉時代，佛教般若學廣泛流傳，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而無所得的思潮給當時詩人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一些佛教學者就在玄言詩的土壤里，詩詞意境裡注入般若空宗的理念，形成了一種優遊自得、寂靜恬適的詩境。如東晉佛教般若學者支道林就是當時最傑出的佛教詩人。支道林不僅嫻熟佛學，還精通老莊哲學，所以他的詩結合老莊思想，文采沖逸，才藻新奇，極得文人的讚賞。當時著名玄言詩人孫綽、許詢、王羲之等人都跟支道林交遊，一起探求玄理，並深受其影響。晉宋之際的大詩人謝靈運也對佛這有精湛的研究，還曾和慧觀法師一起擔任過《大般涅槃經》的潤文。他善於刻畫自然山水景物，意境悠遠而空靈，對於山水詩的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早期除以佛理入詩之外，還有專以詩文吟唱佛理的，如支道林的《詠懷詩》、王齊之的《念佛三昧詩》、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和《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謝靈運的《淨土詠》、梁武帝蕭衍的《淨業賦》等等，對後來的詩歌都有很大的影響。
唐代禪宗的興起對唐代文學的發展和密切關係，禪和詩都注重內在的體驗，重視象喻和啟發，追求言外之意趣。禪宗對這種宗教實踐和詩歌創作實踐提供了相互溝通的的橋樑。在唐代，一些著名詩人談禪、參禪，以詩文表達心中的悟境就形成了禪趣禪理盎然的禪詩，而禪師也和詩人相互酬唱，以詩來表達人生的理想和證悟的境界，從而表現濃郁的詩詞禪學化，為唐代詩歌創作打開了新的一頁。任運自然的禪宗思想給詩歌的內容以強烈的刺激，豐富了詩歌的意境，使詩歌的面貌更為多姿多彩。如唐代的王維不僅是一個信仰佛教的居士，他還是唐代著名的畫家、詩人，兼通音樂，與詩仙李白、詩聖杜甫齊名，號為「詩佛」。王維的詩主要是山水詩，通過田園山水的描繪，宣揚隱居生活和佛教禪理。和王維同一類型的詩人如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等，他們的詩歌都引證佛典，意境深遠而典雅，佛理與情景交融。唐代還有以俗語表述佛理禪機的，如王梵志、寒山子、拾得等人。這些人的詩歌以平實質樸、淺顯易懂的語言，但意境上尋求超越世俗的生活，禪趣橫溢。其中寒山詩深受白居易、王安石等人的推崇，影響久遠。
宋代是禪宗隆盛時期，一些文人也以奉佛參禪，與名僧交遊為時尚，如蘇軾、王安石、黃庭堅、陸游、楊萬里等人，多以佛理入詩，甚至取材於禪宗語錄，這種以詩歌風格，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的詩歌創作。
(三)佛教導致說唱文學——變文、寶卷、彈詞、鼓詞的相繼產生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佛教對於說唱文學和小說的影響，比對詩歌的影響還要顯著。自南北朝以來，佛教為了弘法的需要，開始推行經文的「轉讀」、「梵唄」的歌唱和「唱導」三種宣傳教義的方式。由於誦讀、講說、歌唱、讚嘆等形式多樣化，說唱結合不僅開佛教俗唱的風氣，而且有變文之作，繼之有寶卷、彈詞、鼓詞等文學藝術出現。
佛教經典中的頌文稱為「偈頌」，是可以用來詠唱的，但在轉梵為漢後，因限於字義音韻等原因而不能歌唱了。於是有人用印度的聲律學製成曲調來歌唱漢文偈頌，形成了中國佛教音樂——「梵唄」。佛教為了弘法的需要，讓艱澀的語言轉變成通俗易懂的俗語，由經師來擔任佛經的轉讀和梵唄，使佛教生活化、藝術化，同時又影響了中國俗文學的發展。
唱導也是重要的佛教通俗化的重要形式，本來和經師不同，不是以諷詠佛經為主，而是以歌唱緣事為主。梁陳之際，經師和唱導便合流了。中唐以後，由於民間的口語有了轉變，諷詠佛經一般人已經難以聽懂了，於是又將經文譯成唐代俗語，這就是「變文」了。變文是佛教影響中國通俗文學的肇始。凡將佛陀的本生故事繪成彩畫，稱為「變現」，後來發展為說唱佛經故事，這種唱出的文詞，稱為「變文」。唐代流行一種叫做「轉變」的說唱藝術，「轉」是說唱，「變」是變易文體。表演者一邊展示佛教故事圖像，一邊說唱故事。轉變時使用的圖像稱「變相」，說唱故事的底本稱為「變文」。變文的起源，與佛教經典文體和六朝時代佛教通俗化有直接關係。寺院僧侶為了採取通俗化的傳教方式，經常舉行以變文為話本的通俗說唱，這就是「俗講」。俗講由兩人主持，先由引導者「都講」高唱一段經文，隨後由俗講法師加以詳細解說。這種吸取中國民間說唱的特色增加佛教故事化的成分，採用韻文散文結合、有說有唱的新形式演唱經文，達到了吸引聽眾，開導人心的作用。這種有唱有說、詩文合體的藝術形式，開我國說唱文學的先河。變文吸取中國傳統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記敘曲折，情節生動，故事性強，文字通俗明快，韻散結合，為大從所喜愛，不僅保存了大量古代長期流傳的傳說故事和流行口語，而且開創了一代較為自由的新文風。
變文雖為人民大眾所喜愛，但不能登大雅之堂。北宋真宗趙恆明令禁止變文流行，佛教寺院裡講唱變文之風因此而消亡。然而，繼變文之後，由變文演變而成的以唱為主的寶卷，受變文影響而成的彈詞、鼓詞、諸宮調及以講為主的講史、小說的話本相繼形成。
寶卷形成於宋代，盛行於明清。以用七字句、十字句的韻文為主，間以散文。以佛教故事為題材，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和賞善罰惡思想。如現存的《香山寶卷》，傳為北宋普明禪師的作品。還有《魚籃寶卷》、《目連三世寶卷》等，都是宣揚佛教故事的。受到佛教寶卷的影響，明清以來逐漸也流行以民間故事為題材的寶卷，使寶卷發展成為一種曲藝。彈詞形成於元代，盛行於明清時期。表演者大都一至三人，採取有說有唱的形式。樂器多數以三弦、琵琶等樂器伴奏。鼓詞流行於明清時期的北方，而彈詞則盛行於南方。諸宮調起源於北宋，流行於宋、金、元時代，講唱結合，以唱為主，唱的音調運用當時流行的曲調改編而成。諸宮調以不同的宮調演唱數以萬言的長篇故事，雜以說白，直接影響了元雜劇的形成
(四) 佛教為古典小說和戲曲提供了故事情節和思想內容
中國先秦小說不受士大夫階層的重視，以為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不能登大雅之堂。從六朝開始出現志怪小說，唐代有傳奇講史，宋人有話本小說，無明以來有章回小說，小說逐漸才自成一派，登上文學的殿堂，甚至與詩歌分庭搞禮。小說敘事性的文學體裁之一，它以人物形象的塑造為中心，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具體環境的描寫，廣泛而深刻地反映社會生活。我國古代一些小說在體裁結構、故事來源、藝術構思和思想傾向等方面都受到佛教的影響。
唐代佛教僧侶創造的變文是用俗講的方式來說唱佛經，俗講影響了唐人的「說話」。「說話」即運用通俗的語言演講故事，是一種說唱藝術。宋代又演變為「說話人」在說書場演講故事。「說話」的故事底本為「話本」，「話本」分為「講史」和「小說」兩類。前者多用淺近文言初具長篇規模，後者多半為白話短篇。如宋人說經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七章，缺首章，是敘述唐三藏玄奘和猴行者西天取經的故事。其為長篇章回小說的雛型，由話本小說進一步發展為章回小說，分回標目，故事連線，段落整齊，成為明清時代長篇小說的主要形式，直接影響了小說的發展和形式。
佛教對我國古代志怪小說和神魔小說提供故事來源，啟發藝術構思。我國上古文學作品注意「辭達」，風格質樸，不利於小說的創傷和發展。而佛教典籍則廣取譬喻，以寓言、故事來說明教義，往往把佛理融化在華麗奇妙的文藝形式里，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傳，有利於打破中國小說的博物、逸聞、笑話等傳統題材的束縛，為小說創作打開文闊的天地。六朝時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談鬼神、稱道靈異的社會風氣，從而產生了許多志怪小說。如乾寶的《搜神記》、顏之推的《冤魂志》、吳均的《續齊諧記》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還有如王琰的《冥祥記》、劉義慶的《幽明錄》等，是專門宣揚佛教善惡報應及輪迴思想的作品。
佛教經論中的故事情節豐富了中國小說的思想和內容。如魯迅先生就認為六朝人志怪思想的發達得益於印度佛教的輸入，他還根據段成式《酉陽雜俎》的說法，指出陽羨鵝籠書生的故事實際上是吸取三國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十八條中「壺中人」的故事演化而成的。
再如明吳承恩的《西遊記》，是在民間流傳的唐僧玄奘大師印度取經的故事和有關話本、雜劇的基礎上，演變而成的浪漫主義神魔故事小說。小說中的許多故事都起源於著名的佛教傳記《玄奘法師傳》和佛教遊記《大唐西域記》，並結合《華嚴經》中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求學經歷，描寫了唐僧西去經歷八十一難的傳奇故事，表現出佛教思想的深刻烙印。又如《封神演義》，是演述商末政治紛亂和周武王伐商的歷史故事。書中敘述的三十六路伐西歧，也同樣受到了《大方廣佛華嚴經》和《降魔變文》的啟示。書中不少佛仙鬥法的描寫，其中許多人物直接取材於佛典。如哪吒的原型就是佛教四大天王中北方毗沙門天王的三太子「那吒」，是一個佛教護法神。
佛教哲學也影響到古典小說的創作。如著名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描述東漢末年和三國時代封建集團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其開卷題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眼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表現出人生如幻的出世思想。《金瓶梅詞話》描述了市儈的暴發戶西門慶的荒淫無恥形象，並以他的一生起落，現象地說明了慾海無厭的可悲下場。如小說《紅樓夢》，受到佛教的影響也很大，對命運和人生都有深刻的反省。
我國元代雜劇表演形式出現後，才有結合樂歌、舞蹈、科白的正式戲劇。元雜劇不僅取材於傳奇和小說，有的還直接引入佛教故事。元雜劇分為12科，其中「神頭鬼面」就包括佛教的題材。如鄭廷玉的《布袋和尚》、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等都很著名。明代雜劇《觀世音修行香山記》、《目連救母勸善戲文》等，也都是戲曲中深受佛教影響的明顯例證。
(五) 佛教對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影響
佛教不僅對我國古代文學創作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且對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形成和發展也有直接的推動作用。佛教提倡的思辨方法、直覺方法，與文學創作的理論思維有許多默契之處；佛教重視超脫客觀環境的牽累，追求清淨的精神境界，與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人們的審美認識，也有某種相通之處。因此，佛教學說深刻地影響了古代文學理論批評。
佛教提倡以神秘的直覺來證悟最高的真理，因為最高的真如是文字語言不足以表達，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都是難以把握本體的世界的。那麼如何去真切地了知實相的世界呢？佛教提出頓悟說。即真理玄妙一體，不可分割，證悟真如之理，與理冥符，沒有分別之心，也不用漸次的進程，在生活的當下悟入真如境。直覺的審美觀就影響到一些詩人的文學理論思想，如南朝梁代的劉勰，曾依止僧祐大師學習十餘年，並幫助僧祐編著《出三藏記集》十五卷。他所撰著名的文學批評典籍《文心雕龍》十卷，與鍾嶸的《詩品》並稱中國文學批評典籍的雙璧，書中多取佛教條目，以建立文章軌則，又會通梵華音義，以詮釋他的文藝思想。《壇經》認為「迷來經累劫，悟則剎那間」，眾生對本性由迷到悟的轉變在一念相應，覺悟到本性就是佛，一剎那之間完成。在佛教言語道斷說和頓悟說的影響下，唐代詩僧皎然作《詩式》，專門討論詩歌的體制和方法。文中極為讚賞他的遠祖謝靈運的詩作「發皆造極」，有「空王之助」，達到了詩人的最高境界。唐末司空圖(837—908)作《二十四詩品》(簡稱《詩品》)，繼承和發展劉勰、皎然的思想，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作品形象特色，追求以意會而不可又言傳的「韻外之致」、「昧外之旨」，即作品的弦外之音，把韻味和含蓄作為詩歌的首要藝術特徵。後來的南宋文學批評家嚴羽作《滄浪詩話》，運用佛教的頓悟之說，認為「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追求意在言外的深遠意境，強調詩要有形象思維，要有審美判斷，對文學理論有很大貢獻。清代王士禛(1634—1711)作《帶經堂詩話》，繼承前人的文學批評理論，提出「神韻」說。「神韻的的特徵是含蓄深遠，意余言外，被認為是詩家三昧的一種重要藝術準則。
除頓悟說、妙悟說和神韻說外，詩論界還有以佛教因明學論詩，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子(1619—1692)的「現量」說為代表。現量是對事物形象的直覺體驗，指感性認識，因而詩歌也不宜憑空推敲，不能脫離現實的人生傾向。唐宋以來的文學評論著作，十分重視「境界」的理論。境即指客觀存在，境界是指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生活圖景和表現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種藝術境界，也就是「意境」。
佛教對文學批評理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禪宗。宋代以禪喻詩已經成為風氣，詩禪之喻幾乎成為流行的口頭禪。一些詩僧和文人紛紛以禪家的理論來論述詩詞的創作、欣賞和評論。
(六)佛教為中國文學語言寶庫增添新的辭彙
隨著佛教典籍的翻譯和流傳，佛教典籍中不少優美的典故和具有藝術美的新詞語，被引進了我國六朝尤其是唐以後的文學作品，其中源於佛教的成語，幾乎占了漢語史上外來成語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和中國佛教的新辭彙豐富了我國文學語言的寶庫，使漢語言的表現力更為靈活，為中國文化生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流傳，佛教用語也逐漸變成了漢語系的日常用語，如世界、實際、如實和實相等，是佛教闡述本體論時的常用語，如相對、萬法、現象、事法等是描述佛教現象學的用語，如覺悟、解脫、涅槃、頓悟等，是指佛教通過修行達到的人格自由與解放境界，如眾生、六道、有情、無情等，是佛教的生命觀，如淨土、彼岸等，是佛教描述不再有世間煩惱的理想社會的用語，如知識、唯心、比量等是佛教方法論用語，等等。源於佛教的語言如六根清淨、拖泥帶水、大慈大悲、生老病死、心猿意馬、本地風光、唯我獨尊、不可思議、冷曖自知、皆大歡喜、菩薩心腸、大千世界、天龍八部、當頭棒喝、現身說法、借花獻佛、呵佛罵祖、痴人說夢、蒸沙成飯、泥牛入海、井中撈月、功德無量、五體投地、丈六金身、僧多粥少、苦中作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上述種種佛教語言現象，隨著佛教的通俗化弘揚，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用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辭彙內容非常廣泛，幾乎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我們的政治、文化、經濟、哲學、文學等內容，極大地豐富了漢語的表現力，方便了人們的思想交流，在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